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923年武汉讲学史实考述——附李大钊演讲记录

朱希祖、李大钊1923年到武汉讲学的时间,《朱希祖等北大教授1923年到武汉讲学时间辨正》确定为1923年2月初,而不是11月;但对“绕道上海”拜谒孙中山是发生在去武汉时还是离开武汉后则没有涉及。本文从《钱玄同日记》及李大钊回忆中找到证据,确定该事发生在离开武汉后。李大钊在武汉演讲的“进步的历史观”没有收入《李大钊全集》,笔者在1923年印、已成孤本的《湖北寒假讲演会讲演集》中找到它,经整理和校对,予以刊布。

章太炎的甲骨文态度及其学术史意蕴

章太炎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奠基人,他对甲骨文的态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本文以章氏晚年弟子的回忆、章氏晚年的讲演记录和书信为主要资料,认为章太炎晚年对甲骨文仍然持消极、怀疑态度,但已有转变的趋向;对他持这种态度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章氏的甲骨文态度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学界对他甲骨文态度的不同评论,一定意义上折射出现代学术史上的学派分野。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作为章太炎的弟子,朱希祖在辞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后,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专任研究员,然任职三月,即被改为特约研究员。朱氏由此与史语所逐渐产生疏离。本文以史语所工作报告及台湾史语所保存的朱希祖、傅斯年、陈寅恪相关书信为基本材料,详细梳理聘任、改聘过程,并对改聘原因作了深层次探讨,认为除了有朱氏自身的责任,更与傅斯年对章门的态度及其门派思想有关;虽然如此,稍后朱希祖、傅斯年等人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仍属于对具体问题的学术探讨,与治史理念关涉不大。

白寿彝的治学经历及其史学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治学领域宽广 ,对许多学科的开创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其中 ,民族史、通史、史学史的研究在他的学术规模中 ,具有重要的地位。早年 ,他走着一条由民族史、通史而史学史的治学道路 ,后期 ,又将这三者高度统一起来 ,融会贯通。他的史学史研究 ,有着鲜明的特点 ,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交往与学术

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均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有紧密的关系。在北京大学期间,朱希祖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系主任,傅斯年和朱谦之则是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学生。以后,傅斯年、朱谦之、朱希祖先后到中山大学任教,都对中山大学史学系有所贡献。三人当中,二朱在中山大学曾是同事。朱谦之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有较多的评论,认为傅斯年是“发展式的历史”的第三阶段的第二小阶段的代表人物,既指出了他比文献考证派的优胜之处,又指出了他的局限性。朱希祖与傅斯年在明成祖生母问题上有过争论。这些评论和争鸣,既表现出他们各自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近代学人错综复杂的学术关系。

20世纪史家论历史文学

本文概述了 2 0世纪历史文学研究的历程 ,把 2 0世纪史家关于历史文学的观点归纳为三种 :一是强调科学性而不主张使用文学笔法 ,代表人物是陈垣、何炳松 ;二是强调历史写作的艺术性 ,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张荫麟 ;三是既强调科学性 ,又重视艺术性 ,提出“准确、凝练、生动”的历史文学原则 ,代表人物是白寿彝。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 2

最近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展望

本文包括两部分 ,一是归纳了中国史学史学科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新进展 ,主要表现在 :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进行自觉研究 ,并取得切实的成绩 ;2 0世纪史学成为研究热点 ;史学史分支学科的建设取得了进展 ;研究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二是对新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出设想和建议 ,即继续扩展研究内容 ;更加关注现实史学的发展 ;加强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设 ;在历史学专业的范围内普及中国史学史的教学 ;保持严谨扎实的学风。

何炳松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

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他较早引进西洋史学 ,并注意将西洋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对比和贯通 ,对历史学中的许多概念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较早将中国史学史看成专史 ,对于其渊源、分期等多有探讨 。

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提出的 ,至 4 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 ;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朱谦之的史学理论及其史学史研究——以在中山大学的教研活动为中心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他担任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创办《现代史学》杂 志,开展现代史学运动,讲授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很有影响。其《现代史学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内容包括历史学总论、史学史、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历史学方法论等。

“史义”与通俗历史读物写作

通俗历史读物,在历史知识的普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民众对历史的认知,大多来自通俗的历史作品。所以,要重视历史教育,发挥历史学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通俗历史读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实学思潮与明清之际的史学

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历代史家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为了推进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求真"与"致用"问题的思考,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我们邀请了六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见解。许殿才认为,"求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而"致用"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二者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汪高鑫认为,汉代史学"求真"与"致用"的思想倾向不尽相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与班固的"宣汉"意识,便是代表了汉代史学思潮的两种取向。李传印认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经世致用呈现出了重视人生价值、资政鉴戒和社会教化的特点,然而政治对史学的过分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曲笔泛滥。牛润珍认为,从唐初贞观君臣论政来看,史鉴在"求真"与"致用"之间,求真、史鉴、致用是一个有机的联系。罗炳良认为,宋元义理史学有讲究"求真"的一面,能够适当处理议论褒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注意把握"致用"与"求真"的相互制衡维度。周文玖认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学者们立场鲜明地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力反明末的空疏学风,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以上刊出他们的具体论述,期望学界参与讨论。

朱希祖史学略论

朱希祖是我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在许多史学领域均具有精深造诣。本文论述了他的史学成就,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的治史特色、治史方法论。

《史学史研究》与史学史学科建设

《史学史研究》自1961年创刊至今，整整五十年了。她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史学科的成长发展史。一份刊物，与一个学科的建设息息相关，与整个历史学的兴衰紧密相联，这个刊物的分量有多么沉重!她的使命又是多么崇高!《史学史研究》就是这样的一份刊物。她的五十岁生日，值得隆重纪念和庆贺。

直书、名教和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直书和名教是两个重要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是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制约的，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统一于传统史学的“史义”之中。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产生的。梁启超首次勾勒出中国史学史的轮廓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问题 ,并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作了初步论述 ,是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史学特点之比较及其学术关联

本文认为,梁启超、胡适、郭沫若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史家。他们先后引领了三大史学思潮,体现了史学近代转型的阶段性进步。他们都以"但开风气不为师"为旨趣,在多个学术领域尽显才华,是"球形的发展"式的天才学者。他们之间还有学术关联,彼此之间存在不少学术争论,又反映出其治史特点的差异。胡适、郭沫若均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胡有直接的学术交往,梁、郭则没有。胡、郭的学术交往反复曲折,学术论争中夹杂着政治和个人义气的因素。文章最后对近年来贬损郭沫若史学地位的倾向作了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