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林、黄三部早期中国文学史比较

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著 ,最早的有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 2 0世纪头十年里 ,社会思潮风起云涌 ,新旧文化交锋冲突。这动荡时代里复杂的思想文化观念 ,也体现在上述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中。这三部中国文学史在史学观念、文学思想、著述精神和编写体例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将它们做一番比较 ,对于了解中国文学史学的开创 ,是不无意义的。

吴敬梓《诗说》劫后复存

吴敬梓的《诗说》,自近代以来 ,鲁迅、胡适等学人普遍认为已不存于世 ,也不见于现代出版的各种关于吴敬梓的著述。笔者近日觅得《文木山房诗说》旧抄本。现将这一发现初步整理 ,并公布于世 ,以期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

关于谢灵运诗歌的文献学问题

明代嘉靖年间黄省曾刻本《谢灵运诗集》是一部重要的谢集刊本,过去学者多遗憾其已不存,然原刊本尚存于上海图书馆。本文以这部诗集为中心,介绍谢灵运诗歌辑补的历史过程,并介绍一部由近代学者陈柱珍藏的,王运、郑文焯朱墨笔批校的谢灵运诗集,阐述其中批、校、注的意义和价值。

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

章太炎早年流亡日本 ,在“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由朱希祖等人记录 ,记录稿保存在上海图书馆。本文联系章太炎的其他文章和历代“龙学”研究成果 ,探讨章太炎研究《文心雕龙》的实绩。

刘勰“文德”论新探

刘勰重视"文德"问题,《文心雕龙》的"文德"论具有独特的内涵。刘勰用辩难的方式,否定了社会上通行"文人无行"的偏见,提出了新的"文德"论,即:"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独善以垂文;奉时骋绩时,应心怀忠信,具有切直謇谔之风;独善垂文时,能够道胜情泰,发愤以表志。刘勰重视"成务"才能、謇谔之风,与他出身于崛起不久就没落的强宗大姓有关系。在士族主宰文坛而盛行文学贵游风气的六朝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德"论是卓异的,具有矫正时弊的意义,对于后代文学与文论不无启发意义。

桐城亦有诗派

钱基博和钱锺书父子曾多次提出"桐城亦有诗派"。本文论述桐城诗派诗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论诗以人为先,弘扬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在晚清内忧外患交困的时势中,要求诗歌关乎时代,抒写诗人的现实遭际;熔铸唐宋,以文论诗。

周汝登《唐诗助道》浅论

周汝登是晚明的心学家,他的《唐诗助道》从"心学"角度甄选、解读唐诗,是一部独特的唐诗选本。其中的"义理读诗法",在古代诗歌阐释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现象,惜此书至今未有专论。

明代吴兴刻书家闵、凌二姓世系考

吴兴闵氏、凌氏家族是明代后期浙江重要的私家刻书商。本文根据上海图书馆藏《吴兴闵氏宗谱》和《凌氏宗谱》等文献,对闵、凌二姓的世系关系做出考证和梳理。

古代文论现代化之审思

本文考察古代文论进入20世纪文学思想的历史进程,认为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并非"断裂"的关系,而是"古代"文论通过不断调整它丰富的姿态跻身于"现代"思想,传统的"性灵"说与现代的人性论文学观、传统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想与现代的革命文学观念都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本文阐述了百年古文论研究的"以西释中"模式,以及学术界对这种阐释模式的思想警觉。最后提出,在建设个性化、多样化的中国文论中,应该提倡"逆向性探求",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应该多元互补:现代思想中缺失的部分,可以从传统中补救完整;现代思想中偏颇的倾向,可以通过某些传统的恢复而予以矫正。就中国传统文论研究来说,其深层次的问题,应该是重新思考中国文论的人学问题。研究传统文论,应该以重建源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价值体系、人格信念、人生理想为旨归。

“纯文学”观的意义与局限

回眸过去百余年的中国文论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就是抛弃了传统的“大文学”观、“杂文学”观,取而代之以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但若进一步探究会发现,“纯文学”观既改造与提升了固有的传统文学观念,也抛弃了传统“大文学”观念中合理的、有价值的内容,且“纯文学”观自身也在经历“中国化”的修正过程。

吴瞻泰《杜诗提要》研究

吴瞻泰从“法”的角度 ,借用古文理论对杜诗 ,特别是古体诗的章法结构在起结、断续、正侧、错综等方面的特点给予细致的阐述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 ,他从叙述法则的角度认识杜诗比兴的的结构意义 ,为杜诗批评史增添了新的内容 ,不论是对于杜诗研究 ,还是古代形式诗学的研究 。

江风吹倒前朝树——试论《儒林外史》的“明史观”

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是和他对明代历史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主要批判矛头是对准清代编纂的《明史》所体现并贯穿其中的科举意识和程朱理学。《儒林外史》反映了吴敬梓对明代历史的反思。

关于高棅诗学的两个问题——兼与陈国球先生商榷

《唐诗正声凡例》,是一篇具有较强理论内涵的文字,过去都认为是《唐诗正声》编纂者高棅自作的。但是本文梳理《唐诗正声》现存的明前中期各种版本,发现:现存最早的成化17年《唐诗正声》有两种,均没有《唐诗正声凡例》论诗文字。《唐诗正声凡例》最早出现于嘉靖三年的刻本上,此时距离高棅去世已一百年,不可能出于高棅之手。陈国球先生提出高棅唐诗选本对于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没有影响,本文从文献学角度提出商榷。

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

胡怀琛是现代"新诗"的积极探索者和理论建设者,他出版过新诗集《大江集》,也批评过胡适的《尝试集》,在"旧诗"和"白话诗"之外提出"新派诗"。他剖析中国诗的特性,警惕新诗的"欧化"倾向,主张消泯新旧之见,兼取二者之长而去其短,以旧格式运新精神。

学术范式的两次变革——新中国70年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7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如果把文学研究分为考据、阐释和评价三个层次的话,新中国成立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可以称为“考据—阐释型”,即重视实证主义、提倡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学先是“疑古”,继而采取“释古”的态度,注重对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辨厘析,借鉴欧美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新的阐释。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考据型研究遭到批判,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发生变革,转向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核心的“阐释—评价型”,研究重点不在于文学史的事实本身,而在于抽取文学史的现代价值和当下意义,从新的理论观念和价值标准出发,审理古代文学的历史,注重对古代文学作现代意义的阐释和价值评判。进入新时期以后,古代文学研究纠正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僵化庸俗化理解,有意识地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确立文献考据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响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探索新的学术方向,逐渐形成了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心灵等多层次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范式,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第二次转向。

刘勰论鸿都门学发微

"鸿都门学"是东汉灵帝时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遭到阳球、杨赐和蔡邕等儒学士大夫的激烈反对。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转述杨、蔡之论,也表达对鸿都门学的鄙夷。但刘勰对鸿都门学的抨击,已不是政治立场的是非问题,而是基于他的文学思想观念所做出的考量。对于鸿都门学的评论,历来褒贬不一,存在较大的分歧。其实,应该把历史上的政治事件本身的性质与它产生的间接影响分开来认识。设置鸿都门学士,是昏聩荒唐的汉灵帝的一桩荒唐事,但客观上对于曹魏时期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刘勰所谓"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一笔带过,是有失允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