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的潜能:数字游民实践中的流动性与未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在科技和创意产业从业者中逐渐流行,它的核心特征是将远程工作和全球旅行结合在一起。受访者们频繁提到几个关键词——“自由”、“灵感”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认为这些因素促使他们成为“地点独立的工作者”。本研究关注数字游民对工作、流动性和生活方式的想象,并通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了这个群体的社交和叙事。文章指出,“移动的潜能”而非“持续旅行的实践”是数字游牧主义的核心,这表明流动性是理解数字游民想象未来和采取行动的关键。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浪漫化:网络叙事与职业身份工作的塑造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推广者(digital nomad lifestyle promoters,DNLPs)是数字游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聚焦这一群体网络叙事中一组极为关键的概念,即商品化和浪漫化。首先,DNLPs的生活方式是高度商品化的。他们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高度可见,且极度依赖这种可见性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最主要的做法是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其生活和成功经历,用来吸引大量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人群以及新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DNLPs把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丰富经验转化为经过验证的有用方法和资源,既为其他数字游民设定了实际的行动目标,又赋能那些缺乏经验者,从而赢得社群的认可;另一方面,DNLPs在数字游民社区中销售与自己生活方式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数字游民多元化的物质和专业需求,并将其接入特定的社交网络。这种商品化和浪漫化紧密联系在一起。DNLPs的日常工作包括运用文字、照片、视频等多媒体形式,生动和直观地展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魅力,激发人们无限的想象。无论是DNLPs分享的精彩旅行内容,还是他们的生活理念和愿景,都构筑出一个美好的、浪漫的乌托邦世界。然而,这种浪漫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掩盖了数字游民生活中那些“不太美好”的体验,如孤独感、合作困难等。在此基础上,三位作者描述和分析了DNLPs的职业活动,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主导叙事,并提炼出四种典型的叙事模式:激励者、教导者、社区管理者和影响者。他们深刻地洞察到,一方面,网络叙事是DNLPs职业正当性的源泉;另一方面,它在DNLPs同侪(包括其他数字游民和地点独立工作者)身份工作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类型学的构建是本文最主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文章在结尾部分强调,DNLPs的网络叙事在正当性的基础上隐含了一种巧妙的控制。这种控制方式与传统的组织控制不同,它受商品化逻辑的驱动。在这个过程中,DNLPs只有将其生活方式浪漫化,才能确保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商品化和浪漫化与控制紧密交织。这些发现使得本文对DNLPs网络叙事的批判更具深刻性和否思性,同时启发读者进一步思考:作为零工经济中的新型社会群体,当数字游民被赋予更多时间和空间自由时,如何理解这类工作的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数字游民生活方式所展现的商品化和浪漫化相互交织的线索,反映了新经济形态中劳动者与资本、新媒体技术、话语及其背后意识形态之间怎样的关系和变化呢?

批判人文主义:文森特·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思想

2024年2月9日,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1948—2024)教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逝世,享年75岁。莫斯可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传播学者,同时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University)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曾担任加拿大传播与社会研究主席(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莫斯可教授长期深耕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产业知识劳动以及下一代互联网与智慧城市等研究领域,在全球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

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载图片、视频、博客和网络搜索关键词资料，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这些都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者成为商品化内容（如广告）的载体，如此参与式的劳动促进了信息消费的普及。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因为数字技术而变得不再清晰。一方面，资本将个人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等全部裹抉进工作之中；①另一方面，工作和闲暇之间边界的消融恰恰对应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real subsumption）转化为“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过程。②尤里安·库克里奇敏锐地观察到在数字时代，生产和消费、工作和闲暇之间边界的日益模糊在以游戏模组③爱好者为代表的“玩工”（nlavbour）④身上轰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