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与我们时代的政治

我们的时代是政治的时代,我们的政治旨在此岸世界的自由。我们不再为教会国家奠基,而是为尘世国家(Weltstaat)奠基。对于政治自由这一公共议题的兴趣,随着人类的每一次呼吸而日益增长。所谓的物质主义兴趣,看来恰好违背了本世纪的理念。正如孩子每呼吸一次就摄入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精神氛围,当今世界的每一次物质增长也直接就是精神增长。但我们不必继续追究这个问题;

何谓好的法律教育

首创于哈佛法学院的兰德尔教学法,在法律教育领域风行数十年,沾染了兰德尔本人的古怪个性,主张图书馆是法学院的心脏,主张法科师生必须全神贯注于馆藏书籍,忽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经历或者对于庭审活动的出席观摩。这种教学法对于一流法学院的人才培养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令美国法律教育死气沉沉。庞德所谓"行动中的法律"不过是隔靴搔痒的漂亮说辞,哈佛法学院充其量是在关注图书馆里的"行动中的法律"。法学院应该类似于一种得到升华的律师事务所,应该转变为律师学院,应该直面律师生活的实情,应该关注近在咫尺的法律实验室亦即周围的法院,应该恢复古老的学徒制传统,应该要求法学教师具有一定年限的实务经验,以便培养出能够适应经济危机时代的职业法律人才。

青年马克思与康德式伦理学

青年马克思的确深受黑格尔影响,但我想指出,假如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那么就能深化对马克思早期伦理观点的领会。马克思所运用的本质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而他所运用的普遍化概念则同康德绝对命令中包含的普遍化概念十分接近。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任务是把这些亚里士多德式元素和康德式元素调和起来。

特免、恶意和意图

一旦证明被告的行为结果给原告造成现时损害,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被告能否预见该结果。此处涉及的恶意、意图、过失均指向外在标准或通常经验。特免是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施加被指控损害的主要免责理由。但是否准予特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准予特免,则属于政策问题。一旦面对政策问题,我们会发现无法经由一般命题作答,而必须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加以判定,即便人人均就应然答案达成共识。虽然不打算罗列或者概括应予考虑的所有事实,但显然要把结果的价值(或曰准许作出该行为所得到的利益)同它造成的损失做一番比较。因此,结论将根据事情的性质而取决于不同的理由。对于诸多生活利益的体验,教给人们各种政策观点。生活利益都是斗争场域。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判决,都必定有违一方当事人的愿望和意见,作为判决基础的各种区分将是程度的区分。并不试图证成特定学说,只是要分析据以形成法律判决的一般方法。

理想与怀疑

过去30年间,我们醉心于法律观念的发生学(embryology);当我负笈求学之时,做出解释还是指找出目的因(final causes),后来就开始指追溯起源和成长。不过,时尚(fashion)在思想世界和在其他领域一样强劲,于是出现了不可避免的针锋相对的迹象。假如真有这样的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倒是进步,因为它迈向终极的价值问题。

自然法

对浪漫的骑士而言,你同意说他的夫人是个很招人怜爱的女孩,这还不成——如果你不承认她是上帝曾经缔造或打算缔造的绝代佳人,你俩就得决一胜负。所有人都打心眼里渴望完美无缺的事物,这一渴望殊为炽烈,无从获得完美无缺事物的可怜虫不得不借酒意淫。在我看来,当哲学家致力于证明真理的绝对性之时。

马克思主义与报应刑论

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惆吓的手段。可是,你有什么权利用惩罚我来感化或惆吓别人呢?况且历史——诸如统计学之类的东西—一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吓或感化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法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刑罚理论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论,特别是当黑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谨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

劳动市场与刑事制裁:关于刑事司法社会学的思考

犯罪和犯罪控制是成果丰硕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其中所讨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种社会力量决定的现象。但是,犯罪学问题的研究者尚不熟悉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运用经济理论的简明公理,而且不去预设一套或多或少是静态的、非历史的阶级关系体系,我们将在澄清犯罪和刑事司法的社会功能方面远超先前的研究。改革罪犯惩罚方式的一切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那最底层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无产阶级的境况。试图超越这种限制的一切尝试,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出于人道精神和善良意图,都被斥为空想。必须研究刑法与经济状况的历史关联,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并利用这些相互关系分析当前的监狱制度。当然,必须同时指出的是,犯罪和犯罪控制对经济历史条件的依赖性,不能用来解释一切现象。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

十月革命之后,我们紧接着面临打碎旧司法机器的要求,当时这个纯粹实际的问题,刻不容缓地要求解决法律与法的关系方面的一般理论难题。此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另一关键转折点。二者与其他各种形势一道,迫切需要某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般法观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将有关法律形式及其实际应用的研究,与(这种形式本身、它的个别类型以及最后是个别法律制度的)经济和社会阶级基础联系起来。《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这部纲要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果,据此批判性地分析了法的各个领域和各种法律范畴,但该纲要在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论述。这里必须申明几点:该纲要没有屈从于经济主义或者屈从于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学说的宿命论歪曲;法的消亡过程不是从资产阶级法直接过渡到无法状态;封建法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它具有自己特定的阶级—功能意义,和主要由特定剥削形式产生的一系列特征。我们的学术研究要设法遏制绝对化的法律教义学的复辟,因为那总是演变为资产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复辟。

马克思与《法哲学》

有关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详细的研究和公允的撰述却凤毛麟角,至少就我所掌握的资料以及通晓的语言来说(但我尚不了解俄语世界的状况)情况如此。这样的作品自始便举步维艰。马克思与恩格斯浸润在黑格尔主义的氛围里,反复研读黑格尔的作品,并以之为最后的哲人,他们假定其读者全都对黑格尔有所了解,而事实上当他们的影响力臻于顶峰时。

马克思的早期政治作品

在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著作里,没有哪一部阐发了其政治思想的各个基本论题,他没有写出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霍布斯《利维坦》或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著作。要想弄清马克思政治学说的要点,我们必须阅读他的许多作品,既包括早期作品,也包括后期作品,既包括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也包括他去世后留下的手稿。

散议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

一对于黑格尔的全部著作,马克思其实都有许多可谈的东西,无论采取间接方式抑或单列的附论形式。然而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可算作对黑格尔哲学特定方面直接而系统的批判的,少到令人诧异的程度。事实上,马克思只有两部手稿(均写于19世纪40年代)属于该范畴。其一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其人的概念的批判,这尤其涉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法颂:法哲学的起源与希腊人

纵览希腊人在相关领域的各种尝试,可以看到从法哲学的初生到高潮,希腊法律思想的主流都是将法与“存在”联系起来;这里,“存在”即作为和谐寰宇的世界的客观统一性,亦即一套永恒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物秩序,它同时也是一切价值的理想秩序以及人类生活和自由的根基。智术师时代构成这一主流观念的例外,其感到再也不能达到“存在”,再也不能让法立足于这种牢不可破的基础。但智术师之后的那批伟大哲学家,重新回到法与“存在”的原本关联,并力图基于他们有关真正实在的观念而牢牢确立起那种关联。我们的整个西方传统,都立足于希腊古典时期的这种有关法律世界的建构,即认为法预设了一种和谐寰宇,置身其间的人类个体与神圣的事物秩序息息相关。

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范围

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各自范围——它们在社会的自然成长和前进过程中渐次成型——的实际划分,只有公法现在是成文的,并且一直是成文的,而私法停留于不成文状态。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让部分公法保持不成文形态,而在于是否要使私法成文化。争论存在于如下两方之间:一方坚信成文法无论如何都有着一般优越性,应该总体上延伸到私法的范围;另一方认为成文法的固有范围限于公法,除非遇到特殊紧急情势的需要,否则不应染指私法。应该认为,私法的法典化不仅在道德上不可行,而且在哲学上不可能。将私法化约为僵硬成文规则的诸多尝试,是法律中的怀疑和不确定性的最丰富来源。那些认为可以且应当用简明、有序、系统的形式编排全套法律知识的人,应该转而致力于完成一部伟大的法案释要,那将是法律实务工作真正不可或缺的工具。

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黑格尔源头

一黑格尔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近来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1]当然,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年)里说明了他得益于黑格尔之处。[2]再者,马克思在通信里到处提及黑格尔,还慨叹他的一些追随者不理解黑格尔。[3]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几乎没人注意到,马克思的第一本大部头理论著作(写于1843年,当时马克思25岁)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细致批判。大部分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联的文献,都以《德法年鉴》上的那两篇论文或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佐证:可马克思在这些作品中阐述的观点,不过是他早些时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与黑格尔交锋的结果。

自然法与历史法

自然法思想萌芽于希腊智术师,进入二十世纪获得了新生,在近代成为人类的国家和法的终极根源和权威来源。自然法追求法理念的合理性。历史法学则主张所有的法都受历史的制约,存在于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是自然而然生成的。历史法着眼于法的现实性,而现实的法的本质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又是历史法的本源。历史法学的本质特征在于,法是自发形成并被人们发现的事物。自然法和历史法是法哲学必须加以警戒的两座断崖,既不能否定法的普遍理性,也不能否定法的内容的历史性。自然法以合理性为本质,主要在理性的必然性、妥当性中追求其效力,其认为法必须从普遍理念中寻找其合理性和妥当性。历史法是在现实的民族生活中生成的法,是在现实中施行的法,其认为法都是在历史中被发现的。法既有历史性也有理念性。

关系与规范

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种社会本身也就显现出无穷的法律关系链条。商品交换以原子化的经济为前提。孤立的私人经济时不时地通过交易联系起来。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不过是已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之间关系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