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路径研究

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命题,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运而生,成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新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科技水平有待提高与人才队伍有待充实、农产品成本较高与农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均衡。因此,为解决以上困境,需进一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粮食安全、食物供给、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体制、经营主体、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提升与完善,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缘由、特点、困境与路径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数字化信息技术开始融入乡村社会,助力乡村发展,数字化乡村治理应运而生。通过对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特点与困境的考量,得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当下社会发展的优势所在与不足之处。因此,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需培养、引进数字技术人才,助力乡村数字转型;需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需以搭建乡村治理数字平台,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理论依据、角色定位与实践意义

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作为党中央与政府提出的最新关于城市发展与青年发展的城市模式,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并随即试点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依靠政策优势,坚持发展为了青年,发展依靠青年,坚持国家政策牵引,使其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新趋势。当前,通过分析青年发展型城市的角色定位,得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是服务青年发展,建设宜居、宜学、宜业的现代化城市,推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道路。

我国禁限售商品监管法律体系初探

本文分析了我国禁限售商品监管法律的发展历程,从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分别对不同行业中禁限售商品监管法律的颁布与实施等情况进行了探讨,并围绕禁限售商品范围、执法力度以及制度体系方面开展剖析,从加大违法成本、运用信息化手段、制定“吹哨人”制度、开展社会共治以及推广法律法规宣传等方面提出了监管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成为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实践的重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不例外。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服务于人口规模巨大化,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服务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服务于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人才队伍缺乏、设施建设不足、活动内容单一等困境。因此,需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加强人才的内培外引,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以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服务支撑,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邓小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思想及其时代价值——基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本研究

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本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与纲领性文件,其中蕴含了丰富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思想,具体包含了大胆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建设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队伍,健全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建设群众监督制度等内容。这些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有利于丰富党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思想,有利于为改革开放提供充足的优秀干部人才,有利于建设科学化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为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

新时代乡贤治村的运行逻辑、当代特征与价值意蕴

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给乡贤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乡贤从古至今一直活跃于乡土社会,他们作为传统乡土的管理者,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时代乡贤治村通过“嵌入性理论”形成了独特的运行逻辑,即将乡贤人才嵌入乡村多元共治,将乡贤资本嵌入乡村经济发展,将乡贤文化嵌入乡风文明。乡贤治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公益性,乡贤治村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因此,新时代乡贤治村凝聚了丰富的价值意蕴。乡贤治村有利于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乡村人才回流,有利于激活乡贤文化资源,最终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建构——以秧歌剧为考察中心

秧歌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民间艺术。秧歌剧是从扭秧歌、旧秧歌戏发展而来,在时代机遇、现实需求等背景下形成的。延安时期秧歌剧极具革命属性,在党与边区政府的努力,人民大众的热衷,秧歌剧现代化的发展等共同推进下,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得以生成。延安时期秧歌剧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完整,包括话语主体、话语对象、话语内容、话语载体、话语环境等五个部分。并且其宣传也独具特色,以秧歌剧演出为核心,以歌曲传唱为垂心,以节日活动为靶心,以报纸、评论等为内心,从而助推革命话语广为传播。

政策工具视角下上海养老服务政策文本研究

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龄社会,养老服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作为超大城市,其养老服务政策的革新与实践对全国具有重要示范价值。本研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主题”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对上海市60份养老服务政策文本进行清洗、编码与分析。上海养老服务政策目前突出的问题在于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政策工具的协同性不足、主体协同与角色定位不清晰和养老服务产业缺乏。据此,本文提出三点优化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规划,确保养老服务政策与城市发展相协调;二是优化政策工具配置,形成政策组合拳;三是加大养老政策主题覆盖面,构建全方位养老生态。

全媒体视域下假新闻传播机理及其协同治理路径

信息的碎片化、同质化、浅表化充斥着网络社会,加剧民众焦虑感和意义空化。通过收集565篇假新闻案例,将其分为卫生类、政务类、教育类、社会类、经济类和文娱类6个类型,并分析其传播机理。假新闻传播主要有博取眼球、利益驱动、挑起情绪等特点。选取“弟弟藏起姐姐高考准考证”事件作为嵌入案例,分析假新闻的源起、经过和真相还原过程,以及媒体在假新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及其作用。政府、公众媒体、社交媒体、企业、社会组织、非政府机构、公众等多主体协同治理假新闻,政府建立假新闻举报平台、审核机构和保密制度。公众媒体提升职业素养、社会责任和传播效能。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完善的审核、举报和追责机制,依法对用户发布的信息内容进行分类审核。发挥社会组织的榜样示范和宣传教育作用,提升公众的数字媒介素养。

新时代高校党史教育内容要素建构——基于31篇核心文献的Nvivo12质性研究

健全完善高校党史教育内容要素指标体系是筑牢我国高校思想教育阵地的重要举措。基于31篇核心文献的质性研究,高校党史教育内容要素主要由逻辑概念、精神层面、文化范畴、理论范畴、建设方向、叙事手段、教育内容、高校范畴八个主范畴所构成。同时,存在顶层设计不足、内容质量有待提升、认知模糊和逻辑不清等问题,表现为缺乏体系化设计,挖掘深度不够,缺乏开放性、系统性和连贯性,教育内容重复、单一。教育者要促进受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优质精神因素融入“精神层面”内容指标,将人文素养因素融入“文化范畴”内容指标,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理论范畴”内容指标,将校园党史文化融入“建设方向”内容指标。

习近平关于以德治国重要论述探究

习近平关于以德治国的重要论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德治思想,吸收了国外优秀德治思想,延续了历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关德治的思想,最终形成了新时代以人为本、立德树人、从严治党、德法兼济等以德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随着近年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有关德治建设则需要通过优秀传统中华文化育养,基层党组织引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推进等方法,推动社会建设走向善治,使习近平关于德治的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动力源泉与精神力量。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三级医疗保健体系研究——以定县实验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农村医疗卫生实验随着乡村建设运动而兴起,其中以晏阳初、陈志潜等人领导的定县医疗卫生实验最为典型。晏阳初、陈志潜所推行的医疗卫生实验的核心内容是构建县、区、村三级医疗保健网,通过村保健员、区保健所、县保健院以统一规划定县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并且三者负责各自工作,协同互助。三级医疗保健体系构建的逻辑是通过医疗卫生人才“下乡”,现代医疗技术“下乡”,先进卫生理念“下乡”,从而实现三级医疗保健网的顺利运行。当前,通过对民国三级医疗保健体系的研究,得出诸多启示,需继续完善三级医疗保健体系,加强培养优秀医疗卫生人才,宣传普及基本医疗卫生知识。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基于梁漱溟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的比较及启示

梁漱溟与晏阳初作为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践行措施,但两者在农民教育推进上有本质的区别。梁漱溟农民教育思想主要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社会本位教育与古法改革式教育;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则主要以西方文化为参考,注重以人为本教育与西方现代式教育。通过比较梁漱溟与晏阳初农民教育思想,分析两者在农民教育方面的异同,可以为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高素质农民培养提供现实启示:重视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坚持知识与技能教育并举,打造一支高素质师资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协会隐退与兴起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维系三年之久的农民协会在农村政权稳定与国民经济恢复的情况下悄然隐退。随着改革开放到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民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农民协会再次兴起,成为代表农民的群团组织。农民协会在隐退与兴起的历程中,始终与国家大政方针密切相关、维护农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作为代表农民根本利益的农民协会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能发挥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效能。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

党内政治生态协同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建设廉洁政治生态的重要保障。治理主体主要有党委(党组)、纪委纪检机构、党员领导干部等,厘清各主体角色定位及其职责有利于提升治理效能。明确党委(党组)履职责任及其清单制度,构建党委书记履职尽责监督考核的制度体系,加强党内权力机关、上级机构和同级纪委对党委书记履职尽责的监督力度。强化纪委纪检的执纪问责和监督职能。完善干部廉政档案记录制度,将廉洁政治生态建设情况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树立制度治党理念,完善党内规章制度,对党员干部进行常态化理想信念和制度教育。建立制度执行、权力运行的监督、考核和优化机制,完善制度执行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确保制度执行到位。

高校二级院系管理的现实梗阻、实践逻辑和治理路径

高校二级院系管理存在碎片化的运作形式、复杂化的管理模式以及模糊化的权责分配等问题。高校要制定明确的政策,建立相应的管理团队,推崇开放包容的沟通文化,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提供个性化服务,鼓励师生参与管理,推动公共决策的贯彻执行。建立制度化的国家主导型结构,明确权责分配,组织合理架构,完善管理机制,将高校院系的管理职能进行分类管理、分级管理。通过放活和管好两方面措施来实现高校二级院系管理的有效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注重科技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创新评价体系,为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成果提供有效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坚持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加强学院内部的协调合作,提升高校二级院系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三峡蓄水后城陵矶水位变化初步研究

近50年实测水沙资料分析表明,城陵矶水位变化取决于螺山—汉口河段冲淤量.三峡蓄水后,螺山—汉口河段冲淤量又取决于宜昌下泄和宜昌—城陵矶河段冲起的粗沙量(d>0.085mm)及汉口(扣除汉江)粗沙输沙量.通过估算三峡蓄水后宜昌—城陵矶河段粗沙冲刷量和汉口(扣除汉江)粗沙输沙量,表明螺山—汉口河段最大冲刷约9.5×108t,螺山流量为10000—60000m3/s时,城陵矶水位下降约1.26—0.32m,并且随着螺山流量的增大,城陵矶水位下降幅度减小.

长江中下游河道崩岸预测方法

为分析三峡水库蓄水后长江中下游两岸崩塌位置,通过对崩岸特征分析,提出用稳定岸坡作为崩岸判别指标,统计了长江中下游不同河型、不同河岸地质的稳定坡比,探讨了深泓冲刷深度计算公式,据此可通过计算三峡水库蓄水后两岸实际坡比,并与稳定坡比对比,进而预测两岸崩塌位置。以荆江沙质河段为例,将预测成果与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实测资料对比,表明该方法合理,且该方法判别指标简单,实用性强。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驱动因素、基本结构及其功能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公共组织团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城市社区的表现形式,它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治理范式,体现了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驱动力量,即价值驱动、行动驱动和利益驱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具有主体结构多元化、利益结构主体化、规则结构体系化的鲜明特征。通过提高城市社区自治效率、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和城市社区治理协同水平、增强基层社区主体凝聚力等,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走向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实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