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坤教授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临床经验

周永坤教授治疗下肢静脉性溃疡时强调如下:(1)详细询问病史,完善术前检查;(2)重视交通支处理;(3)中药熏洗治疗;(4)长期使用压力治疗。周永坤教授认为下肢静脉性溃疡的病因相对固定,但其发展及转归受多因素影响,治疗上大家公认首选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为辅,术后需要配合长期压力治疗,同时突出中医特色,充分发挥中医外治法优势。目前临床治疗中重视溃疡面的处理,往往忽视了本病早期干预,因此我们要对高危人群进行健康宣教,主要措施包括体重控制、改变不良生活习惯,避免久立、久坐,尤其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一定长期坚持压力和药物治疗,这也符合中医未病先防的理念。

法学是科学吗?——以中国法学界的论辩为中心的叙述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场延续至今的关于法学科学性问题的学术论辩,它从法学如何走向科学开始,到诘问法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再到眼下尚无定论的关于狭义法学——规范学能不能走向科学的争论。此辩题涉及科学与法学两个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它与论者所持的相关概念息息相关。在泛科学语境下,学者的意见高度一致——法学是科学,不过那是个循环论证。在纯科学语境下,由于法学的实践性、评价性、不可验证性、法律推理内容上的主观性等原因,法学不可能是科学。在规范学法学语境下,科学论与非科学论伯仲难分。科学论者主张规范学的弱点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加以克服,而非科学论者所持与当年德国的基尔希曼之论一脉相承。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语言学上,指令性的规范学都不可能蝶变为陈述规律的科学。

腹部外科手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中西医评估方法

该文主要对近年中西医评估术后胃肠功能的方法进行总结分析和前景展望,结合中医与西医诊断技术及方法,进一步认识术后患者胃肠功能的生理与病理,为术后胃肠功能障碍的诊断提供新思路。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在胃癌诊疗过程中的意义及中医药对其预后的干预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又称P185,其主要编码为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蛋白。它介导信号的主要传导途径是Ras/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蛋白激酶B(Akt)、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和磷酸肌醇特异性磷脂酶C通路等。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被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呈现高表达,与肿瘤的发生、侵袭、转移及复发密切相关。另外,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基因的过表达还是一个重要的临床治疗监测及预后指标,并且是肿瘤靶向治疗药物选择的一个重要靶点。胃癌在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居第2位,且发病群体逐渐年轻化,故尽早发现、明确诊断以及精确治疗是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的根本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药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被广泛应用,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优势。文章从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的生物学功能、对胃癌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复习,并依据中医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特点论述中医药在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胃癌诊疗过程中的意义,旨在为采用中医药对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胃癌进行诊断、治疗和预后提供综合性的理论依据及临床方法。

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问题研究

本文归纳了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入中国的渠道和退出方式,重点分析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造成的冲击,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

调解是不发达社会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调解退化成一种基层社区自治的制度和司法程序中“依附于”判决的制度。在大型有组织社会,发达的调解与人治并存;判决的权威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东方发达的调解制度是人治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先进文化,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制度原因。解放后我国调解的走俏正是我国的人治社会使然。改革开放以后判决的短期走强是社会法治冲动的产物。强制性调解构成对法治基本价值的损害。既然我国已经选择了法治之路,我们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坚持调解的自治与自愿原则,并对调解进行法律规制。

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规范化——论司法改革的整体规范化理路

司法地方化是指以地方保护主义为特征的司法,其实质是司法行政化。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在宏观权力结构、内部组织体系、司法主体、司法行为、司法目标诸方面向行政转化。司法规范化是指司法在上述几个方面回归司法,成为只服从法律的实施规范的机构。成功的司法必须是整体的、以司法规范化为导向的,因此必须从整体上、在规范化的视角下理解《决定》中关于司法改革的内容,放弃碎片化的、非规范化的司法改革。

中国宪法的变迁——历史与未来

近百年来 ,中国宪法经历了从上半叶的随意性修宪和下半叶的斗争型宪法到建设型宪法的转变。其主要特点有 :变动频率大 ,宪法实效差 ,政治导向过浓 ,修宪程序化程度低 ,宪法直接效力和违宪司法审查未能入宪 ,推倒重来的多 ,新内容少 ,正式修宪与非正式修宪并存。之所以造成如此状态的原因主要有 :悠久的人治文化传统 ,立宪主体与政治权威的合一 ,修宪社会力量不足 ,独立的法学家群体缺乏 ,法理念的工具论。 2 1世纪的中国宪法将在结构。

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

网络实名制既不合国际惯例,也已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名制国家——韩国——证明为得不偿失。网络实名制是直接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它通过对隐私权的侵犯间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权,特别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妨碍反腐事业,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动力。如此不顾国际惯例与前车之鉴的立法之所以出台,与家长主义立法观念有关。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与法治观念的冲突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对于正确实施法律和弥补立法粗疏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现行法律解释在制度和观念等方面均与法治存在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法律解释的法律依据的规范性程度差;在法律解释主体方面存在立法解释和检察解释,行政解释权过大等。

全球性时代的人权

本文认为,以西方文化为特色的人权正在获得全球性。这种全球性表现为:人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关怀;人权规则在各国宪法和法律中得以普及,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效力遍及全球的具有多样化的人权规则系统;联合国和各区域性国家组织形成有关人权保障的制度;人权问题已成为全球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还就人权全球性获得的原因、人权的全球性与人权的民族性的关系、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

议行合一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议行合一“就是“议”和“行”组织的同一与职能合一。“议行合一”作为一个描述社会主义政权权力结构的概念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不符,作为一种理想的权力结构模式更是有害。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议行合一”只有在不正常的时期才短暂地存在过,除了战争年代,它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因此,“议行合一”的理论与原则应当彻底抛弃。

法治概念的历史性诠释与整体性建构——兼评“分离的法治概念”

法治是文明社会的首要政治法律原则,法治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宪制性、整体性概念。因此,法治这一重要概念需要从三重历史视角来作整体性诠释与建构。在法治语义史上,法治的初始含义是法律的普遍效力与法的“德性”的统一;在法治实践史上,法治或表现为宪法统帅下的体现公共利益的法律的统治,或表现为权利法主治,或正义法主治;在法治原则发展史上,法治表现为一系列形式性原则与实质性原则的统一体。法治的这一概念史昭示人们,法治的形式要素具有手段意义,实质要素具有目的意义,两者不可分离。没有形式要素,实质要素便无以表达,无法运作;实质要素又是基础性要素,“形式”是“实质”的形式化,没有实质要素,形式就是无源之水,就失去意义,特权加暴力的形式化与法治无缘。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两者都从对方获得正当性证明,并从对方获取其意义,“法性/法德”正是法治的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的交汇点。摒弃形式与实质“分离的法治概念”,确立整体性法治概念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政治当如何介入司法

一、缘起 让我们从周澄挪用公款案说起。1994年11月,周澄借友人的钱炒期货,所得买了房子,被控挪用公款罪。对此,律师作了无罪辩护,一审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二审合议庭组成人员＂内心＂都确信被告无罪,连主诉检察官滕俭秋也认为被告无罪,但最后周澄却被判刑。这件不起眼的冤案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一件从律师到公诉人到法官都认为无罪的案子,怎么就过关斩将作了有罪判决？2001年,

教育平等权问题及解决之道

近年来,围绕着教育问题的争议和诉讼不断。我国教育平等权的实施情况到底如何?平等是否允许差别待遇?在实现教育平等权过程中,公权力者应当如何介入?政府应当承担哪些应有的职责?推进教育平等权从何处着手?我国现实中这些重大而难以解决的问题都需要进行冷静地思考。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部分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以期厘清教育平等权的实质和关键,明确政府和公权者在保护教育平等权中的责任,以此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走向文明进步,促进建立和谐的教育秩序。

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

司法权是法治社会里最重要的权力,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是权力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也是权利的最后屏障。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权的“刀把子”定位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在法治社会,司法权是宪法性的权力,是中立的权力,是社会的权力。我们应当在这一社会主义的司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司法改革,以建立符合法治的司法制度。

“部门法哲学”还是“部门法理学”?

部门法理学是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间的交叉学科,不是哲学与法学间的交叉学科,部门法哲学更像法理学而不是法哲学。这两个名称的选择不存在对或者错,而是妥当与否的问题。

提升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以正当程序和司法良知的关系为切入点

相对道德而言,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更大。从根本上讲,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的输出。不同的司法制度有不同的输出,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输出司法公正,缺乏程序正义的司法制度输出司法不公正。正当司法程序从三方面增进司法公正:直接输出司法公正,通过养成法官的司法良知增加司法公正的输出,扼制司法良知的误用与滥用。以此观之,实现司法公正的治本之策在于以正当程序为导向进行司法制度改革,而不在于对法官进行道德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