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银行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银行管制放松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渠道机制。结果显示,银行管制放松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不平等,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管制放松显著地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份额,并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份额,构成了银行管制放松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机制。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证实,银行管制放松会提高城乡信贷非均衡性、加剧农村资金外流、提升技能溢价,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文章的研究为全面认识银行管制放松影响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对于合理推动中国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东西”还是“南北”地区制度差异大?

近年来制度因素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广泛重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的特点,运用熵权法从产权多元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及非正式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并测度了2006—2020年全国31个省区市制度综合指数及各维度指数,然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地区制度差异进行了测算并从“东中西”和“南北”地区两个视角进行分解,最后使用QAP方法分析区域制度差异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在观测期内制度水平总体不高但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各维度指数均处于较低水平,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非正式制度和产权多元化水平;从地区差异来看,东西差异较大,南北差异相对缓和。(2)制度水平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东中西”地区制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地区内差异是造成“南北”地区制度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变化趋势上,东西差异呈不断下降趋势,而南北方差异则有不断上升的趋势。(3)四大维度差异都对制度差异具有显著正影响,但各维度的边际效应存在时空差异。市场化程度及产权多元化水平差异是造成地区制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市场化程度、产权多元化水平及开放程度差异的贡献在下降,而非正式制度差异的贡献在上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区域时空差异

作为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测度对区域差异及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2—2020年面板数据测度新质生产力发展综合水平,并分析区域差距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培育与成熟阶段水平变化呈“稳定—上升”的波动趋势;东部与东北地区区域内变化趋势与全国变化趋势同步,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滞后效应;东部地区与其余三大区域间差距很大,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实力遥遥领先。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力与竞争力是新质生产力总体水平的关键障碍因素,滞后效应导致各区域关键障碍因素存在异质性,跨区域合作机制能够充分利用空间集聚效应。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促进数实融合?——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智慧城市试点是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政策之一,也是实现数实融合的重要手段。基于2010-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数实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数实融合,该结论在样本缩尾、增加样本维度、调整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和扩大对外贸易,进而促进数实融合。(3)智慧城市建设在非资源城市、非老工业基地、中小城市、宽松环境规制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数实融合正向效应。(4)智慧城市建设在促进数实融合方面具有空间协调效应,能够在全国、省份以及地区层面缩小数实融合的相对发展差距。研究结论为中国深化数实融合、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技能溢价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保护知识产权可以推动创新发展,进而实现产业升级,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将知识产权保护、技能溢价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且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替换变量检验及外部冲击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能溢价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技能溢价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能溢价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技能溢价水平较高时,不利于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作用的发挥。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确定性预期与实业投资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推广可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也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带来新契机。文章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0年样本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实业投资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实业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并能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有助于企业回归实体经济;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能有效降低不确定性预期,且不确定性预期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实业投资提升过程中具有负向中介作用;在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实业投资的效果更明显。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评析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效果评价能为新常态下中部新一轮崛起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用区域比较方法对2004-2014年间战略实施总体效果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10年间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上升幅度最大,与东部及东北的差距急剧缩小,与西部的差距在明显扩大,表明战略实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到大类指标,中部在科技教育文化方面成就最大,但在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方面发展相对不足。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培育经济内生动力,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途径,进一步推动中部新一轮崛起。

我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力评价与对策研究——以沈阳市为例

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的聚集体,是增强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窗口和门户,在推动区域合作和共同繁荣方面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作为东北亚经济圈与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战略节点,沈阳是东北地区经济的聚集体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肩负着新一轮东北振兴领头羊的重任。在借鉴"世界城市"等经典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具有综合性和科学性的指标体系来评价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内的13个主要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力,发现沈阳在经济发展、商贸辐射、对外开放与科技文化创新方面排名靠后,而在社会服务、政治级别方面排名居中,在13个主要城市中综合排名在第10位。同时,通过SWOT深入分析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势和制约因素,还提出了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全面创新对策。

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与气压弹道碎石治疗小儿输尿管结石的临床疗效比较

小儿输尿管结石发病相对较少见,其发病原因主要包括代谢异常、感染和尿路畸形等因素,本研究对比小儿输尿管结石不同治疗方法（输尿管镜下气压弹道碎石术与输尿管镜下钬激光碎石术）的治疗疗效,以及对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以为小儿输尿管结石治疗手段的选择提供依据。

辽宁省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的GMM实证分析

利用2004—2016年间辽宁省1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辽宁省产业升级存在持续性,金融规模对产业升级呈现显著的波动性影响,尤其是第三产业,而金融效率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

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研究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民营企业在培育核心竞争力中存在着企业定位、企业重组、企业品牌建设、企业激励等问题。提升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塑造杰出的企业家精神 ,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 ,树立先进的管理理念 ,实施适当的技术创新战略 ,形成科学的激励机制。

腹腔镜手术治疗小儿肝细粒棘球蚴病临床体会:附26例报告

目的探讨腹腔镜治疗小儿肝细粒棘球蚴病的临床疗效及应用价值。方法以本院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采用腹腔镜治疗的26例小儿肝细粒棘球蚴病患儿为研究对象。患儿均行腹腔镜探查,外缘性肝细粒棘球蚴囊肿采用"沿肝组织与囊肿间前卫间隙切除包虫外囊"治疗方案,内缘型肝细粒棘球蚴囊肿采用"内囊部分摘除术+外引流术"治疗方案。术后服用阿苯达唑片进行治疗,同时对患儿家属进行健康宣教。结果 26例患儿手术均获成功,手术时间100～250 min,平均(150±43) min;出血量10～20 m L,平均(14±3) m L;住院天数6～18 d,平均(10±3) d。18例行腹腔镜下外囊切除术,4例行"腹腔镜下部分内囊摘除术+外引流术",4例行"腹腔镜下外囊切除+部分内囊摘除术+外引流术"; 2例术后出现残腔感染,4例术后出现残腔胆汁瘘。无1例发生肝细粒棘球蚴囊液溢出及过敏性休克,无1例死亡,随访半年无1例复发。结论腹腔镜治疗小儿肝细粒棘球蚴病整体效果良好,对于手术难度较大的肝细粒棘球蚴病,"腹腔镜下部分内囊摘除术+外引流术"可能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手术方案。

交易成本、沉淀成本、自然垄断与公私合作治理机制

公共品供给从传统公共供给、狭义公私合作、广义公私合作到私有化的连续谱系,对生产效率的内在激励不断增强,而公私之间的交易成本也不断加大。并且由于沉淀成本、自然垄断的存在,公私合作存在双方关系套牢、策略行为、交易要挟、进入退出难以及不可竞争性等问题,影响公私合作绩效。公私合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合作项目特性与合作治理机制的匹配,适当的治理机制有助于解决某类项目中交易成本、沉淀成本或自然垄断的某些特殊问题。应该基于特定项目交易成本、沉淀成本、自然垄断三维特性的特定组合,选择相应的组织结构、规制方式与合约内容,并通过相应的法律体系、规制体制、市场机制、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保障治理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提升公私合作治理绩效。

国外垄断产业民营化及其借鉴

国外垄断产业民营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需要规制、竞争、产权等相关配套制度作支撑,否则改革导致的交易成本遽增会完全侵蚀改革的收益,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核心业务被国外掌控等一系列问题。中国垄断产业改革应沿着平行协调式渐进改革路径,在逐步完善规制体制的基础上,选择最佳时机进行民营化改革,避免冒进改革和拖延改革。

制度能力、产业特性与公私合作(PPP)治理机制

公私合作(PPP)治理机制的选择应与一定的制度能力、产业特性相匹配,而衡量产业特性的主要指标是交易成本和自然垄断性。制度能力越低、交易成本越高、自然垄断性越强,PPP越应采取接近一体化的治理机制;反之,则应采取接近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尽管适宜的治理机制能够实现一定制度能力与产业特性条件下的绩效最大化,但这只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次优选择。提升制度能力,降低宏、微观交易成本,进而通过匹配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发挥市场降低生产成本的激励功能,才有可能实现PPP绩效的最优结果。健全PPP法律体系、完善规制体制与市场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可以为提高PPP运行绩效提供制度保障。

垄断利益固化机制与突破路径

垄断利益固化已经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利益集团非均衡博弈机制、制度僵化机制是垄断利益固化的主要形成机制。为此,需要通过完善垄断行业的规制体制、加强对国有垄断行业内部分配的调控、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举措,突破垄断利益固化现状,实现社会公平。

基于竞争中性的政府监管:国际比较与改革方向

基于竞争中性的政府监管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横向对比“澳版”“OECD版”和“美版”竞争中性原则在针对市场、强调重点、政府干预以及实施成效等方面的异同,并利用PMR指标对我国竞争中性效果进行国际比较,发现我国竞争中性原则还未得到深入贯彻,改革步伐远落后于他国。从纵向上来看,我国经济改革与竞争中性具有兼容性,但存在行政垄断、市场准入、隐形补贴等方面的监管非中性现象与法律缺失的异质性因素。基于此提出避免过度干预,激发竞争中性潜能;加强公正监管,累积竞争中性动能;完善法律机制框架,构筑竞争中性势能;发挥各方合力,打造竞争中性智能的监管改革方向。

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与对策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1—1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前6位客源国的入境人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08年我国旅游投资增长疲弱,一是旅游融资受限;二是旅游投资热度降低;三是潜力型旅游投资项目难觅。金融危机损害了旅游经济的发展,而旅游经济发展遇阻又反过来影响旅游就业。应对金融危机,促进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对策,应当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主动化解危机的不良影响。既要针对短期内危机影响旅游业的现实情况,又要顾及我国旅游业持续发展的中长期目标;既要加速推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又要抓住机遇科学合理地调整旅游产业结构;既要促消费、扩内需,推动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更要关注社会公平、提升国民素质和旅游国际竞争力。

基于“竞争中性”原则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国企分类是推进竞争中性原则的基础与前提。但由于部分国企功能错位、国有资本布局不合理,导致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竞争性国企经济效益相对较低,而本该以社会功能为首要目标的公益性垄断性国企却追求经济利益、经济效益反倒较高的反常现象。需要通过分类改革,明确国企功能定位,对国企商业性业务推进竞争中性原则,提升竞争性国企内在效率和经济效益水平。加快产权改革步伐,将国资主要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和公益性行业,实现非竞争性国企的公益性功能。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例

企业绩效水平是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合理与否最直接的反映。本文以沪深股市73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从所有权集中度、董事会特征、管理层激励三个因素入手,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所有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有助于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并不能对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反而会降低企业绩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