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所见“自我书写”现象论析——兼谈“对扬”“埶”“施”等词之义

“自我书写”是指文本对自身及其创作过程进行叙述的现象,在铭文中可分为“自我指称”与“自书作铭”两类。通过铭文“自我指称”之例,可知当时观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铭”,分别指向全篇铭文、祈祝单元、部分警句。通过“自书作铭”之例,可见时人对铭文功能的认知,并可辨析与作铭相关的一系列词语,有“对”“”“由”“扬”“光”“埶(设)”“施”等,而常见的“对扬”一语亦是制作铭文以显扬功勋之意,并非对答、称扬等礼仪动作。青铜器铭文中的“自我书写”对研究铭文观念、叙事手段的发展以及后世铭体的演化有重要价值。

论《尚书·金縢》中的“穆卜”

《尚书·金縢》中提到的"穆卜"是周初一种特殊的占卜方式。这种占卜成王以后便不再进行。它的具体内涵虽已不可确考,但仍可根据《金縢》推断其大致情况。清华简《金縢》的文本虽然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但在此问题上不能提供反证,反而说明战国时人已不理解"穆卜"的确切含义。

《礼记》“孔悝鼎”铭文考辨——兼谈先秦文献的流传与写定

关于《礼记·祭统》所引孔悝鼎铭文,虽有学者提出怀疑,但这些疑点都可以解释,不能证成鼎铭为伪。鼎铭中确实存在一些错字漏句,利用出土青铜器铭文等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可发现并纠正其中六处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多是源于音近及形近,说明铭文存在一个口授、传抄与写定的过程,并可大致推断其时代。修正后的鼎铭,内容和结构与两周时期的一类典型青铜器铭文非常相似,更说明它并非出于伪造。以孔悝鼎铭为例,可管窥先秦文献至汉代的传承与写定情况。

“宜”字的用法与《作册般甗》的释读

通过对甲骨卜辞中"宜"字的用例进行分析,可知宜字作为名词最初可能含有三种词义,而作为动词则以"举行宜祭"义为核心,有四类用法。以"宜"字的这些用法为依据,可对《作册般甗》铭文解读中存在的分歧加以判断,该铭中的"宜"字应属于"以……宜"的用法,而"人方无敄"则是宜祭所用的人牲。

《诗经·国风》阐释的世俗化倾向——以《郑风》为例

有汉以来,尤其明清以降,对《诗经·国风》的阐释出现了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学者们开始逐渐脱离诗序,还原《诗经》中许多爱情诗的本真。其中,《郑风》最能体现这一演变过程。因此,以《郑风》为例,对《毛诗序》、朱子《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和程俊英《诗经注析》四者进行解读,描述这一演变的过程,探究其背后原因,以及这一世俗化阐释倾向的得失。

清華簡《尹誥》“一德”論析

對清華簡《尹誥》"一德"的理解存在多種意見,《禮記·緇衣》引《尹誥》,將"一德"闡釋爲"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這應是最合理的解釋。《詩經·鳲鳩》中"其儀不忒"是達成"一德"的手段,全詩則是"一德"的極好注解。"一德"應包括"相同"、"正確"、"教化萬民"三層內涵。清華簡《尹至》篇則敍述了伊尹和商湯達成"一德"的過程。

商代青铜器铭文的体式与功能——兼论文学视野下的铭文研究

文学研究不仅要注意观念的中西差异,更要重视古今差异。青铜器铭文应视为商代最具有文学性的文类。商代铭文内容规整且结构精致,具有文学发展早期的核心特征。其主要体式可分为游离式、主干式、因果式三大类,各大类下又可区分出若干小类。不同体式、类型的铭文其特点和功能各不相同,它们由简而繁的演变,展现了商代铭文的规则化以及商人铭文功能观的变化过程。商代铭文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诗经》重章结构的形态与类型

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考察《诗经》中的重章现象,可将其形态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其中语句、语节、语章三个层级的形态为微观形态,根据此类形态的特征可对含有重章的诗篇进行结构分析。语篇层级的形态为其宏观形态,传统"重章"概念的核心即指向这一层级。语篇形态由其下属的语章形态决定,存在四类基本形态和多种复合形态。根据这些形态可对重章结构进行归类分析。重章结构各类型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可据此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重章结构中部分复杂类型应是文人参与下的创制,反映了上层文学与下层文学的交流。

论周代“房中之乐”的两种形态及钟磬问题--兼论其与乡乐、燕乐的关系

“房中之乐”是对周礼中以《诗经》“二南”为歌词的某类音乐的俗称或别称,其内容来源十分古老,其音乐形式则随周代礼乐的演化而发生转变.周代至少存在两种形态的房中之乐,它们异态而同名.琴瑟伴歌而无钟磬的房中之乐是其“本来形态”,管弦钟磬合奏的是其“乡乐形态”.至迟到汉代,二者皆可笼统称为房中之乐.汉末郑玄虽未必能对二者进行精确分辨,但其在注《仪礼》《周礼》时,确有意识地对不同形态进行了区别.周代燕乐、乡乐、房中之乐的关系可简单描述为:乡乐是房中之乐的一种变化形态,它们同属于燕乐而用于宴享的不同阶段.

微子在殷身份考论

与那个时代的其他人物一样,微子的事迹大部分湮灭不可闻。流传下来的文献,稀少而混乱,引起了众多争议。微子的身世、微子在殷的封地、在殷的爵位等,是其中比较重要且材料相对较多、又能基本说清楚的几个问题,合起来就是"微子在殷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问题能反映《尚书.微子》篇作成前微子的基本情况,是研究这一文献的基础。

作为“女性礼乐空间”的“房”与周代“房中之乐”

文献所见“房中之乐”应是一种别称或俗称,战国以前未必有此专名。其中“房”乃泛指房内这一特殊礼乐空间,在周代其礼乐功用大体可分六种:燕居、储藏、礼器陈设、人员备礼、行礼之部分环节、举行副礼。这六种功用多与女性有密切关联,体现房作为“女性礼乐空间”的特殊价值。从语义上看,“房”有女性、内私、亲贵等多重内涵,故“房中之羞”“房中之乐”等也具备相应的性质。“房中之乐”最早应是一类与女性相关的娱乐及参礼用乐,其中一部分经改造、移用后进入燕乐系统,从而形成多种形态并存的局面。“房中之乐”与《诗经》“二南”的联系,暗示其最初来源或与周初礼乐文化中太姒的重要地位有关,其演变过程与汉代房中乐有相似性。

《毛公旅方鼎》的句式韵律与铭文的诗化创作

商至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经历了内容和形式的大发展,其体式和用语都渐趋定型,其中＂祈祝式＂更具有相对核心的地位。西周早中期的《毛公旅方鼎》属于典型的祈祝式铭文,其内容和结构极为普通,但语言样式却富特殊性。此铭不仅句式整齐,而且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其词语也有明显的造语性质。这种特殊性足以体现作者对既有铭文体式的深刻掌握,同时也反映当时不同文类之间的交互渗透,是文学成熟和进步的表现。铭文的文学化提升或诗化创作有几种常见的方式,由此也可窥当时不同文类间的交流方式。

《诗经》中“互文”修辞的类型与功用

“互文”是中国古典诗文中常见的一种表达手段,在《诗经》中已大量存在。汉郑玄《毛诗笺》称之为“互言”或“互辞”,唐人注疏中也常见,如贾公彦即谓:“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其一边而省文。”(《仪礼注疏》)这类早期论述虽然重要,但缺少明确定义,有时存在分歧或混乱。如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疏中多次提到“互言”,但其内涵有时指互文,有时指“杂互言之”(见《豳风·七月》孔疏),有时则指互训(如《关雎》疏谓“《采蘩》传曰:‘沚,渚。’《凫鹥》传曰:‘渚,沚。’互言以晓人也”)。

主持人语:青年学者应多关注《楚辞》研究领域

屈原与《楚辞》应该说是当前古典文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仅就《中国诗歌研究动态》近两辑搜集刊载,在2012年和2013年这两年之内,发表于知名刊物上的关于《楚辞》的单篇研究论文就有19项和36项之多,这在同层级的专题研究领域中仅次于《诗经》(66、90项),成果是非常丰富、精彩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青年学者对此关注相对较少。仅以2013年为例。

《诗经》的早期形态与“四诗”

汉代流传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学,以及近年陆续发现的阜阳汉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海昏侯墓简等出土资料,都显示先秦《诗经》与后世所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大到能形成不同的文献体系,这又说明《诗经》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骨干"或者"核心"。一般认为,《诗经》的产生及流传与周代的礼乐制度密不可分,因此上述所谓"核心"必然与礼乐制度的建立及其功用有密切关联。可以想见,当周初礼制建立之时,与礼乐配合的"诗"便成为一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