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传承、诠释依据和思想特点——班班多杰教授“道济哲学”讲演录

本文聚焦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意义、概念界定、历史传承、思想特点、实践要求以及学理依据等问题,首先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传承积淀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从古至今在政治和学术等方面的深刻交流、藏传佛教与苯教的互相影响与交融,以及藏传佛教各派高僧大德间开展的僧诤和法辩而形成的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其次,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所论述的经典文本与其诠释文本、原作者与诠释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经典诠释学所蕴藏的哲学理念,为分析论证藏传佛教何以中国化、如何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通过引用中外先哲特别是藏传佛教学者的重要论述来加以理解和阐释,勾勒出藏传佛教各派“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思想特点及其“选择判释,吸取精华,为我所用”的综合创新思想特征,彰显其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巩固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中的积极作用。可谓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理论精深、叙述流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极具启迪性。

玉树地区石刻文献遗产整理研究述评

"4.14"地震,不仅使玉树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许多文化遗产亦香消玉殒。本文在对玉树地区石刻文献遗产的整理研究进行详尽梳理的基础上,划分摩崖石刻、嘛呢石刻、石碑文献遗产三大类型,就玉树石刻文献整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归纳总结,旨在为灾后重建中文化遗产的整理保护提供参照系。

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编纂问题

澄清和梳理吐蕃时期的文献翻译和文献编纂史中的疑难问题,是整个藏文文献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难题。藏文史料中明文记载,公元4世纪印度佛教和医学文献正式传入吐蕃;公元7世纪几十部文献正式翻译成藏文,并编纂成《观自在显密二十一部》丛书;公元8世纪编纂多种《十万般若》丛书;公元9世纪,将历经两个多世纪翻译的经典文献,先后编纂为三大目录体系。这些吐蕃时期翻译的文献和编纂的丛书,以及三大目录,大部分收入到《甘珠尔》、《丹珠尔》中。文章梳理了吐蕃时期不同阶段的文献编纂史,还引用大量可信而详实的藏文原著中的资料,对当今部分学者的某些误解和质疑进行了纠正和解答。

写本《甘珠尔》形成的历史分期及编纂问题考辨

国内外学术界对《甘珠尔》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研究一直主要停留在不同木刻版的比较和编纂史上,很少涉及到写本《甘珠尔》,即便有写本《甘珠尔》的阐述,也只是一笔带过.可写本《甘珠尔》具有形成时间最早、寿命最长、编造数量最多等特点,倘若离开"写本"《甘珠尔》的研究,将无法梳理《甘珠尔》的编纂史。故此,文章把写《甘珠尔》的编纂事件作为切入点,尝试性地把写本《某珠尔》划分为酝酿、形成、系统、艺术创造及修善积德四个编纂阶段予以阐述,还对不同阶段的写本《甘珠尔》编纂过程中存的误区和疑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噶玛噶举派分支流派在玉树地区的传承及其特色

噶玛噶举派黑帽系衍生的索芒派,汲取宁玛派和息觉派以及噶举派早期耳传法脉,成为噶举派内部首次全面进行交融整合的独立门派。尔后源自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尼多派,在系统传承伏藏文献遗产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民间文化形态潜藏的原始文化资源,通过日常仪轨的特殊方式推广实践,为保留藏族早期文化遗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时代变迁它们各自内部又基于这样的传承模式,噶玛噶举派分支流派的主要特点彰显在法脉承前启后和文化整合为核质的诸多层面,这对我们今天进行藏传佛教义理重新阐释和藏族文化传承创新等工作都值得引以为鉴。

玉树地区藏文典籍文献遗产类型研究与反思

本文从古籍文献、历史档案、现代出版图书和唐卡文献四个方面,回顾了以往的整理研究概况,进而提出在藏文文献遗产整理方面,应该增强文献保护观念,增加资金投入;使官方、学术界以及民间三者形成有机统一体;培养一支独立的古籍整理队伍;增加外文文献遗产。

藏族量理摄类学形色与显色略观

本文以系统汉译《塞氏·摄类学》形色与显色品立自宗为切入点,在追溯其理论来源的基础上进行题解,进而在归纳和分析每一段辩论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的同时,择其主题和关键词从不同学科进行注释和解析,旨在阐明藏族传统经典哲学体系五部大论之首量理学科所知论的内在深层结构,从而挖掘其认识理论和逻辑思维,为今人所用。

一世班禅克主杰的治学实践与理念

文章针对一世班禅克主杰研究滞后问题,从祖籍家世、求学生涯、慧眼识珠三个层面论述其潜心追求新知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基础上,着重阐明克主杰自幼旗开得胜、开创文风、建寺讲学、严正声明、入主金席、利益他人方面的治学路径,尤其秉持尊师重道品德、推崇辩论启智学风、创新闻思学院建制、坚持守正创新理念、开显宗师究竟密意、注重人才培养质量、独具建筑工艺匠心等方面敢为人先、勇于实践的治学精神,为坚持我国佛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佛教修为等方面提供了如何依理抉择根本正“见”、怎样科学实践正“行”为主的具有本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经验和学理依据。

藏文文献遗产保护机制的创新——以玉树地震灾区为例

基于玉树地震灾区藏文文献遗产的特点和受灾实况,文章从建设藏文文献数字化基地、组建藏文文献专业人才库、搭建州县际联席会议平台、成立国家级古籍保护单位和出版地方性典籍文献丛书等几个层面,探讨了藏文文献遗产保护机制的创新问题。

藏族量理摄类学四句判断法简述

根据藏文第一手资料,在系统爬梳四句判断法理论传承的基础上,阐述本论题的基本概念和主要特点,进而解释和分析其学术价值以及理论意义,旨在传承人类优秀文明遗产,为当代人所用。

试论《宗喀巴文集》编纂特点

宗喀巴一生著述卷帙浩繁,始终以因明为叙述方式和逻辑起点,富有理论之高度和思想之深度,故被尊称为“雪域贤哲之冠”。《宗喀巴文集》问世后,相继出现了众多版本,从最初的写本到刻本再到当代版,其编纂程序由简入繁、编纂质量由粗略到精细,使文集变得有章可循,更加系统化、规范化。文章以全局视角披览《宗喀巴文集》后,发现其编纂具有显著特征,因而把文集编纂特点作为切入点,试着从文集的插图、篇序、后跋、总回向等传统编纂形式和文集的辑编、重编等方面来探讨编纂模式,归纳和总结了文集编纂所遵循的完整性、真实性、权威性三项基本原则,文集分类采用一级和二级层层深入的级别分类法,文集命名方式则有与主题有关的命名方式、与体裁有关的命名方式、与人名有关的命名方式等鲜明特点。循此,以推进《宗喀巴文集》为代表的藏文典籍数字资源一体化建设,必将有历史和现实的多重意义。

藏族量理摄类学证有证无略观

以汉译塞氏·摄类学证有证无品立自宗为切入点,通过追溯其背后理论谱系的同时对于不同摄类义项的分类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而辨证的题解,是在剖析历代藏族量理学家对于"里层"概念的不同态度,认为:该词源自藏族医药理论,而彰显摄义学所摄内容涉猎藏族传统大小五明学科领域,并非单一的《释量论》。随后围绕"有"与"无"是否存在"邻近属概念"等问题而与西方哲学试着进行了比较,进而归纳和分析每一段辩论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的同时,择其主题和关键词从不同学科层面进行注释和解析,意在表明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强调量识的认知作用和功能,为证悟中观哲学层面的"名言成量"与否的议题而铺好思辨理路。特别在其最为内在的思想理路中抽丝剥茧,寻求摄类学自始至终以"启智觉醒"为终极目标的逻辑源头。这就是属于相属相违体系的"证有证无",必须独立设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百舸争流思辩者先——甲曹杰·达玛仁钦生平考略

14-15世纪是雪域高原智者辈出、百家争鸣的又一次黄金时代,诞生在这一时期的甲曹杰·达玛仁钦作为最杰出的辩论者和第一位噶举巴答辩者,以及雪域圣哲之冠宗喀巴的钦定传承人,在因明建构藏传佛教经典哲学五部大论知识体系过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职是之故,文章首次利用十分罕见的《甲曹杰·达玛仁钦传记·功德海》手抄本,运用互证和相互补充等方法解析甲曹杰·达玛仁钦富有思辨且极其励志的治学精神,旨在进一步探索在宗喀巴自主建构以因明作为底层逻辑的藏族传统大小五明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以甲曹杰为首的一代又一代继承者前赴后继,将宗师思想发扬光大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依据,同时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甲曹杰生平事迹提供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源及研究思路。

帕竹噶举派的分支流派在玉树地区的传播发展

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分支流派中,帕竹噶举属枝繁叶茂的一派。对此,当前的学术界出炉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作为区域性的专题研究,还处在酝酿阶段,尚未形成规模。基于此,笔者依据藏文第一手史料,通过爬梳代表性历史人物的思想传播路径为主线,勾画了直贡噶举、叶巴噶举和珠巴噶举派为代表的帕竹噶举派主要分支流派在玉树地区的发展图景。

藏族量理摄类学认识体略观

文章遴选塞氏·摄类学之认识体品为讨论的中心,追溯其背后理论谱系的同时,对于不同摄类义项的分类特征,参照各种版本进行了解析。通常摄类学把"体"的概念置于单独概念之范畴中,仅仅表示自体,丝毫不表示它的个体成分,谓"色"就是色之体,"瓶"就是瓶之体,由此种概念充当主词组成的单称判断。同时从言语习惯层面,尽管"体"可以分为自体、义体和依体三种,但并非从本质属性上划分。这三类中只有义体才是每个事物的本质属性,即事物各自的定义,故云"凡是性相皆为义体"。然而义体和依体也非体之本义,只是从诠声类门划分而已。所以"体"就是从同类事物与异类事物中遮回的所依者,意在强调认识每个事物各自之体的方法及其作用。

宗喀巴大师的学说在玉树地区的传播及其分布特色

本文中通过探寻宗喀巴经南道入藏的路线,首先交代了第一次与玉树结缘的历史渊源。其次爬梳宗喀巴在卫藏地区著书立说的特点,重点阐明了学院式的发展模式加速了其学说传播的力度。最后论述了宗喀巴学说在玉树地区通过多种方式传播的概况,特别以改宗方式的传播对于当前热议的"宗教和谐论"的借鉴意义。同时从宗喀巴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等方面,探讨了玉树成为康区传播宗喀巴学说第一站的原因。并且,在玉树地区格鲁派寺院的分布格局与藏传佛教其他流派之间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了格鲁派"以少示大"的分布特点。

四世嘉木样协巴生平考略

在《四世嘉木样协巴·格桑土登旺秋自传》为主的史料基础上,准确考证出四世嘉木样协巴出生地为今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拉布乡那云村,进而纠正了过去一百多年来史家认为是德格人的误区。四世嘉木样协巴游学参访蒙、藏、汉等地,一路建寺讲学;他常怀护国利民的思想,践行弘法利民的大乘菩提之道,坚定不移地维护清廷在藏区至高无上的地位,光绪皇帝颁赐"广济禅师"册印,其最为突出的宏愿是以理塘为据点,向康区各地推广拉卜楞寺的法脉及学统,以便教化边地众生。

郎木格尔底寺印经扎仓运行模式研究

印经扎仓是藏族传统教育模式中钻研出版学以及培养雕版技艺人才的一种学院式的专业机构。印经扎仓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机构,拥有完备的雕刻组织、流程、条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雕刻印刷业经费开支巨大、人员结构复杂,因此,四川省若尔盖县郎木格尔底寺印经扎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行机制和经济管理模式。它以物抵资,特别是酥油作为薪酬,对扎仓的学员和职员以按劳分配原则发放相应的酬资。循此若能对藏族传统工艺技术及其运行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掌握其内在逻辑,将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古为今用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探寻岭·格萨尔及其诸将相城堡遗址

《格萨尔王传》是青藏高原上口耳相传的英雄史诗,后来被文人学者们将其付之笔端,成为藏文古典文献的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其神话和文学性特征,而藏区随处可见的格萨尔及其相关的历史遗迹的考证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依据藏文史籍提供的历史线索,在川藏青交汇处实地调查发现,岭·格萨尔王出生地古斯贡、嘉查协噶的城堡遗址·傲群超宗、察象·丹玛向查的城堡遗址夏尔隆日洲、色尔巴·尼本达雅的城堡遗址三洲本凸宗等历史遗迹。这些遗迹不仅至今仍可目睹,还与史诗中的叙述比较吻合。由此看来,《格萨尔王传》绝非纯粹虚构的神话,而其中很多事件是可资探寻的史实。并且,通过历史遗址的调查和史诗文本的甄别,进行系统研究将有助于建构11世纪前后格萨尔史诗在多康地区比较模糊的历史演变过程。

试论甲曹杰对《释量论》皈敬颂的阐释

“敬礼于具足,除灭分别网,甚深广大身,遍放普贤光”,为《释量论》之皈敬颂。学界针对这一偈颂有着多种解读和阐释,总体上可分为释迦慧和大婆罗门两类。甲曹杰在《释量论疏•能显解脱道真实性》中从皈敬颂的意义、摄义和句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但格鲁派三大学派的各创始人对甲曹杰的这段阐释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第一世嘉木样协巴•阿旺宗主认为甲曹杰是依据大婆罗门之说而作;色拉杰尊巴•确吉坚赞却认为甲曹杰之阐释独树一帜,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分门别类;班钦•索朗扎巴认为所有阐释都可融会贯通。采用语文学的方法,对《释量论疏•能显解脱道真实性》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解读,认为甲曹杰在对此皈敬颂的阐释上不但融合了释迦慧和大婆罗门的观点,还融合了青藏高原本土诠释学家的阐释。比如在阐释“自利证圆满”如何体现在偈颂中时不仅像释迦慧和大婆罗门一样提出“甚深身是为报身,广大身是为化身”之说,还融合了仁达瓦•循努洛珠所主张的“如所有智是甚深身”和“尽所有智是广大身”之说。除此之外,他还首次系统提出了此颂是《释量论》的“科判安立”的观点。认为法称论师提出此皈敬颂不只有为造此论而清除遮蔽自身的阶段性障碍的目标,也有为了获得圆满觉悟而利益众生这一终极目标,可以说是首次实现了把宗喀巴对因明学的特殊见解系统地用于对《释量论》阐释的实践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