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在心物之间——先秦儒家人性论及其修已思想之检讨

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采隐性而不是显性、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方式;本文通过对《论语》文本中“欲”的概念的厘清,指出:正是同时涵摄物质之“欲”和心之所“欲”,然其本身又浑然不分的“欲”这一概念,构成了孔子人性论的基本内涵,从而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方向。孔子人性论的实质,即以此浑然不分的“欲”为性。此后,孟子以心之所“欲”为性,主张性善;荀子以物质之“欲”为性,主张性恶。由此形成了先秦儒家人性论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此基础上,孔孟荀还提出了各自的自我道德修养的进路,即修己思想,从而对中国文化生发出深远的影响。

价值断裂与精神乱象: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的症候分析

在社会转型期,生活世界的变迁和新的文化要素的出现,引发了激烈的文化对立和冲突,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失范现象。其典型症候包括:终极价值理想的失落、文化权威性的消解和缺失、文化心态失衡、道德困惑与道德冲突、具体文化规范的失效及大量"越轨"行为的出现。通过对这些症候的描述和分析,期望能对正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人更好地实现自我理解,对有关方面着手解决文化失范问题、重塑新的文化精神提供某种参考。

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失范的效应分析——以马克思的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相结合的原则为评价标准

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是指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处于一种主导性文化价值的缺失及文化秩序的混乱无序状态。以马克思评价历史现象的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相统一的原则为评价标准,期望能进一步提高关于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深度,从理论上回答当代中国人思想中存在的困惑和矛盾,为有关方面着手解决文化失范所造成的各种负面效应,推动社会顺利实现转型和文化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护理干预对颅脑外伤后高血糖患者治疗转归的影响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颅脑外伤后高血糖患者治疗转归的影响。方法 360例颅脑外伤患者根据入院后动态血糖监测结果将220例血糖升高患者设为观察组,其余140例血糖正常患者为对照组,2组均给予积极护理干预,观察组根据血糖水平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结果观察组45例(20.45%)血糖持续增高,因伤势严重死亡,对照组23例(16.43%)死亡,2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85,P<0.05)。2组入院时、第1天血糖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34,t2=3.31,P>0.05);入院第3、7天观察组平均血糖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64,t2=4.02,P<0.05),第10天血糖水平恢复正常,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74,P>0.05)。结论对颅脑外伤后高血糖患者采取积极护理干预,能及时降低血糖水平,减轻对脑细胞的损害,降低病死率,有利于患者的转归。

社会转型期文化失范之意涵探析

文化和失范问题是学术研究的两个传统论域,而把"文化"和"失范"勾连起来,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宏大背景下,探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失范问题,则是一个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阐明文化、失范等几个前提性概念的基础上,对转型期文化失范的内涵及特征作出初步的理论概括。期望通过这些探讨,为人们认识、把握、解决失范问题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孔子“兴观群怨”说中的“兴”义原论

"兴观群怨",历来被认为是孔子诗教思想的核心命题。古今论者,多结合《诗经》的创作实际,从《诗》"六义"的角度,将"兴观群怨"说中的"兴"理解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这种看法忽略了两点:一是《诗经》创作之初,作为艺术手法的"兴"的概念尚未提出;二是孔子论"兴",也从来不是讨论创作。从西周学校所教的"乐语"中的"兴"义溯源,结合《论语》等文献,并就其有关"兴"的使用实例加以仔细的辨析,可以发现:"兴",始终关系到孔门诗教最终目标的达成——即如何用诗来塑造儒家的理想人格——这是正确理解"兴"的关键。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揭示出"诗可以兴"这一诗学命题的真正的理论内涵。

居仁循礼至乐——对先秦儒家之“道”的一种尝试性讨论

“道”向来被视为道家的最高范畴,但实际上,“道”也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只不过道家重“天道”,而儒家重“人道”。从天道到人道,从自然到人,反映了思想史上的进步。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儒家“道”的观念的发生以及先秦儒家之道的展开形式及其构成内容进行探讨,以突显“道”对于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意义。

30例重症监护室患者人工气道护理观察研究

目的研究重症监护室患者人工气道护理的方法 ,以便为患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护理,加快康复进程。方法实行手术后,将患者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当中,并采用机械进行辅助呼吸;在治疗的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并为患者提供吸痰以及湿化气道等护理。结果使用人工气道的时间在4天至30天之间,平均为15.2天;死亡2例,其余28例病情均得到好转。结论人工气道具有特殊性,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应对患者进行精心护理,做好湿化气道以及吸痰方面的护理工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理论价值与问题审视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是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像、返本开新的有效路径。它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探究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开启了新的、更大的诠释可能性空间;国外相关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引入,还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献学启蒙效应,有助于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版本意识和文献学意识。当然,对于文献学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对不断强调的价值中立主张,要审慎地加以分析和考辨。

以“成人”为旨归:先秦儒家美育思想探析

"成人"之学是先秦儒学的理论归宿,先秦儒家的美育思想即筑基于此。为了应对"礼坏乐崩"的时代困境和王朝危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对周代礼乐文明深自反省,强调礼乐教化的情感性因素,力求从中发掘出仁的精神,以契合普遍性的心理原则的方式化强制性的伦理规范为人情日用之常。儒家的"成人"教育,实际上就是审美教育,旨在"教之以人伦""文之以礼乐",从而达成审美人格的培塑和"礼乐文成"的公序良俗的最终实现。

论李达《社会学大纲》对《巴黎手稿》的接受及其意义

李达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巴黎手稿》的研究者.在1935年和1937年版的《社会学大纲》中,他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刊行不久的《巴黎手稿》的理论价值,率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视域来引用、分析和评介它.可以说,正因为受到《巴黎手稿》相关思想的激发和影响,李达方得以在《社会学大纲》中用'实践唯物论'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相对完整而准确地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他还在《社会学大纲》中开展了将《巴黎手稿》与《巴黎笔记》综合起来加以考察的最初尝试,这在《巴黎手稿》接受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先秦儒家以“和”为贵的音乐美学思想

"和"是先秦儒家重要的哲学范畴,它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伦理、社会、文化诸观念。从"和"的哲理蕴涵到先秦儒家以"和"为贵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展开,乃是思维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先秦儒家尚"和"的乐教观,除强调音乐艺术形式本身之和外,更重视审美主体心理结构的和谐,以及审美主体与外在世界的和谐:包括与外界自然的和谐,与他人的和谐,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

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从黄端的“顶层设计”反思说起

有人主张应该少用、慎用"顶层设计"这一提法,主要是担心滥用它会产生某些负面效应,可能成为部分人捞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或成为拖延、阻碍甚至反对改革的挡箭牌;对于"顶层"的过度强调也可能降低、抑制基层群众的实践积极性。尽管这一担忧并非无的放矢,但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对立的做法显然是非辩证的。撇开理论来谈实践问题,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应当是"摸着石头过河"、"适度争论"与"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一种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总体性理论和辩证方法。

应当重视“欲”对美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将“欲”区分为物质之欲和精神之欲 ,同时探讨了“欲”与“礼”“乐”的转化及其审美意义。然而“欲”的审美品格长期以来被美学家严重忽视。应当重视“欲”对美学研究的意义 ,并深思其在现时代的转化及其历史的、文化的生成之途。

20世纪30年代《巴黎手稿》中文翻译出版探赜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译介出版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我国共翻译出版了它的三个片断,分别为梁实秋、以家先后节译的《莎士比亚论金钱》和柳若水节译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哲学一般之批判》。《巴黎手稿》之所以能够在公开刊行不久便迅速被译介到国内,是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唯物辩证法热"及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两次论战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巴黎手稿》的中文翻译出版,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而且在《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上产生了首因效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事件。

孔子人性论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既有显性的方式，又有隐性的方式，既有直接的方式，又有间接的方式。孔子人性论思想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特色，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人性的基本价值判断，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有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意义。

《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微观视角

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来到中国已有80余年了。它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从早期的零散化、不受重视的状态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手稿热",再到90年代以后的多样化、深入化接受的曲折历程。在此过程中,《巴黎手稿》接受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间形成了一种需要与选择、接受与塑造的互动关联: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时代语境一起决定了它在我国的接受状况;另一方面,它的接受状况反过来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发展和变革。因此,考察《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可以开启一种展现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规律、经验与问题的新视角。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为例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在我国起步不久,其中一些前提性问题亟待反思和清理,比如:中国人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上有所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需要什么样的规范和标准,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等。审慎地分析和考辨这些问题,或许能对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何以可能"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范式有所助益。

中国化视域下《巴黎手稿》接受史研究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开展《巴黎手稿》中国接受史研究,首先必须解决好两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如何界定研究中所涉及的关键性概念,二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本文从"中国化"和"接受史"两个关键概念的阐释入手,通过对接受理论的方法和互文性方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达到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明确研究意义和研究定位之目的,为进一步探讨《巴黎手稿》中国接受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重估李达《社会学大纲》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社会学大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可以从"文本之外"与"文本之内"两个向度来加以评估和总结。从"文本之外"来看,李达在中国率先确立了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他撰写的《社会学大纲》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行世后在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从"文本之内"来看,《社会学大纲》不仅精心构筑了一个严整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自觉地运用了史论结合的论述方式和批判的历史主义方法,而且在中国开创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为"实践的唯物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综合这两个向度,完全可以判定,《社会学大纲》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标志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