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新教传教士对太极说的批判与吸收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儒学立场是:认同古儒,反对近儒。但是,在宋儒太极说的问题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态度已不像耶稣会士那么强硬,而是多少表现出愿与宋儒靠近、对话和调和的倾向。很显然,这些尝试与探索突破了利玛窦的局囿,拓宽了耶儒对话的空间和领域。

信仰、知识与行动——荀子思想新论

荀子的著作曾不时地引用《诗经》中有关上帝或天的诗句来支持其礼学观念,学术界用唯物论和无神论来概括荀子的思想有失偏颇。荀子引证《诗经》中"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说法,暗示了"天"或者"上帝"是知识的前提和根据。在知识论上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主张人去把握和认识"天"可知的一面。在行为上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讲求知识的实际效果,倡导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来为人服务。

《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不同宗教背景之考察

《诗经》与《楚辞》是中国古代两部重要诗集,其中宗教祭祀诗占一定比例。以《诗经》中之《周颂》与《楚辞》中之《九歌》加以对照比较,可从宗教学的角度考察出二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三代以前的中国已有上帝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到了周代,活灵活现的“上帝”已为德性化、理性化的“天”所替代;与此同时,祖先神的地位渐趋上升;日月星辰、五岳四渎等自然神的地位开始下降。自然崇拜与楚地信鬼好巫之风的结合产生了《九歌》这样的作品,而《周颂》乃是祖先崇拜达于极致的产物。

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

上帝崇拜是犹太-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形式。中国古人的祭天与祀祖是密切地缠裹在一起的。基督教在认同中国人祭天的同时,却反对中国人祀祖,这岂不是一种悖论。所以,如果单从宗教的祭祀层面上看,古代儒家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是很难调和的。

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几个重要问题

新文化运动以反孔教运动开端,以非基督教运动告终。可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整个过程都有宗教问题纠缠其中。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基督教异常活跃并逐渐摆脱外国传教士影响而日趋走向成熟和自立的时期。新文化运动者对宗教总体上是持反对态度的,受孔德神学→玄学→科学三阶段论的影响,陈独秀坚信科学必有取代宗教的那一天:“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不过新文化运动者对基督教略有好感,陈独秀最痛恨的是孔教,其次是道教。

建国前后基督教对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中国进入了全面内战阶段。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利益的国民党政权日趋没落,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却逐渐强大,得到社会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主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关注时代命运的基督教面对历史的转折关头,号召同道们要认真研究和学习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正如基督教学者江文汉所指出:'中国的革命在目前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