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陷阱:数字游民和管理“工作—休闲”边界的纪律实践

大多数数字游民追求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和自决,想象着“超移动自由”以及工作和休闲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未来。不过本文发现,在实践中,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度的纪律约束,包括外部纪律和自我纪律。一方面,数字游民需要比其他依赖特定地点的劳动者更加自律,甚至要比以往的自我更加自律。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把自我纪律实践与外部规定的纪律相结合,后者由工作空间、基础设施、设备、时间规则、应用程序和流程规定和产生。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高效的时间利用建立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自由,即一种“有纪律的自由”。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自我决定的控制和自由感,那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纪律。数字游民可能最初试图实现一种主观的自由形式,成功地将工作、休闲和旅行融合在一起,但最后这种自由还是必须受到纪律的控制。

数字游民:自由、责任与新自由主义秩序

数字游民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运用便携式计算技术和广泛的互联网接入,能在任何地方远程工作,并利用这种自由来探索世界。本文使用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概述了这一最新现象,将其置于生活方式流动性和个体化理论的视角中,通过关注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承诺,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在研究参与者的解释中,脱离定居主义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表达一种自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极简主义、不确定性和风险取代了物质积累、稳定性和舒适性。不过,这种精神在哪些结构性约束中运作,也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本文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将数字游民的社会文化想象——流动性/非流动性,与他们为维持流动性所采取的特定经济策略(包括地理套利和网络资本商品化)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新的民族志证据,阐明数字游民的自我实现计划如何与企业家精神的意识形态相吻合,使他们得以成为“特权一族”,畅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不平等中。由此可见,数字游牧主义是一种适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而非是对既有制度的挑战。

零工工作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和监管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工作和工作场所带来诸多显著的变化。一是劳动力构成和技能组合的变化:不仅有劳动力的重置,工作岗位和技能组合的更新迭代也在持续发生。二是工作和工作场所本质上的变化:将有更多工作远离特定的工作场所,并需要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来完成。三是监管方面的变化:随着在线工作和分包工作的兴起,工作变得“隐形”,且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分散,政府将在就业监管、社会保障、纳税等诸多方面面临新的挑战。文章聚焦零工工作这一崭新的工作形式,阐释其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变革与挑战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引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相关数据,探究零工工作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启示。

公平工作委员会:全球化语境下用工平台的治理策略

本文介绍了公平工作委员会及其发起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构更公平、透明和公正的平台用工环境。当平台劳动者陷入工作时间长、压力大、收入低、工作环境不安全等现实困境时,公平工作委员会参考《道德倡议基本守则》、SA8000认证计划、《平台工作法兰克福宣言》等提出的劳动标准,确立了全球公平工作的五大原则,即公平薪酬、公平环境、公平合同、公平管理和公平代表。这五项原则被用来考察与评估全球用工平台,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规则,规范平台用工实践,进而实现平台经济中的体面劳动。公平工作委员会也因此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持续全球流动的背景下概念化“元工作”——以数字游牧主义为例

“元工作”(使工作得以进行的工作)是职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定性的方法分析在线内容,探索数字游牧主义背后的元工作,是一种由休闲驱动的生活方式,逻辑前提是“随处办公”。数字游民元工作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资源调动、协调、转换和迁移,能够展示元工作活动的独特性。在持续全球流动的背景下将其概念化,辨析主流社会对数字游民的描绘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