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前后《出塞》的文学与政治

杜甫前后《出塞》作于乾元二年(759)寓居秦州之时,两组诗是有机的整体,每一组诗和其中的每一首诗都不能割裂作解。前后《出塞》皆以时间推移和主人公情感或思想的变化来展开叙述,前九首和后五首内部叙事关联性极强,两组相合又构成一个更完整且自足的组诗。联系安史之乱前后盛唐诗坛和社会政治现实,可以发现,杜甫前后《出塞》意在关怀普通民众身处时代盛衰之际的不幸遭遇,表达对玄宗及盛唐政治的深刻批判。在杜甫笔下,从帝王将相到文学之士,整个统治阶层都是安史之乱前后民众苦难的制造者。前后《出塞》组诗的初衷是反思盛唐的政治、士人精神和文学,其立足点则是深切的人文关怀。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牧誓》诵辞与《大武》乐舞考论——兼论《诗》《书》文体之关联

《牧誓》对牧野之战的美化,经由仪式得以实现,受到特定仪式的规定。它并非武王克商的誓师之辞,而是仪式之辞。《左传》所载楚庄王“夫文,止戈为武”“夫武”云云,其中所言之“武”所指为武力和军事,与《武》舞并不直接相关。《周颂·武》和《酌》二篇是《大武》乐舞中的歌唱之辞,《尚书·牧誓》是《大武》“再成而灭商”的朗诵之辞。这证明,与《诗》同为西周春秋礼乐表征的《书》亦生成于仪式,这是《书》作为文学的根本所在。

仲长统皇权批判思想的特质及其渊源

否定皇权和渴望“来世圣人”的外力拯救,是仲长统皇权批判思想的开创性核心特质,这两点决定了他在汉末思想史中的独特位置。仲长统极可能接触并接受佛教平等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一思想与西周封建制度和先秦儒学思想相联系,进而大胆否定了秦汉的皇权专制政体。

广义频分复用与正交频分复用的比较

广义频分复用是德国5GNOW项目组提出的一种5G物理层解决方案,采用的是非矩形脉冲成型。首先对GFDM基本模型进行研究,指出其本质是DFT滤波器组,然后分别用DFT滤波器组实现OFDM和GFDM多载波调制系统,分析三者间的联系与区别,突出循环卷积降低GFDM计算复杂度的特点。从CP加入方式和原型滤波器两个方面对GFDM和OFDM进行比较,指出GFDM使用更少的CP,提高了频谱效率。最后通过实验仿真,对二者的原型滤波器频域响应性能和SER性能进行比较,强调非矩形滤波器有更好的频域响应性能,GFDM的SER性能较差是因为放弃了子载波的严格正交条件,导致子载波间干扰增大。

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周南》《召南》“要义”试解

《周南》《召南》主要是西周取代殷商之前的作品,与周人创业以至兴盛密切相关,是周人经营南国的教化之具,这两组作品最初确立的时间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前后。《关雎》《采蘩》《采蘋》等反映采摘菜类用于祭祀的作品,可能产生在文王最初举行禴祭和称王之后"修商人典"之间的二十余年当中。《周南》各篇体系严密,《召南》诸篇大体可以跟《周南》形成一定的照应。《周南》《召南》教化的伦理中心是夫妇关系,格外强调女子的贤德和教育。《周南》《召南》中最早的诗篇正是周人以文德教化经营南国的集中体现。

相和歌杂考

文章针对学术界长期存在误解的相和歌的性质问题作了考证。指出:采用相和歌唱方式的不一定都是相和歌,相和歌的根本特征在于曲调的规定性。但歌既非相和歌的一种类型,亦非相和歌的前身,而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徒歌,其特点在于装旦作伎。

“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在早期秦文化进程中透视《秦风·蒹葭》

秦穆公自诩之“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表征了其在位中后期秦国于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秦国因此可以跟东方传统礼乐国家平等对待。穆公之后,秦国疾速衰落,东方诸侯再一次像秦始国之时那样,视秦为夷翟。经历长期衰弱不振,秦人终于放弃“诗书礼乐”,重新专心追逐“强国之术”。《蒹葭》是上述政治和文化战略转折关头的作品,代表了秦人面临“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重大抉择时的迷茫、忧伤和思索。

论佛教经典的戏剧背景——以《央掘魔罗经》为例

不同经典中央掘故事的演变,表明这是一个不断被增饰、编创和表演的故事。《央掘魔罗经》所载央掘故事本身的结构、情节、角色、偈颂,以及《贤愚经》、《增一阿含·须陀品》的援引、《大唐西域记》央掘舍邪之处的记录,证明本经的本源形态是一场戏剧表演,本经是戏剧性的佛教仪式演出的实际记录。这在佛经(尤其大乘经典)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论《大唐西域记》所载之佛本生窣堵波

《大唐西域记》所载与佛本生故事相关的窣堵波,凡十七处,文中选择了其中的五处,通过与相关佛教经典及印度文献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些遗迹都是某一佛本生故事的最初上演之地,亦皆反映了相关经典的戏剧表演背景。六群比丘表演佛本生戏剧的事实,说明本生经可能都是在相关戏剧表演的基础上形成文本的。

释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

历来对《史记·滑稽列传》的研究主要取文献学和历史学视角,其次为戏剧表演艺术视角。前一视角,于此传未能尽作诠释,而后一视角则多为学界忽略。综合考察《滑稽列传》所涉及的文献、史实和表演艺术诸问题,可以初步确定,《滑稽列传》并非普通的人物传记,而是关于淳于髡、优孟、优旃三人倡优鼓舞之戏剧的记录,宜视为较早剧本之汇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早期戏剧史和戏剧观念的发展状况,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司马迁超越一般史家的文化史观念和卓越的历史见识。

礼乐精神与女子教育--“《关雎》之义”辨证

《关雎》最初是用于女子教育的作品。《关雎》的叙述者是女子教育的主持者后妃,她教给年轻女子采摘荇菜和准备祭祀等劳动技能,让她们学会相互协作和配合,同时使用琴瑟钟鼓之乐教育年轻女子达成性情之平和,养成内在心性气质和外在容貌举止的淑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行》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都只是用诗,与《关雎》之义没有直接关联。《史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和“周室衰而《关雎》作”两条材料,习惯视作《关雎》讽刺说和诗篇晚出的关键证据,但历来对这两则材料的理解存在断章取义之弊,属于严重误读。《关雎》是周人制礼作乐最早的重要作品之一,表征了周文化的礼乐精神和对女子教育的高度重视。

《维摩诘经》与中古山水诗观物方式的演进

运用审美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古山水诗与佛教思想的关联,得出结论:陶渊明《饮酒》其五之"心远"与罗什注《维摩诘经》有关,"忘言"则与著名的"维摩之默"相类。谢灵运在《维摩诘经》"离我我所"思想的启迪下,将传统"以我观物"的山水观照方式发展成为"以物观物",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山水诗的审美内涵。

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

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宗教学与文艺学理论,探讨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关系,得出结论:章句直接影响了汉魏六朝的文学理论,并且在解经体制上启发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则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章句和科判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乐府建置考

本文是关于乐府机构建置问题的一篇考证文章,所涉及的主要有乐府的起源、汉初音乐机关的设置、汉武帝乐府的建立、汉哀帝罢乐府等内容。本文的结论是:乐府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秦仿照东方诸侯而设,至其统一六国,这一机构也在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得到了保留;学术界曾经用来证明汉初有乐府机构设置的材料,经细致考辨,其本身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因而不能用作汉初乐府的材料;汉初不设乐府机构,高帝、惠帝时礼乐建设由叔孙通领导下的太常、太乐执行,文帝、景帝之世“习常肄旧”而已;武帝因改革制度、定郊祀、改变汉初单调的音乐风格等需要,设置了由李延年领导的乐府,这一事件标志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个新阶段的正式确立;元帝、成帝、哀帝时代汉家祭祀制度的改革是哀帝罢乐府的根本原因。

从乐府看儒释道三教融合共生

中国历史上儒释道融合共生的文化机制这一命题极有意义,它合乎中国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这一命题,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和理解：第一,三教融合共生的具体表现有哪些？第二,促成三教融合共生的深层缘由是什么？历史上儒释道三教融合共生的表现,在当代生活中比较常见,也易于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相关的讨论就比较多;而三教得以融合共生的缘由,即其产生的文化机制相对就不是那么易于被理解,因而有待深入探讨。

《终南别业》诗意重绎——兼论王维的清狂及其内心悲苦的消解与郁结

《终南别业》一诗并非传统理解的那样书写王维徜徉于山水自然之中悠然自得的心境,而是王维最初隐居辋川的内心痛楚和悲苦的深切说明。诗中传达出王维对为官与隐居的深刻思考及其隐约的清狂个性。生当盛世,王维的悲苦可以通过佛教义理、山水自然和朴素人情获得一定程度的消解,但诗人个性与社会政治的必然冲突,却决定其悲苦无法彻底消解,只能终生郁结。

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的创作宗旨和年代

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为论列其祖谢玄之道德而作。诗中所述谢玄之德既能"贵自我",又"兼抱济物性",最终能够回归"自我"之"宿心",欣赏山水自然之美。两首诗一由"自我"转到"济物",一由"济物"回归"自我",呈现了"济物事功"与"宿心自然"之完美结合。此诗作于义熙十三年(417)或稍后,它与创作稍前的《撰征赋》和稍后的《谢封康乐侯表》,构成了一个以谢玄为中心的谢灵运家族的文本系列,其目的是在易代之际最大限度地维护家族和个人权益。

佛陀的音乐观与原始佛教艺术

佛陀对世俗音乐取超然的远离态度 ,而原始佛教的音乐艺术活动当然不可能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随着佛陀的灭度 ,世俗音乐对佛教的影响才愈加显明。在此背景之下 ,佛教音乐方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 ,进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唐乐府论

综合考虑渊源和流变,唐乐府可大略分成古乐府、今乐府和新乐府三个界限较为分明的类型。古乐府,主要指因袭前代乐府旧题而创作的作品。今乐府,主要指古乐府和新乐府之外所有可以明确的用于音乐表演或歌唱的作品。新乐府,即以元、白新乐府为主体的"唐世新歌"。唐代今乐府和新乐府都是在古乐府传统影响下获得发展的。初唐最突出的是古乐府创作,在语言形式上更见精致,逐渐采用七言并做到自由转韵。盛唐时期文人创作最多的是新乐府,而古乐府的影响力最大。中唐是唐乐府创作的高峰期。唐代新乐府以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为发端,至杜甫、元结的时代形成第一次高潮,至元稹、白居易的时代达到创作的高峰,此后渐趋衰歇,但新乐府的特性始终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晚唐时期是唐代乐府创作整体下滑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