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当伙伴“遇见”盟友--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模式研究

在中国目前的伙伴关系国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盟国。因此,评估这一伙伴与盟友的互动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伙伴关系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有三个特征:一是协调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属于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一部分;二是差异性,与美国盟友的伙伴关系因区域而不同,与欧洲盟友的伙伴关系构建相对较为顺利,与亚太盟友则遭遇困难;三是递进性,即中国与美国盟国的伙伴关系随形势发展逐步推进。中国伙伴关系网络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互动表现为三种模式:和平共处,同盟体系遏制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化解同盟体系的遏制。导致上述模式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吸引力可使他国从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中获利,并以此为基础扩大互信,夯实伙伴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伙伴关系建设还取决于双边安全矛盾的程度,伙伴关系目前还停留在低政治的阶段,故而一旦遇到高政治领域内的安全矛盾,伙伴关系开展将受到严重的阻碍。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中的环境与贸易关系分析及建议

在2015年制定完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中,环境保护成为了这一多边贸易安排中的重要一环。该环境条款反映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中,平衡贸易发展和环境保护日益成为发展的重点,体现了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限制与促进并存、强化国际合作机制与尊重国家主权共进这两条主线。TPP这一环境条款虽然对中国贸易发展制造了一定的障碍,但同时也带来一定机遇。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环境货物上的优势,并且深化自身改革,从而应对TPP带来的挑战。

政治转型中的军人：军队特性与政变结果

军队特性是影响军队夺权结果的关键变量。在政治转型前,军队特性可分为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两类。这两种类型军队可从控制模式、介入政治纠纷程度和身份认同差异等三个维度进行区分。由于自主性军队和依附性军队在以上三个维度所存在的差异,导致了其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行动能力、话语权建构和灵活性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夺权结果的不同。作者以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军队为案例,阐述了政治转型之前军队特性对转型之后其夺权结果的影响,进而分析军队在政治转型后与文官争夺的主导权的斗争中获胜的原因。自主性军队行动能力强,同时凭借其军事特性可以实现与前政权的脱钩,并且其长期以来在民众中积累的话语权和灵活性优势也使其在与文官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因此能够夺权成功。而在依附性军队中,由于其缺乏自主决策能力,并且紧密卷入前政权事务,因此其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势力首先消灭的对象,故而其夺权行动往往失败。

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

当前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成为内战研究的重点。武装组织治理制度是武装组织对其控制区域和民众管理的相应制度与规则体系。以反叛成功为分析对象,通过系统评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建设对其内战中获得冲突优势的影响,可以看到,武装组织的反叛成功并不直接由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决定,而是取决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在内部与外部产生的效果。在内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取得良好的相对治理绩效;在外部维度,武装组织治理制度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并可对其进行塑造。而武装组织治理制度并不能确保相应效果的实现。通过混合研究的模式对以上观点进行检验:在定量研究方面,通过两个不同层次的数据库对于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无直接的联系;在案例比较研究方面,通过两个具体武装组织的实践案例(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武装组织治理制度与反叛成功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因此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促进关系。

“革命者的失望”与“革命联盟”内部分裂——对埃及和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参与者的数据分析

2011年以来,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对埃及和突尼斯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该运动产生的各种研究议题中,参与过此次运动的民众对于该运动的评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以"革命者的失望"为视角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革命者的失望"这一变量反映了"革命联盟"在胜利后的分裂进程,是转型阶段中各种政治力量权力斗争、经济冲突与理念冲突的体现。以上三种类型的冲突可操作化为民主支持度、经济地位和政治伊斯兰等三个变量,并根据"阿拉伯民主晴雨表"的数据,对以上变量与"革命者的失望"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都出现了先前运动参与者对此运动发展的失望问题,不过,具体影响失望的变量在两国有所不同。在民主支持度上,虽然埃及和突尼斯民主支持度对参与者的失望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其方向完全相反。在经济地位上,突尼斯呈现出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埃及却没有出现显著的影响。在政治伊斯兰问题上,作者创新性地将政治伊斯兰分成政策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和政权伊斯兰等三个维度,并且发现三个维度的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和突尼斯两国呈现的影响并不相同,反映了政治伊斯兰与"革命者失望"之间的微妙复杂联系。

内战反对派武装的联盟构建与内部冲突--以叙利亚内战为例

在内战进程中,不同的反对派武装组织有时会构建起联盟共同反抗政府军,而有时则会相互袭击引发内部冲突。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已是当前内战研究理论的重点。通过回顾既有研究对此问题提出的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解释,文章认为单纯的理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均无法解释反对派联盟的形式与瓦解。因此,文章提出了一个将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分析理念因素与物质因素交互影响反对派联盟形成和内部冲突。在政府军实力较强的情况下,理念因素无法起作用,而反对派内部实力均衡与否也将使得理念因素对联盟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外部支持则会加强理念在反对派联盟形成中的影响作用。文章以叙利亚内战作为阐释性案例,采取案例内比较的方式,对提出的逻辑进行分析。

网络社区和公众营销: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获得话语权的新途径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非政府组织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舞台上重要的行为体。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我国与世界交流进一步增多,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开始进入中国,在环保、医疗、教育、慈善等领域发挥其影响。在这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获得对于公众的话语权是其实现政策影响、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非政府组织难以在中国社会获得有效的话语权。不过,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中国网络社区的兴起,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获得了一块相对现实社会而言监管较松、限制较少的场域。故而在华国际非政府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长期积累的公共关系培育经验,通过公众营销的方式来获得其在传统情况下无法获得的话语权。

恐怖组织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可能性分析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技术发展前沿重点区块链技术,在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开辟新疆域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在区块链可能导致的各种安全风险中,区块链技术是否能为恐怖组织所用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例如,作为区块链的主要应用场景,加密数字货币(以下简称“加密货币”)已为某些恐怖组织所关注并使用。

安全风险分析的方法创新与实践--以“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建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安全信息的搜集与风险预警已成为重要议题,运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对相关国家政治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解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建设,综合利用人工编撰与机器学习的方法搜集资料,细化分析单位,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进行数据展示。该数据库能够有效展示相关国家的总体安全状况,以可视化方式展示冲突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以网络化方式展示冲突事件本质等,不仅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数据支持,而且还可以为安全风险研究的方法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战略行为的模式变迁——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

深度学习算法的突破使人工智能技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技术进步带来的破壁效应推动了国际战略领域的深刻变革。依托持续完善的算法、不断提升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国际行为体提供更系统的战略评估和精准的战略决策,保证更高效的战略动员与执行。随着新技术逐渐渗入战略行为的各个环节,战略领域将先后出现"先发优势"和"数据—算法竞争"两种新的战略行为模式,最终推动人类的战略行为形态从人与人的竞争逐步走向数据与算法的竞争。当然,在战略行为模式重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遭遇黑箱状态、鸿沟效应等潜在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努力降低其中的可能威胁,推动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加稳定而繁荣的新时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模式识别与影响

沿线国家内部政权更迭逐渐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沿线国家既存在颠覆性政权更迭的可能,又存在常规性政权更迭的可能。颠覆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率较低,但影响较大;而常规性政权更迭发生的频繁和可预测性均较高,并且其影响通常可控。一些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具有周期性、区域交错性、反复性与意外性等特点。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将长期面临政权更迭的风险,而且将对当事国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在政权更迭初期,当事国国内稳定与经济发展将受到冲击,直接威胁"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建设;从中长期看,后续影响将取决于政权更迭对当事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稳定的破坏程度以及相关经济合作项目与该国国内政治的关联程度。如果当事国在政权更迭后仍能保持政局稳定,并且继续对"一带一路"合作持欢迎立场,就不会对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造成持续的负面影响。今后,中国应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权更迭,及时制定预案,综合施策,有效管控其造成的影响。

特大型城市人口控制与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设计思考

当前我国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在造成城市过度拥挤和生态恶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失衡。导致特大型城市人口膨胀和劳动力无序流动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尚缺乏统筹考虑特大型城市和区域均衡发展的劳动力流动政策。因此,未来有必要从国家战略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综合考虑和制订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探究

内部会计控制是指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

关于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探析

本文立足于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现状，阐述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坚持认真遵循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原则与法规才能从而达到完善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目的。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本院在国际英文舆论场传播中国声音

根据中央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营造良好国内国际舆论环境的指示精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迅速行动,组成由陈东晓院长亲自领衔的专题组,自2月1日起连续推出三份长篇英文报告:《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进展与前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决战》《提振经济:中国力争打赢另一场抗“疫”保卫战》。这些报告针对性地回应了国际社会对我抗击疫情的诸多关切,得到了国内外政府、组织、媒体的高度关注、转载或报道,有效发挥了在国际舆论场传播中国声音的智库作用。

代理人的呼吁:组织模式与武装组织游说

代理人战争已成为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其中作为代理人的非国家武装组织构成了值得研究的关键对象。分析非国家武装组织在代理人战争中的游说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非国家武装组织与其外部支持方的互动关系,并从中管窥非国家武装组织对国际社会输出影响的动力机制。作者以非国家武装组织的游说活跃度为对象,重点分析了代理人战争背景下非国家武装组织的组织模式对其游说活跃度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组织模式由内部整合与专业分工两个维度组成,整合度更高且具有分工组织模式的武装组织能够保持游说主体的稳定性并持续挖掘游说资源,从而实现更为活跃的对外游说。内部整合影响了游说活动在主体与叙事层面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专业分工能够促成游说内容的持续生成和游说渠道的有效运营。武装组织在组织模式层面的表现构成了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维持游说活跃度的动力机制。通过对叙利亚危机中不同武装组织对美国游说的案例比较与数据分析,可以初步验证这一假说。

“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

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正负面案例比较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是,此方法并不能有效地甄别因果机制。传统的案例比较法假定,正面与负面案例在因素上的差异将决定这一机制能否在相应的案例中得到激活和运行。在正面案例中,机制未受阻碍,并导致相应结果的出现。而在负面案例中,机制受到阻碍,从而无法导致该结果的出现。但是,传统的案例比较方法并不能真正确认其认定的机制是否真实运转,因为也可能多个因素加上机制导致负面结果。为此,作者创新性地提出"半负面案例比较"的方法。此方法可以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有力地论证机制的作用。为了体现此方法的实际作用,它被用于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各自联盟的不同结局:解释为何冷战时期的北约维持了基本的稳定并最终发展为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并不稳定并最终解体。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发现联盟内和解是理解此问题的关键机制。影响此机制的重要变量是该联盟成员的国内管理体制。在联盟成员国具备有限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管理体制时,联盟内更容易实现和解,反之则更不容易实现和解,而这会影响联盟最终的发展结果。

重整旗鼓还是销声匿迹——组织模式与前政权卷土重来

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夺回了喀布尔控制权。此事件不仅表明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外部政权更迭的失败,也使研究塔利班卷土重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21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的以军事干预为主要形式的外部政权更迭中,前政权势力通过武装手段实现卷土重来的态势各有不同。作者认为前政权势力在政权更迭前所具备的动员与凝聚模式会对自身的卷土重来态势产生重要影响。当某一前政权势力在政权更迭前具有高社会嵌合度的动员模式和高组织聚合度的凝聚模式时,该前政权势力就有可能实现全面卷土重来;反之,则可能出现有限卷土重来或边缘化状态。为论证此理论,作者以21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发动的三场外部政权更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为例,以案例比较的方法分析了该理论在实际案例中呈现的情况,发现前政权能否卷土重来不仅与外部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糟糕治理与国家的混乱局面有关,前政权本身的组织模式将成为决定前政权卷土重来的关键因素。

内战终止理论与叙利亚内战政治解决前景

本文运用内战终止理论分析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前景。通过归纳既有文献,作者提出决定内战终止方式的两大影响机制和四大调控因素:战争前景预期和政治承诺可信度是两大影响机制;实力对比、战场格局、外部势力和内战性质是调控两大机制的四个因素。本文应用内战终止理论框架分析了叙利亚内战的形势发展,认为虽然存在众多阻碍政治解决的因素,但目前出现的一些变化有利于叙利亚危机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并得出叙利亚内战的政治解决之途注定一路坎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