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下的乡村国土空间数字治理技术体系构建

数字技术向乡村地域延伸与渗透,深刻影响着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及结构。乡村国土空间治理的对象、主体、技术都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发生了转变。在梳理数字技术介入下乡村发展转型的物质空间特征及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下的乡村国土空间治理主体关系,从乡村数字治理的空间底座框架及其关键技术体系两个方面构建了基于乡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国土空间数字治理技术体系。

日常活动地理环境对居民瞬时幸福感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地理学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尽管地理学的幸福感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幸福感如何表现为一种短暂的情感经历并与日常活动时空地理背景相联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采用生态瞬时评估(EMA)获取实时的幸福感,通过GPS和移动传感器收集活动地的即时环境数据,来探索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瞬时幸福感体验受到活动地点即时环境的影响,适宜的温度、POI密度可以促进幸福感,而噪音、PM_(2.5)、人口密度、POI类型和交叉路口不利于幸福感。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的关系也受到时间和空间要素的调节,相比工作日,休息日的活动地即时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而活动的离家距离会削弱建成环境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证实了日常活动地理环境与瞬时幸福感相关,并受到时空行为特征的调节,为指导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

城市绿色空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性别和手机娱乐时间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城市绿色公共空间,尤其是公园广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性别差异以及手机娱乐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基于对广州市472名中学生问卷收集的数据,包括居住地、学校周边、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路径空间4种不同地理背景,建立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绿色空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地周围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日活动路径、再次是休息日活动路径,学校周围影响最小。绿色空间对男生和女生的心理健康效应在不同的地理背景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对男生在居住地周围和工作日活动路径的心理健康效应高于女生,而对女生在休息日活动空间路径的效应高于男生。手机娱乐时间的增加会抑制绿色空间的心理健康效应,对女生在居住地周围的抑制效应高于男生,对男生在休息日活动路径的抑制效应高于女生。建议可以从增加绿色空间、限制手机娱乐时间以及考虑性别敏感的干预措施3个维度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社会5.0背景下的城市安全韧性与国土空间智慧治理

城市安全韧性的构建一直是稳定及完善城市人居系统的基础,也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前提和目标。数字及信息技术在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变革、推动社会5.0(智慧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给城市安全韧性及国土空间治理带来了挑战与机遇。文章在对社会5.0这一社会发展新形态的内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梳理了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安全面临的挑战,分析对应的城市韧性构建重点以及措施的变化,并结合城市发展趋势的新特点,提出面对智慧社会下的城市安全挑战,应强化国土空间智慧治理能力,将以人为中心的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作为重要目标,加强理论、技术方法、设施服务体系与保障体系的构建,完善国土空间智慧治理体系。

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的城市韧性建设

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公告称,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同时发布的《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总体方案》指出,我国已具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这标志着从2020年初爆发、持续了近三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冠疫情给人们的工作、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化及人居环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本刊特策划本期笔谈,邀请规划各领域的专家,从专业的视角,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城市韧性建设”展开讨论,剖析城市韧性建设在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不足提出规划应对策略,期望为未来城市的韧性建设与提升提供有益参考。蔡云楠等提出城市防疫韧性是“医疗设施+环境安全+空间品质+治理机制”的综合表现,缺乏任何一个要素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城市防疫韧性的提升需要政府的超前谋划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对其研究也不仅仅是“医学+环境学科+空间规划+管理学”的融合领域,还需要来自更多视角和系统性的并行研究及跨学科的融合思考与实践。翟国方认为保障人民健康的全面发展是城市规划愈来愈重要的内容,系统增强城市韧性则是促进人民健康全面发展的不二路径,并提出要提高城市规划对人的全面健康发展重要性的认识,科学编制健康城市规划以及重视健康风险管控技术的配套应用。王兰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认为韧性城市体现在现有各类设施应对疫情冲击的快速转换能力,既包含了公共服务设施的硬件空间改造,也包含了软件服务和应急预案的密切配合,建议将健康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在高风险城市和地区编制健康城市专项规划等。彭翀结合我国当前发展提出以高密建设的超大城市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积极探索多风险耦合下的机制探索,从空间规划和建设的视角开展科学研究,制定韧性提升的规划与建设策略。王世福回顾了疫情发展过程后总结出城市规划要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赋能空间韧性,提高城市的免疫力,并积极开展城市研究解释城市空间与疫情的相关性,深入创新规划设计方法以实现更具韧性的城市。修春亮关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安全韧性问题,提出空间上的城乡融合是提升城市韧性的新方式。通过规划实现城乡空间融合发展,有助于形成优良的城乡景观和空间格局,通过城乡交融缓解生态压力、增加乡村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城乡社会交融、培养青少年的乡村情节、维护传统文化根基、增加空间的多元性进而增加城市和乡村的韧性。王峤则从韧性城市发展框架、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韧性城市管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韧性城市规划体系并提出实施路径,从宏观的韧性城市规划策略到中微观尺度的韧性社区建设提出应对疫情常态化的规划建议,推动我国韧性城市的研究和实施进程,提高城市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周素红认为亟需探索平疫结合理念下的健康与韧性的城市发展模式,建设既保障平时城市正常运作的需求,又具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等安全事件能力的韧性城市。其核心任务是加大对城市在促进公众健康与应对重大公共事件方面的基础研究;构建和优化韧性城市空间规划体系,补足城市建设短板;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基本健康服务能力、应对疫情等事件的抵御、适应和恢复等综合能力;完善韧性城市规划建设的保障机制,提升平疫结合的城市综合治理水平。姜洪庆提出空间韧性是整合城市要素密度、强度、流量、流速,以及空间层级的复杂性与连续性,将各种有效防灾途径与工程性措施结合起来,保持城市响应不同承灾阶段要素流动与形式结构的空间稳定性。风险识别、不确定性规划、协同管治、数字化与互联网技术,是空间韧性的核心维度。邵亦文认为应把新冠疫情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机会之窗”,充分重视社区小微公共空间的价值,从“增量”和“提质”两个方面着手改善,使之更具有应对不确定风险的韧性,同时更好地服务城市居民和社区。

智慧技术赋能空间公平治理

2015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是城市的灵魂和主人,是城市最根本、最重要、最能动的因子。“人民城市”的理念,回应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新征程中对城市形态的新需求,体现了新时代包容共生的城市文化新品质,也是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新目标。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农村建筑智能识别与三维建模方法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且农村房屋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乡村地区低成本、广覆盖的信息采集和建模一直是乡村信息化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提出了一种简易的农村三维建筑建模方式,即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农村建筑智能识别与三维建模方法,并以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河村为研究对象,建立精细化三维建筑模型。该方法分为粗模生成和深化建模2个阶段。首先,在粗模生成阶段,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Mask R_CNN技术识别建筑物,确定房屋位置并拉伸生成基础白模;在深化阶段,外业采集员根据实际情况,基于农村建筑模型库将基础白模替换为更精细的、参数化的白模;然后,通过简单的手机拍摄及纹理处理,实现建筑立面纹理的补充;最后,通过坐标匹配、影像地形融合、三维轻量化等技术形成真实的、可存储和可交换的三维建筑模型,可支撑乡村调查、乡村规划、乡村建设、共同缔造等应用。该方法简单易用,降低了常规建模在数据采集、处理等技术方面的高要求,为农村地区提供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大众化”建筑三维重建方法。

基于声景观智能识别的生态保护红线日常监测与侵扰因素分析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是中国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已有较多成熟的相关研究和工作利用遥感、人工调查方法对其进行划定。然而,传统生态评估方法忽略了动态要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目前仍缺乏一套生态保护红线的日常监测体系。文章从生态声景观视角出发,先制定一份面向日常监测的声景观要素分类标准,并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基于声景观智能识别的分类模型;再利用该模型在共成水库保护区结合传统GIS方法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评估,并分析影响生态声景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参考“三生空间”制定了一份面向日常监测的声景观要素分类标准,并构建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训练,得到分类模型的训练精度为89.88%;2)利用训练好的深度学习模型对案例地收集的声景观进行智能识别,利用生态声景观要素占比作为衡量生态受侵扰程度的指标,实现了生态保护红线的日常监测评估;3)利用回归模型分析生态易受侵扰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夜间灯光强度对生态受侵扰的影响最大,随后依次是距离居民点的距离、空间中心性、距道路距离。

广州市消费者行为与商业业态空间及居住空间分析

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通过分析居民微观行为解释实体空间是近年来城市商业业态空间和居住空间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被使用的研究方法。以联系商业业态空间与居住空间的纽带—消费者行为作为切入点,选择广州市8个街区的1428位居民为调查对象,研究二者的特征及关系。通过典型街区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①居民购物出行方式选择、出行距离和多目的出行与所处街区的类型、区位、周边服务配套和城市商业业态空间等存在密切的关系。②商业空间的等级体系清晰存在,老城区传统商业中心仍存在较强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的新商业中心区次之,二者在吸引人群的类型上存在差异;次一级商业中心区和日常生活服务配套区在为居民提供日常消费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③城市新商业中心和外围商业次中心的在服务能力和提供的业态类型上还存在不足,使其服务供给与周边居民的购物需求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匹配,引发对老城区的过度依赖。④外围商品房小区和政府规划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不足,增加了居民日常生活成本。通过对居民出行空间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侧面剖析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

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关系

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广州城市二维形态和三维形态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二者存在一定互为因果的关系;交通方式的转化对城市形态的演化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城市形态引导着交通需求的总量和布局;同时,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是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产生的原因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模型分析表明,近年来广州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均衡性增强,直接影响了交通需求的产生与分布和交通方式的选择,有利于居民就近选择就业,并使通勤交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此外,居住与就业人口迁移先行,引导公共设施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共设施服务空间与交通需求之间存在需求作用型和供给作用型两种相互作用模式。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城市空间解读——以广州市典型街区为案例

行为研究是近年来人文地理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对微观行为进行宏观归纳,进而解释人地关系是提升其理论价值的重要方向之一。GIS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手段上的瓶颈问题。本文将GIS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构建基于智能图的微观行为调查方法体系,并利用GIS实现微观行为及空间感知的宏观空间模拟,探讨基于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分析的空间解读方法。同时,将该方法运用于广州市,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街区进行研究。通过调查,获取典型街区实体空间信息、被调查者社会属性、通勤行为空间和对通勤沿路相关实体要素的感知等信息,进行分析与模拟。一方面,分析认为,居民通勤行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实体空间的现状及其演化,同时,与社会空间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以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实验基础,利用GIS进行基于个体对实体空间感知的宏观效果模拟实验,该方法能较好地解读实体空间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性。

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土地利用对街头抢劫影响的空间分异模式:以H市为例

选取H市中心城区2009年和2010年发生的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构建地理加权泊松回归GWPR模型,探讨不同性质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各类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位于中心区外围的传统居住区和部分新建社区等居住用地对街头抢劫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对街头抢劫的影响总体上显著性不强,但与其中的商业设施点类型密切相关,独栋高层的商业综合体会使犯罪数量下降,而临街商铺形式的商业设施点则是犯罪高发区域;工业用地仅对老城区的街头抢劫产生正向影响;公园绿地总体上与街头抢劫案件呈负相关性,但城市开敞绿地多的地方案件数量也较多;交通设施用地与街头抢劫的关系则受到交通设施、道路等级、路网形态的影响。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发现,土地利用对案件影响的主导因素的空间分异模式与不同的城市功能分区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以对每个功能分区根据其街头抢劫发生的主导因素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规划导则。

广州城市居住-就业空间及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分别从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和宏观空间组织模式的转化等出发,分析广州的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其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认为近年来广州居住空间与就业空间在外拓和多核心化的同时,二者的空间均衡性增强,从而促使居民出行空间趋向均衡;居住空间对城市空间的引导作用日渐突出,对居民出行空间和出行方式的选择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十二五”时期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供给与保障

在"十二五"期间,为促进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应从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规划建设、设施的使用和均等化的保障等角度着手,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供给机制及基于公平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优化基于均等化的规划编制标准体系和实施管理,关注公共服务设施服务对象的可达性,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均等化,完善配套规划的适宜性和可操作性,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基于GIS的城市地理学研究方法革新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市地理学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城市问题的增多和尖锐化、各种哲学思潮的介入与学科交叉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量革命的爆发 ,使城市地理学中出现了方法论革命和多样理论探索 ,以寻求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本文从城市地理学方法论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出发 ,探讨信息科技发展下 。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的进展

国外对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以下阶段:20世纪60年代,对工程的重视产生和推动了交通工程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交通需求分析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综合模型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目前,国内的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研究进展与西方20世纪60年代类似,但人文因素并未真正渗透到理论、模型和实践研究中。

广州城市居民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同样,与通勤密切相关的居住与就业两类用地,其空间组织对城市空间格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出行行为的转变。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例,分别从广州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组织对通勤行为的影响、居民通勤的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通勤的空间特征。

美国大都市区规划组织的区域协调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区域规划和协调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本文介绍了美国大都市区区域协调的主要执行机构——大都市区规划组织(MPO)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发挥区域协调作用的主要协调机制——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调为基础,促进区域用地、环境整治、社会公平、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区域协调。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区域规划和协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建议,认为以立法为基础,建立公共投资再分配机制是政府进行区域协调的有效途径之一。

人本思想综述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

主要归纳探讨了城市规划及其相关学科的“人本”思想，并分别从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等角度，阐述了城市规划中“以人为本”的体现和新技术的发展对“以人为本”规划的支持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