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压力型体制下匆忙应对的“任务型干部”

基层干部“忙、忙、忙”,基层干部“累、累、累”,这种现象似乎众所周知,但其深层的制度性、体制性原因是什么?如果从根源上来考察,基层干部再忙,也不是“在忙个人的事情”,而是“在忙组织上的事情”,也即“公务繁忙”,那进一步再问:基层干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公务”?其实,基层干部,包括县、乡、村(准行政化.人员)三级干部,作为体制内人员,是组织化的干部,其所作所为是“组织化行为”,他们是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上级任务”而忙乎。基层干部可谓实实在在的“任务型干部”。

周少来:为什么对基层的督查考核如此之多

这是由压力型体制的“工作机制”所决定的。对于1上级组织而言,对下级组织督查考核,有以下组织利益:其一,部门权力最大化,每一个部门都有其自身的职责和权力,在层层传导压力的体制下,各级组织普遍信奉"有为才有位"的权力逻辑,不断扩张本部门的“管理权限”,制定不断细化的“管理规则”,而这些规则规定的实施都需要不断地督查考核。其二,部门利益最大化,督查考核者也面临着自己上级组织的督查考核,考核的内容也是召开了“多少会议,出台了多少文件、开展了多少督查(对下级)、有多少数据台账”等,而这些考核成绩是与部门领导的升迁相挂钩的。这也促成了各个职能部门竞相开展“管理竞赛”:规则越来越多、管理越来越细化。

周少来:如何破除管控困境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当前,在各式各样繁忙工作之下,基层治理中的“管理”变成了“管控”、“严管”变成了“严控”、“管好”变成了“管死”,由此一些基层干部存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工作心态,并最终导致基层干部中大量存在并日益蔓延的“创新担当缺失”“管住了坏人(如腐败分子)、也管死了好人(干事担当者)”等一系列管控困境。

周少来:影响基层干部去留和干劲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基层乡镇一直面临着“新人不愿意去,老人不愿意干”的人才困局,且有越来越严重趋势。基层工作出现了很多信任机制的扭曲变异:一是上下级之间的不信任。上级领导对乡镇领导不信任,怕其滥用权力;乡镇领导对其副手不信任,怕其配合不力;乡镇领导对其下属不信任,怕其消极怠工等。

乡村的“空心化”问题及其治理——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制度创新

"空心化"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在城乡二元分立基础之上形成的,由于主体缺失而产生的一种乡村的萎缩甚至消亡现象。"空心化"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形成到愈演愈烈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乡村主体的缺失,具体划分为村落的"空心化"、产业的"空心化"、边缘群体的"空心化"以及乡村文化的"空心化"。"空心化"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基层治理难题,对于这些难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空心化"问题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而言到底是挑战还是机遇。将"空心化"放到城乡一体化视角下进行探讨,努力探索一种综合多层级、多主体联动的交互式共赢制度模式,才能在有效解决"空心化"问题的同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实现。

“权力过密化”: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及其转型

深刻认识乡村治理中的结构性变化,并揭示结构性问题背后的体制性根源,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推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数目繁多的行政性组织、半行政化组织和自治性组织。不同乡村治理组织的组织叠加、角色叠加、职权叠加、规则叠加和利益叠加,造成多重权力的叠加覆盖、多重权力边界不清和定位不明,最终形成乡村治理的"权力过密化"趋势。"权力过密化"导致权力的边际效用递减,并由此产生一系列乡村治理问题。这种结构性问题逐步造成"权力内卷化"、治理成本增加、组织替代和覆盖、基层民主自治空间受到挤压和村民参与不足等各种制度性效应。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性改革、精简行政层级、壮大乡村产业和人才、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才能走向"多元协同"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

乡镇政府体制性困局及其应对

乡镇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面临着众多“体制性困局”:权责不等而在“压力型体制”下失衡运转,“层层加码”而使失衡运转日益严重,钱少事多而在财政拮据中无法自主,人杂活多而在“纷繁事务”中被动工作,考核检查而在“形式主义”中拼凑应对,同时乡镇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令人担忧。只有深化体制性改革,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健全乡镇政府的权责体制,扩大基层民众的民主参与,才能构建民主法治的乡村治理体系。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以基层腐败为切入点

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在当前社会基层治理中势在必行,而基层腐败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成为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突破口。基层腐败问题之所以顽固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针对基层腐败的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基层民众由于"不知情"和"分散弱势"而"不想、不敢监督";乡镇政府由于行政化依赖而"不愿、不能监督";县级监察机构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无力、无从监督"。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以根除基层腐败为切入点,因此也就必须着眼于基层民众的权利保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改革,构建民主自治的乡村共同体生活,形成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稳固持久地提升基层治理和基层反腐的水平和质量。

乡镇政府缘何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泥潭”

通过压力层层传导、层层加码机制,各项任务的"落实责任"下卸到乡镇政府,而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着"资源分配权"和"检查验收权",乡镇政府便在"权责失衡"中一路负重前行、忙乱应付,由此造成了乡镇政府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乡村治理:制度性纠结何在

我国乡村治理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纠结"和困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反向拉扯",乡村共同体与流动性社会的"结构调适",行政化下沉与乡村自治的"机制对冲",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双重约束"。直面制度性问题和困难,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是乡村治理体制性改革的出路。

基层巡察要避免“形式化陷阱”

基层巡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之举,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协同过程。而在基层实践的组织运作过程中,基层巡察往往浮于"运动化表面"、滑向"形式化陷阱",只有进一步深化县、乡体制的改革和调整,减少层层加码的指标和任务,下移充实乡镇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扩大乡村民众的自治和参与,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制度机制,才能构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持久制度保障。

“层层加码”的隐形机制及其政治成本

"层层加码"作为政治性政策或是行政性任务,一般都是以正规、公开的政策或文件出台和下发的,"层层加码"的指标和要求,都是隐含和包含在整个政策或文件的正文中的。这其中便隐含着"层层加码"的隐形生成机制。

理论指导实践的复杂性、针对性与有效性

科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从自然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来分析,科学理论的逻辑链条由因果关系的规律性、预测性、指导性构成。人的因素的多变性、社会现象的不可逆性、人类行为的不可实验性等造成社会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复杂性。为了更有效地提升理论指导实践的针对性,要深化学术体制改革,激发研究人员创新动力,营造科学理性的学术研究氛围。

谨防乡村振兴中的“样板化”现象

乡村振兴,是现代化所需,是老百姓所盼,也是一个复杂的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过程,需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双向互动、一体提升。乡村振兴绝非在短期内"一蹴而就",一些地方出现的乡村振兴"样板化"现象需引起重视,谨防公共资源浪费,避免激化城乡基层治理矛盾。

“逃逸式”辞职的背后:为什么隐性腐败难以根治

“逃逸式”辞职有从显性腐败转化为隐性腐败的行为逻辑。相对于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各种直接而赤裸的显性腐败,“逃逸式”辞职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潜藏于公权私用的各种活动中,其形式更加隐形隐蔽、延时延期,危害和影响也更加扩散和持久。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各种制度和机制,在遏制腐败动机、堵塞腐败机会、加大腐败成本、减少腐败收益、清除腐败土壤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强民主监督力度,健全法治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让制度发力为基层干部减负松绑

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变异”,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体制和组织逻辑中的“组织性行为”,虽然体现在特定的“个体干部”身上,但其背后的行为步骤和行为走向是其组织的“组织逻辑”,是他(她)在其组织制度中的“组织行为”。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变异”,以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最为典型,并不断地翻新花样、屡治屡现,导致大量的体制空转、资源空耗,不但产生极高的治理成本,也严重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只有通过顶层设计的根本性制度改革,减少行政管理的权力层级,加强公共权力的民主化运行,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权能,加大对基层组织的民主监督和民主评议,巩固基层组织的自治化力量,才能使基层治理尽快走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轨道,这才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之路。

基层治理的难点怎么解——从“微信‘吐槽’被拘”看基层治理现代化

网民"微信‘吐槽’"而被"行政拘留"的一些事件,折射出众多基层治理中的"难点"与"痛点"。要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治理观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进行系统配套的体制改革。

城镇化不是让农民都上楼

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目前在全国普遍推进。但在各地的调研中可以发现,近年来,"农民被上楼"、撤村并居、农房集聚、土地整理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这轰轰烈烈的"人造城镇化"虽看似繁荣,却隐藏着深重的社会隐患,值得各方提高警惕。

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和稳定?——泰国“民主拉锯困境”剖析

作为“佛教立国”的“微笑国度”，泰国近年来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扼腕，并日益呈现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执政党联盟与反对党联盟各自动员自己的民众支持力量，通过“街头抗争”相互拆台、你来我往、恶斗不已，而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背后，起主导性决定作用的则是王室和军方的政治立场、政权取向。

“上访管控困境”与农村基层治理结构转型

"上访"与"上访管控"目前已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主要博弈,但也由此陷入了愈上访、愈管控,愈管控、愈上访的博弈困境。这种"治理困境"是在民众上访冲力、高层问责压力、基层政府策略性应对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根源于更为复杂的制度性体制因素。只有通过结构性深化改革,建构乡村自治的组织体系,充实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健全基层公正司法的制度保障,推动"自治负责、分散压力"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才能筑牢民主法治社会的基层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