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方志艺文志“别本单行”例析——以《蜀中著作记》《福建艺文志》为考察对象

方志艺文志"单行"的现象,前贤恐未注意到,故未明《蜀中著作记》为《蜀中广记》的一部分,而误以为其流传至今已残缺不全;《清代目录提要》编者未意识到方志艺文志"单行"原因,故疏于查考《福建通志》的刊刻经过,而对《福建艺文志》内容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因此,在地方著述目录的研究中,应注意方志艺文志"单行"的现象及其原因。

陆铨《海陵经籍志》稿本述论

台湾汉学研究中心所藏陆铨《海陵经籍志》稿本,为陆氏早年间所撰,其较为完善的体例、丰富的内容和精审的考订,是研究泰州学术的重要资料。同时,陆氏《海陵经籍志》,与其所撰的《泰县著述考》各有所长,为探究陆氏目录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参照。

唐代科举与史籍的编撰、流传——以《新唐书·艺文志》为考察中心

唐代将史学纳入到科举考试的范围之中,不仅促进了史籍的流传,而且随着科举考试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专门探讨科举制度及其沿革的书籍和服务考试的书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史籍的内容,扩大了史籍的范围。

新时期以来赵抃研究评述

论述了新时期以来有关赵抃家世、生平、交游、诗文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评述了目前赵抃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从赵抃诗文集的整理、年谱的重新编纂、晚年的思想和诗学渊源等方面指出下一步深入研究赵抃的方向和意义。

张均衡刊刻丛书及其价值略论

张均衡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其"适园"藏书搜罗广泛,多精善之本。同时,张氏还致力于刊刻古籍,所刻之书亦多珍贵,这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目录类》“郡邑”类条目补正

从书名著录不准确、作者著录讹误、版本信息著录不准确、馆藏地著录讹误以及误收地方诗文总集等几个方面,指出《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目录类》"郡邑"类的疏漏之处,并略加分析,以为补正。

《郋园读书志》订讹十三则

晚清学者叶德辉所撰的《郋园读书志》,考辩精当,但又多疏漏之处,如《战国策》等十三则题跋内容即与原书实物或他家书目的记载多有出入。本文参考相关资料,就这十三则题跋内容的失误,加以订正。

张元济藏书目录抄本二种考述

浙江图书馆所藏抄本《嘉郡先哲遗著》《乡贤著述》是张元济先生据其家藏乡贤著述所编的藏书目录。1936年11月,浙江省立图书馆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张元济先生以此二目寄示,以供展览会甄择展品之用。两部书目的编纂体例虽较为简略,但于张氏购书时间、价格及友朋间的书籍往来情况多有附注,据此可考知张氏的藏书活动,亦可补正《张元济年谱长编》之失误和未及之处。

李于锴诗歌中的“悲”感与“豪”气——从《写经楼诗草》看李于锴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

李于锴青年时期所创作的诗歌,内容上,既有感叹生活际遇、悯时念乱之作,也有描绘武威古迹名胜和抒发建功立业抱负之篇。风格上,既有悲凉苦闷的一面,亦有豪迈奔放的一面。这是其特殊的生活际遇、家世传统以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

民國“四庫書目家族”之地方著述目録考

民國年間,因搜集鄉邦文獻、編印郡邑叢書等的需要,各地學人除了利用歷代重要的私家目録、史志目録之外,更多的是通過摘抄《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相關條目,纂輯成新的目録,以作爲訪求鄉賢著作的依據,與之相關的目録就有《四庫著録江西先哲遺書鈔目》《四庫著録安徽先哲書目》《四庫著録河北先哲遺書輯目》《四庫全書收録閩士著述總目》等十四餘種。這些目録是“四庫書目家族”的重要類型之一,不僅有裨於“四庫”之學,同时爲搜集、整理地方文獻者提供了訪書的依據,也爲探究、宣揚一地之學術文化者提供了文獻支撑。本文以叙録形式介紹十四種目録的作者、體例及價值不足,以期爲研治“四庫學”及地方文獻學者提供參考。

日藏十二卷孤本《人瑞翁诗集》考述

日本内阁文库藏十二卷《人瑞翁诗集》作为海内外之孤本,具有极高的价值。首先,该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其校刻精良,漫漶甚少,较好地反映了林氏诗歌的原始面貌。其次,该本作为林春泽诗集两个版本分支中第二个分支的祖本,在校勘上同样也具有参考作用。最后,由于此本刻于林氏去世前两年,保存了大量他本未有之诗,对研究林氏的生平交友,揭示其诗歌风格具有积极意义。

民国时期西北地方文献目录述略

地方文献目录是以内容涉及本地区的文献为对象而编制的一种目录,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资源、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民国时期(1912—1949),西北边疆危机四伏,开发西北的呼声高涨,西北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在此推动下,西北地方文献目录的编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目录无论是在文献收录、编制方法及体例,还是在提要内容撰写等方面,都体现了实用性原则,蕴含了中国学人学术济世的学术思想和爱国精神。

阅读史视域下的《杜诗镜铨》及其诠释方法

从阅读史的视角看,一部诗歌注本,应采取何种诠释方式,材料如何裁选,繁简程度如何,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需要作者从各个方面慎重斟酌考量。杨伦《杜诗镜铨》从选择集注集评的诠释形式到严格精准选摘杜诗注评资料,从注释的简明扼要到评点的浅近生动,都是曾在武昌书院任教的杨伦从读者群与初学杜诗者的角度考虑布局的结果。杨伦一方面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范本,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其冗繁驳杂,是因二书所面向的读者群不同,因此著述理念与诠释策略也自然有异。

地方文獻書目編撰的最新成果——評《甘肅文獻總目提要》

<正>目録之學,源遠流長。自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撰著《别録》、《七略》,其後各朝各代,皆有目録之作。據學者梳理統計,從西漢至明末,官書目録有六十種,私家目録七十七種,史家目録十四種,共一百五十一種。~①有清一代,各類書目合計多達千餘種。~②在清代以來學人所編撰的綜合性目録書中,地方文獻書目是其中較有特色者。清人所撰地方文獻目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