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的意义、现在和未来——访著名中青年法学家周林彬

周林彬教授,著名中青年法学家、国内法律经济学研究知名学者。学术主攻方向为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与经济最直接相关的法学领域,侧重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该领域内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在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十几年里,周林彬教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被聘为中山大学首批三位特聘教授之一,享受“长江计划学者”

新《公司法》若干重要问题解读(笔谈)

新《公司法》修订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修订内容包括公司登记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公司治理制度、公司资本制度、控股股东义务、董监高信义义务等方面。赵旭东教授指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公司登记与信息公示制度、股东出资责任和法律后果、公司资本制度、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权益保护和控股股东义务这五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周林彬教授集中解析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一章,认为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是通过新设这一章积极回应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本土实践”与“中国问题”,给出新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制度的设计,重塑了国有企业的规范体系。刘凯湘教授对本次《公司法》修订中与公司资本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展开解析,包括限期认缴制、新增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责任承担规则、董事会的催缴出资义务、股东失权制度、董监高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连带责任、类别股的规定、授权资本制等。赵万一教授深入探讨了这次《公司法》修改的主要特点,认为新《公司法》既坚持了其商法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民法典》的既有制度内容,适当兼顾了与《民法典》之间的制度衔接关系,从而既为科学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提供了理念和制度支持,也为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创建提供了完美的立法实践样本。周友苏教授深入解析了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股东出资缴纳、股东出资“加速到期”、股东失权、股东出资责任这四条新规定,认为新《公司法》在完善股东出资制度方面增加的这些新规定,积极回应了我国自2013年以来公司数量大幅增长所带来的股东盲目认缴、天价认缴、期限过长的现象突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态势等问题,极大地强化了保护债权人的力度。李建伟教授深入解析了《公司法》修订中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相关的若干条文,认为新《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较之以往更加体系化,并有望基本解决困扰公司实践许多年的诸多难题,但其中亦存在不完全规范的问题。

大数据确权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大数据确权即明确大数据的初始产权界定,包括明确大数据的权利性质、权利内容和权利归属。目前学界将"大数据"、"数据"与"个人信息"混为一谈,将注意力集中到人身权、隐私权研究,既忽视了财产性才是大数据的根本属性,又忽视了大数据在挖掘、云存储、云计算和应用等方面与一般数据的诸多客观区别。由于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新产物,所以在法律性质、权利内容、权利归属方面存在着诸多制度空白,进而导致了公地悲剧、市场垄断和逆向选择等负外部性的出现并阻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可以通过法律经济学对大数据确权进行比较制度分析,以解决大数据初始产权的界定问题。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探析——一种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本文主要以法律经济学为分析工具来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予以探讨,以期从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来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提供更为深刻和具体的分析路径。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利益界定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理论、实践意义,以及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经济内涵,提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既是追求社会和谐、协调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也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福利的基本途径。本文进而从公共利益的定性、定量、实体、程序、静态、动态等多个层面,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公共利益法律界定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予以了探讨。本文认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过程实际上是在维护社会共同基本目标下法律对各种冲突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的过程,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是简单的概念辨析和利益归属判断,而是一个需要多层次、多角度法律界定的系统工程。

试论“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

"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负担的那些超出法律强制性义务规定且符合社会价值和期望的责任,确认这种责任的法律规范实为"软法",它主要通过责任目标内化于企业的商业行为和治理结构之中,以实现企业的"自我管制";通过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实质性和程序性权利,提高利益相关者的谈判抗衡力量以实现市场的自发对抗;并以声誉机制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作为责任的实施机制的补充。

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法律经济学大量的借助于理性选择理论来考察法律规则和制度, 然而随着这项理论在法律分析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并越来越重要时, 许多学者却对这项法律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基础理论表现出许多不满。行为法经济学的出现更是把矛头指向了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律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理论。本文在分析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冲突的基础上, 探讨了行为法经济学对我国法律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并初步分析了行为法经济学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的应用问题。分析表明, 我国法律经济学界亟待认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与局限, 行为法经济学与主流法律经济学的调和、充分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优势是大势所趋。

中国商会立法刍议:从契约的视角

商会是商人(企业)为降低市场活动中各种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自治组织,其经济本质是一种“关系型契约”。据此,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型,确立复合型的商会设立模式和一元化的商会外部管理机制;中国商会立法应该为商会自治规范和内部惩罚机制的建立提供有效依据,并充分关注商会职能履行程序和内部成员权利救济问题。总之,中国商会立法应该围绕商会自治的主题,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身份性立法”模式而转向“契约性立法”模式,即废除现存商会的各种差别待遇,以“平等契约观”为指导来构建商会法律制度。

我国“减法”改革中公司减资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的"减法"改革背景下,放松公司减资的管制也应是"减法"改革的题中之义。然而,我国现行公司减资法律条文没有作出修改。法院案例实证研究、资本市场成熟国家与地区的立法思想和立法例分析表明我国减资制度尚为粗糙:减资总条文规范简单,没有明示可以进行减资及减资何时生效的条件,尤其在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取消认缴期限、取消验资程序的出资制度改革的情况下,对债权人的保护非常不利;减资的特殊条文,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回购制度的可回购范围规定非常狭窄,以致公司无法减资而造成僵局持续;减资的规定粗泛也造成了不同减资方式适用同种法则、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公司减资应放宽准入条件,减资程序应明确规定减资生效要件,区分减资类型,严格监管,实施"宽减资,严监管"的改革思路。

我国环境侵害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一种法经济分析的思路

该文认为,我国法院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适用社会财富最大化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冲突引致纠纷。文章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检视我国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并具体分析了我国的水污染侵权民事责任的绩效并提出完善的基本思路。文章分析了环境诉讼预防机制的必要性、可行性,指出应该建立该项诉讼机制以提高环境预防效率。

国家所有权制度浅析——经济学观点的引入

国家所有权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由于国家主体所具有的特殊性 ,国家所有权也体现出不同于物权的特殊之处。从经济学的假定及观点出发对国家所有权主体的经济人及政治人特性、国家所有权客体的效用实现、国家所有权保护中对外部侵害与内部控制的防范等问题的研究 。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个法经济学的思路

我国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行区分定义,源于农民财产权存在无形财产少、价值支配少、可转让性不足等方面的特征。本文利用全国1990—2008年的数据以及在广东省的调研结果归纳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探析其财产权制度诱因。研究发现,财产权制度影响财产的富裕程度、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这两个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因素,具体表现为,财产权的界定影响农民财产的富裕程度,财产权的可转让性影响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另外,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流的稳定性亦产生影响。此影响路径与产权的运行规律——产权的界定、转让、保护一致,因此本文主要运用产权经济学理论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进行法经济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制度完善措施。

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法的创新

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 ,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 。

公司高管违反信义义务责任的司法适用现状与完善

当前,关于信义义务的讨论已从理论讨论过渡到实践讨论——即探讨新《公司法》信义义务规则的司法适用问题。实证表明,我国现有《公司法》及《侵权法》法律规则在解决公司高管违信责任的案件中存在适用缺陷。在此现状下,代理法的补充适用、特别是代理法特别规则的适用,有助于解决公司高管类型界定、违信风险界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等司法难题。

私人治理、法律规则与金融发展——基于供应链金融合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对供应链金融合同的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金融合同的主要当事人——银行、借款企业与物流公司之间通过合同设计的保证金、优先权、第三方监管以及供应链商业网络等私人治理机制促进了供应链金融合同的履行,进而促进了供应链金融的发展;法律则通过嵌入到供应链金融合同的私人治理机制,影响供应链金融发展。这一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具有普遍性的正式制度或者非正式制度,私人之间通过合同安排的非标准的个性化的私人治理及其与法律规则的互动亦能对金融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代理制度的经济分析——兼论代理制度的创新和变迁

代理制度源远流长，它使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相互依存，相互协作，共同拓展主体的法律行为空间，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交易费用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经济绩效。但代理活动和实践在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和制度完善上提出制度变迁的要求，即确认代理人的主体资格。

忠实义务:趋同抑或路径依赖——一个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角

近年来,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促使各国加大了公司治理与公司法的改革力度,从全球范围来看,"趋同抑或路径依赖",已成为公司法制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对忠实义务的制定法与法律执行两个层面进行比较法律经济学分析,证明忠实义务仅在各国公司法的制定法层面实现了有限趋同,但在具体规制模式以及法律执行层面仍受制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在我国,一味追求与发达国家公司法制度的趋同并不合适,可取的做法是加强法律实施的实证研究,了解路径依赖对公司法规则运行的影响,针对我国特定的局限条件推动公司法的改革。

法律经济学学科构建探析

法律经济学是法学和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史也印证了法律经济学是研究方法创新的结果。法律经济学从萌芽、初创、产生到发展,历经两个多世纪的演化,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被赋予丰富的内涵。法律经济学的概念具有多元化、动态、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本质特征。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界的争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则主要得益于有关推进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和经济法)改革。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作为经济改革的护航者提供着"双轨制"激励以及中国式的特殊制度弹性,而作用的变化趋势则是向正统理论回归。

试论商事惯例的司法适用--一个经济法学的视角

商事惯例作为社会自生自发的内部规则,背后隐含着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意义。本文从我国司法实务出发,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运用经济法学的方法及理论,从商事惯例司法适用的意义、现状、实体标准、适用程序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商事惯例制度的司法适用对策。

商事审判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用探析

近些年来,国内的法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相比较国外而言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九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于2011年6月在北京召开,众多专家学者探讨了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及其在中国改革中的应用。本刊就其中部分专家的主题发言加以整理并摘要发表,以期利用此交流平台,推动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