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法治限定

行政处罚作为政府规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手段,应当发挥其应有的规制功能。然而,当前强调依法从严的政策导向,容易造成地方立法权限的过度扩张,某些地方性法规经由取消或者提高行政处罚下限等方式,将法律、行政法规赋予其具体细化的法定授权予以虚置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悖离了法律位阶原则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整体要求。据此,在我国现行规范框架内有必要论证重述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执行性立法的权限范围,并且结合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细致地考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行使边界。坚持依法立法原则这一相对保守的规范法学思路,亦不失为一种系统且审慎的法治思维。

行政决策的现实困境及其模式转型——兼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鉴于行政决策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价值、利益以及理性的复杂博弈关系,其可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现有行政决策实践中呈现出多重困境:"合法律性"标准凸显决策合法性来源单一,主体间信息交流闭塞导致利益链条断裂,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缺失致使公众基本信任低迷。据此,有必要综合考量当前行政决策所面临的前述困境以及客观评价我国现行立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之核心内容,以便着眼于现实情境,充分贯彻与落实现代行政民主和法治政府的目标意涵。通过公众参与充权、协调利益冲突、规范决策程序,型构一种多元化协调性的决策机制,综合权衡和客观考量行政决策机制必须具备的三维法效:形式合法性是基础价值预设、参与式民主是利益沟通媒介、社会可接受是普遍理性趋向,终而实现行政决策所欲追求的民主、公平、效率价值之间的有效兼顾。

反思与重述:行政不作为的内在构造

基于行政行为为核心所构建的行政法教义学研究,重视基本概念的内在构成和外在形式,沿循着传统的论述逻辑,反思和重述行政不作为这一重要理论范畴的内在构造要件,以回应当下普遍存在的学理争议。据此,从存在法定作为义务、具备作为的明确意志、行政程序消极且逾期逐层剖析行政不作为的内在要件,准确区分构成行政不作为的义务前提、主观意志、客观程序,在此基础上以求准确分解各个要件的具体内容,进而理解和把握不同构成要件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价值的契合:以公民基本权利的视角解读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平等权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家政策未能切实满足农民工参与分享公共服务的现实需求,其基本权利不能平等保障是一个宪法的问题。基于我国《宪法》文本的阐释以及人权、民主等价值分析,认为农民工公共服务需求平等权是必要的,而且只有在公民基本权利的视野下寻求二者的价值契合点,从而选择适宜的路径,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公共服务需求平等权。

立法活动中制度理性的规范阐释与实践图式——以立法法修改为例

立法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攸关一国法治建设与社会民众福祉,在实践中应当重点关注其中蕴含的制度理性。2023年修改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可以作为最佳例证。立足于制度理性的规范阐释角度,其主要体现为立法者日益重视立法体系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关注立法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发挥立法活动的实效性与建构性。然而,立法活动的制度理性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规范文本,应当将其置于鲜活生动的实践图式之中。据此,从实现制度理性的目的出发,立法活动应当充分结合本土制度实践,准确把握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的“不抵触”判断标准,在既有的规范框架内,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和备案审查衔接联动工作机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质性地促成立法与改革之间关系的平衡与优化。因此,立法活动所欲实现的制度理性既非单一向度,亦非朝夕之功,而是不断流转往返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最终经由规范与实践的良性交互而达至二者的有机统合。

多元主体联动合作的社会共治——以“枫桥经验”之基层治理实践为切入点

富于地方特色的"枫桥经验",屡次被中央列为推广至全国实施的基层治理模范。从历史维度借鉴其中颇具现代化意义的社会共治实践,能较好地考察和确定社会共治的话语内涵和理想图景。基于治道现代化与治术理性化的理论反思,可推导出社会共治是公私部门合作、多元主体联动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而非高度单一化、政府独揽型的传统管控体制。历时55年而传为治理佳话的"枫桥经验",由于具有某种确定的历史昭示意义,是探讨中国特色民主法治发展道路的宝贵资源。

善治的理性: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

公民参与行政是现代协商民主理论、治理理论逐步深化的制度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关乎微观民主、创新治理路径的制度实效能否有力地论证其民主合法性基础。然而,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公平听证等程序内核的缺失造成公民参与的不充分,相关问责机制的真空导致公民参与的随意性,此二者形成了公民参与行政的劣质性风险。据此,从公民参与行政的后果考量角度进行理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建构问责规则体系,真正确保实质性、良好的公民参与,方能实现行政法治与社会善治的双重价值目标。

终身监禁刑的宪法学反思——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重贪犯终身监禁刑,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亦是国家刑罚权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根本性剥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宪法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比例原则被视为公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基于此,文章认为对终身监禁刑的宪法学反思可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严格审查,从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原则逐层对其予以合宪性评价,充分发挥宪法原理对刑法的基础性调控,从而促进宪法与刑法的知识体系对话,有助于构建有效互动、循环诠释的整体法秩序。

论过错推定原则在行政不作为归责中的适用——以“过错客观化”理论为介入点

过错原则、无过错原则以及违法原则等归责原则皆存在某些"先天不足",无法作为行政不作为的归责原则。法国公务过错原则、德国公职义务标准、英美混合过错原则在处理行政不作为国家赔偿责任方面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客观化,以适应怠政现象违法认定和责任负担的司法适用需要。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确立过错推定原则来指导行政不作为的归责适用。

反思与重述:行政诉讼的法源规范与依据选择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复审的司法活动。对于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选择哪些法规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及这些法规范在司法复审活动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应考虑行政法法源与行政诉讼复审依据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法源在行政诉讼中具有相异的法律地位,反映出行政规范对法院审判实践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力。因此,有必要对行政法法源、行政诉讼的依据选择以及复审依据的司法约束力等重要论题深刻反思,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加以重述,方能有助于准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的本质特点,以期拓宽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审查范围。

行政不作为的责任谱系建构——基于国家赔偿责任单一化的现实检视

由于兼具主观过错和客观违法,行政不作为无法获得实定法的肯定性评价,由此会形成行政违法、民事共同侵权、刑事惩戒以及政治问责等不同类型的责任后果。据此,基于国家赔偿责任单一化的现实检视,从整体意义上建构行政不作为的责任谱系。根据行政不作为的违法程度、危害结果以及构成要件,明确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把握责任转化的"拐点";虑及行政不作为往往与民事侵权发生竞合,从条件、原因以及注意义务统筹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实现责任并行的"合力";针对内部处分与民主问责类型、形式以及制度功效存在重叠,整合行政责任与政治责任,注重责任衔接的"同构"。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责令限期拆除的理解与适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后,责令限期拆除得以正式“入罚”,此种行为属性的转变蕴含着特定的规范逻辑,旨在明晰部分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凸显“拆除”行为具有相对较强的制裁属性。然而,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存在一定的逻辑不自洽,主要表现为责令限期拆除并未“增加新的义务”,行为责任的可非难性不足,可以引入行政保安处分制度和行政处罚“预防论”目的理论予以补足。据此,为了实质性地促成责令限期拆除“入罚”达致逻辑闭环的应然状态,有必要重申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后应遵循的原则及其适用情形,以及须得接受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要求。总之,历史经验时刻都在警醒,国家处罚权应当依法合理行使,任何一次“入罚”皆应审慎对待。

地方立法权“再扩容”对基层治理的双重影响及实践优化

2023年我国修订实施的《立法法》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权的法定事项范围,在本质上是针对地方立法权的一种正向“再扩容”。基于此种“再扩容”的现实背景,有必要探讨其对基层治理本身产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积极意义体现为基层治理的非正式经验能够转化成正式制度,并且为之提供充足的法治保障,提升现阶段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水平。另一方面,消极影响则表现为立法者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事项之中,可能使得原本强调便捷灵活的基层治理实践陷入被动僵化的现实困境。据此,在地方立法权“再扩容”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优化,应当强调法治原则的正向辐射作用,促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交互,以及积极扩大公众参与,以提升社会可接受性。

论《行政许可法》委托条款的明确性原则

2023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委托条款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而《行政许可法》委托条款的内容却不甚明确,因而亟需对行政许可委托的明确性原则展开论证分析。从理论依据来看,行政许可委托的明确性源自行政行为明确性原则,明确行政许可委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法律效果的定型化。行政许可委托应当明确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利义务和程序权利义务,不同内容要素的明确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需结合个案情况予以综合研判。在行政许可委托实践中贯彻明确性原则的要求,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程序制度,包括委托前的尽职调查与资格确认程序、委托后的定期评价与撤销收回制度,以及确立委托行政机关对委托内容的法定解释义务。

环评告知承诺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近年来,环评告知承诺制的改革试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环评告知承诺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以市场主体自我承诺代替事前实质性审查,以事中事后监管代替事前规制。虽然这种制度安排在提升审批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改革举措合法性薄弱,偏离环评制度风险预防功能,缺乏成熟的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制度安排等。因此为促进环评告知承诺制的完善,制度改革应坚持依法合规,并应重视风险预防,同时应着力提升事中事后监管效能,完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

数据挖掘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与解决路径——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为视角

数据挖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的起始环节和必要环节,未经作者许可对作品进行数据挖掘以获取训练数据面临着著作权侵权风险。然而,数据挖掘获取的训练数据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得学习能力的重要养料,为化解著作权保护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间的冲突,宜将数据挖掘认定为合理使用。其理论基础在于“过度”的著作权保护已逐渐失去其正当性,而将数据挖掘认定为合理使用,也契合著作权法保护外在表达而非内在思想的原则,而且数据挖掘还有利于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的目标诉求。据此,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情境下,应借鉴域外文本和数据挖掘合理使用制度的先进经验,采用宽松的立法模式创设数据挖掘的合理使用新类型,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以繁荣相关产业。

现实检视和理论反思:行政不作为概念重述

行政不作为是传统行政法教义学研究的重要词条,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意义。然而,关于其行为性质和基础概念的认定一直存在分歧,未能达成普遍共识。据此,有必要基于"松花江水污染"等三起典型事件认真检视行政不作为问题的现实概貌,整体概括基础概念的外化形式。同时采取理论回溯的方法深刻反思学理与立法关于行政不作为概念的发展历程,厘清揭示基础概念的内在意涵。故而,行政不作为的概念重述必须基于现实检视与理论反思,方可有助于使其有效回归治理情境和符合逻辑自洽要求。

人格权平等的法人类学关怀——对马林诺夫斯基思想的另一种言说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具有传奇色彩的学术经历,由其所开创的现代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逐渐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和呼应,但是很少人着墨去关注马氏人类学思想中的人格权平等观念,亦即用法人类学的维度来解读他本人及其经典著述。马林诺夫斯基对人性尊严的关注不仅体现了人类学研究的内在本旨,同时也诠释了平等之法律价值。据此,从所有人类属性之人格权平等视角来厘析马林诺夫斯基早期人类学中平等价值主题的哲学伦理,实乃为全球不断复苏的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相延伸的民族恐怖主义治理提供了一剂良方。

论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规则完善

近年来,自动驾驶汽车推广应用给人们出行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其中存在大量法律问题亟待我们探究,首要的便是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主体认定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领域,产品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内容模糊以及自动驾驶汽车运行的复杂性和自主决策性导致的交通事故查因困难等,均让其责任主体的认定陷入困境。为解决上述难题,考察域外相关立法,建议以“人为介入”作为侵权责任主体认定规则的适用依据,进一步具体细化产品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同时完善交通事故原因查明的配套措施,为促进自动驾驶行业稳固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行政处罚中“主观过错”的教义分析与判断适用——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为例

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后,正式确立了“主观过错”条款。就法条内容而言,该条款具体规定了三项相关制度:行政处罚的定罚要件包括主观过错、量罚阶段需区分故意与过失以及“主观过错”条款的“另有规定”。就其适用情况而言,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为例,“主观过错”条款面临着主观过错判断标准不明确的困境。为规范主观过错判断标准的具体适用,应将意外事件、不可抗力作为不予处罚的情形,引入注意义务、注意能力、信赖利益、对结果的掌控力等因素进行考量,以期达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更加审慎地对待行政处罚中“主观过错”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