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抒情”与穆旦抗战时期的诗学主张

"新的抒情"是40年代现代诗人穆旦提出的具有现代主义知性特征而又扎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前沿性和创新性的诗学主张。穆旦提出这一主张的现实依据源于他对抗战之于民族新生的强烈信念,其理论渊源直接来自欧美现代主义诗潮特别是T·S·艾略特诗学,间接来自17世纪玄学派诗学。"新的抒情"这一诗学主张的核心是以理性精神表现抗战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并鼓舞国民努力争取民族新生的光明前途。穆旦的诗学主张表明他对时代、社会、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对现代诗艺术的高度自觉。

穆旦:不合时宜的诗学——由“致郭保卫书”索解穆旦“文革”后期的诗学思考

“文革”后期的1975-1976年,作为诗人的穆旦在与郭保卫的通信中对“诗人”、“诗歌写作”、“现代诗”与“现代派”等诗学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思考和探究,这些思考和探究不仅是穆旦对自己诗歌观念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经验的一次个性化评估,是“文革”时期乃至整个当代文学阶段汉语现代诗学的重要收获。

“中间代”或“中生代”:诗人自我意识的一种方式

对“中间代”或“中生代”的命名现象,其实只是这些诗人们“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们对1990年代与1980年代的诗学差异尤为敏感,同时也就有对共同性的忽视,这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并进而试图通过对自我命名的方式“标新立异”。然而“中间代”或“中生代”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于“第三代诗人”或“新生代”的“代”,他们应属于“新生代”的一部分或一种写作倾向,或者应称为“新生代后期诗人”。

20世纪40年代批评视野中的穆旦

20世纪40年代是穆旦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穆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从40年代初期到40年代中后期,穆旦作为学院派青年诗人受到老一代诗人的重视,同时得到具有学院背景的青年批评家的积极评价。本阶段穆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世界现代诗歌传统的背景上以比较文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等方法对穆旦及其诗歌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讨论和评估,对穆旦的出现做出了及时的和积极的反应。

白居易:杭苏宦情与江南诗意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是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学科建设与新诗学之学科化

学科建设日益成为衡量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科技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而学科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和学术发展的延伸也更加趋于深化与细化。从学科这一概念的当代西方意义看，有人概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学科是特定研究领域走向成熟的产物，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个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普遍接受的真理或方法；其二，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在此种意义上，学基于科的形成也就在于它成功地界定了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划了本学科研究学者的学术规范，即所谓的学科结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这种界定相对于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或199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的定义，显然要丰富、复杂得多。

“归来的诗人”与重整的诗体

“归来的诗人”在新时期恢复创作后,伴随着抒情主体的觉醒和抒情风格的转换,抒情语言和诗歌体式也逐步恢复并进入新的调整阶段;他们注意融汇多种语言成分,追求朴素、洗炼、精粹、淡泊的语言境界,强调抒情的自然和自如状态;在诗体方面,他们因不同的艺术渊源表现出对不同诗体的选择,诸体皆备而又注意不同诗体之间的融汇与补充,创造了更为活泼的诗体形式,为现代诗体建设积累了新的经验.

唤醒记忆与辨认灵魂

胡尹强先生是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发表长篇小说《情人们和朋友们》、《前夕》、《心与爱》、《动摇》等,中篇小说《楼梯间里》、《由不得你》等。2009年3月,新星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作《不成样子》。2009年4月11日至12日,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参加了胡尹强教授长篇小说《不成样子》的研讨会。骆寒超、郑晓林、盛子潮、薛家柱、王嘉良、王尚文、洪治纲等与会专家对《不成样子》的整体结构、思想内涵、叙事艺术等展开热烈研讨,充分肯定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水准。这里选取其中5篇发言,以飨读者。

吴伯箫年谱(1925-1937)

小引余自1982年8月吴伯箫去世后即着手编撰这部＂年谱＂,为此多次走访吴的二弟、三弟及其家乡故旧,并先后致信田珮之、吕剑、臧克家、雷加、许觉民和吉林大学公木诸先生,1985年春节期间到北京见到其夫人郭静君及子女,了解到不少细节性的文字、口述资料,

“宁滥毋缺”与“摸清家底”——《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简评

《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刘增人刘泉王今晖编著青岛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宁滥毋缺”与“摸清家底”,这是我从新出版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前言后记的相关文字中看到的两个“关键词”,我以为这两句话既可能是该书编纂的重要原则和初始动力,也是我意识到的这皇皇四大卷巨型编著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真实的意义所在。通常只说宁缺毋滥,何以在这里变成了宁滥毋缺？这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准确理解其正面意义。编著者在书前的《说明》第六条中表示：“本《信息总汇》在收罗、叙述文学期刊时,一向认同‘宁滥毋缺＇的主张,

木心诗集六种札记

木心最好的文学作品是诗,创作量最大的也是诗,故以身份言,木心首先当为诗人。据王净整理《木心著作版本知见录》（《梧桐影》＂木心纪念专辑＂）辑录,大陆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木心诗集凡六种,占了已出13本文学著作中的近一半。这是只就书目而言,如就篇目言,则诗作数量排第一位是无可置疑的。此六种诗集以出版日期先后为序,依次是：《西班牙三棵树》（2006.9）,《我纷纷的情欲》（2007.1）,《巴珑》（2008.9）,《伪所罗门书》（2008.9）,《云雀叫了一整天》（2008.10）,《诗经演》（2008.10）。

吴伯箫年谱(1938-1941)

1938年,32岁1月30日,农历丁丑年腊月廿九日,与学生军在寿州驻地度过除夕。1月31日,农历戊寅年正月初一,带学生军第二中队在寿州八公山打靶训练。自述：＂记得平时我们都忙着学生军底训练工作,彼此想不起朋友,也无暇想家。不过旧历除夕却将我们底记忆搅醒了;委屈着,眉间都锁紧了郁悒：……那晚总部有化装晚会,怕热闹我们没去参加,你说：

穆旦与郭小川在1957年前后的交往

穆旦与郭小川同为当代重要诗人,因为教育背景和政治处境不同,二人之间,又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不过,在1957年前后,这两位处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诗人却也有着耐人寻味的交集和因缘际会。此种发生在两个色彩反差甚大而身份又并不特别"平等"的交集际会,其实也从特别的层面折射出特定政治背景中文人间的微妙关系,自然也可以触摸到他们彼此间意味深长的心灵感应。

吴伯箫未获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

一、小引说到吴伯箫散文,读者最熟悉的可能还是《北极星》中被选入中学课本的几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猎户》,对他三十年代有些京派风貌的《羽书》就有些隔膜了。这种由于时代变迁和阅读风尚导致的对文学家的“误读”现象,令人每一想到,便既觉诡异,又颇无奈。

“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

三月卅一日，下午先后为研究生和大一新生讲授近代印刷出版业之发达，晚间却忽然收到宁文兄短信，告知来新夏先生刚刚在这个下午过世，年九十一岁，并准备于《山东图书馆学刊》下期组织纪念，问我可否写点什么。

“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文学回忆录》与思想者木心

木心未必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他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构架“体系”乃是不诚实。但木心却长于思考,善于思考,思考的问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每能触及当代读者灵府,木心实在是一个能敏锐观察、有透辟见解的思想者。作为思想者的木心,其所思所想,涉及对哲学、宗教、历史、社会、生命、艺术诸方面的认识,往往既有宏观的、超越的判断,又渗透着一己的生命体验,既不悖乎常识,又给人高屋建瓴之感,实为见识卓异的人生智慧。

吴伯箫年谱:人教社与《文学》课本(1954-1956)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吴伯箫是不可忽视的。本年谱截取1954年至1956年的三年时间,这正是吴伯箫从沈阳东北教育学院正式调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语文编辑室和中学《文学》课本编写工作的三年。三年中,吴伯箫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中学《文学》课本陆续出齐,并投入广泛使用,对新中国的中学语文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在不可抗拒力量的干预下,此项改革最终陷于停顿,但却在中国语文教育史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也是吴伯箫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吴伯箫《忘年》五题

《忘年》是现代散文作家吴伯箫"文革"后的散文新作集,内容一方面沿袭了《北极星》的延安主题,又有所开拓,增加了不少反思既往、检点平生、介入当下的题材,也有对个人从事散文写作的总结。同时收入抗战前后不少旧作,特别是延安时期数篇以狭隘的批评标准而从未收入集子的作品,是全面认识理解吴伯箫思想脉络和散文艺术的珍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