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立场嬗变视域下: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早期共产党人之比较——以刘师培、李大钊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从传统科举制中走出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呈现出善变的面貌,他们一方面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坚定信仰政治立场多变。与之相较,政治立场恒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分别以刘师培、李大钊为例,通过对比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立场的嬗变,从侧面凸显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坚守。

明朝“忠勇王”封王授印原因探究

中国古代,自汉晋时起,便有中原王朝对内迁归附中原的游牧民族首领封以爵号,授以金印、诰券,以示安抚的传统。有明一代,“忠勇王”也先土干为唯一一位附明内迁后被册封为王并获赐金印、诰券的故元蒙古旧部。明成祖在也先土干附明之初便对其授以王号,赐金印、诰券,此举打破了明初“非军功不封爵”的祖制,又开册封内附异族首领为王之先河。明廷对“忠勇王”的册封既是出于对前朝世爵的礼遇,欲借封王赐券之手段达到招徕故元旧臣、树立明君形象之目的,又暗含明廷行开明民族政策、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考量。

明朝少数民族首领受赐铁券研究

铁券制度自先秦萌芽,历经西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的不断发展变迁,最终于明朝完善成为一项规范化的典章制度。有明一代,铁券制度始终依附于爵位制度而存在,故铁券除作用于功臣勋贵外,亦在少数民族首领身上发挥着作用,然目前学界鲜有学者关注少数民族首领获赐铁券的具体情况。明朝统治者问鼎中原后一直致力于招徕故元将领使之归附明廷,故从“凡制胡虏,当顺其性”的主张出发对故元将领推行恩惠怀柔的招抚政策,归附明廷的少数民族将领颇受明廷恩遇,除获物质赏赐外,往往还被授予世袭武职,其中一些上层将领凭征战立功还可跻身世爵行列并荣获“丹书铁券”,传诸后世。明朝获赐铁券,得封伯爵的少数民族首领以河湟李氏、河西吴氏、东蒙古领主金忠三者最为典型。明廷对其封爵赐券,礼遇有加,此既是对军功等身的少数民族首领的嘉赏,彰显褒德策勋之意,又使得少数民族首领在铁券制度的激励作用下积极行北征、招抚、平叛之举,建功立业,使铁券制度在政治领域彰显出垂范西北土司、招徕故元旧臣、转换蒙古世爵政治角色的作用。

明朝河湟李氏两通免死铁券之制度主义分析

明初,朱元璋出于巩固皇权、笼络功臣的需要,创建了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铁券制度。明朝铁券制度除作用于功臣勋贵外,也在少数民族土司头领身上发挥着作用。本文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制度--行为分析框架,探究铁券制度在明朝的生成,并以河湟李氏土司两通免死铁券为分析基点,探究铁券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彰显出的制度绩效。河湟李氏土官与明朝统治者作为有限理性的行为体会在铁券制度的激励作用下作出最有利于自身的理性选择,李氏土官为求得明廷的优礼相待会承担起稳定河湟地区的责任,而明廷对河湟李氏家族土司中李英、李文的封爵授券也使得铁券制度发挥出抚恤土司、垂范西北、羁縻边陲、稳边固土等独特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