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伦理学研究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伦理学学科体系未能定型,但老一辈伦理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为改革开放后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伦理学学科体系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外国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四种学科形态在内的总体框架。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需要以文化自信引领中国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方向,增强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时代意识和问题导向,积极协同其他相关学科推进应用伦理学科的建设和应用伦理专业硕士的培养。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阐释

第三次分配与推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伦理目标直接相关。由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难以改变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就成为一种必然。第三次分配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它是社会成员自发的以分配正义为核心的道德实践活动;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实现形式,基于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更多的指向物质生活方面的共同富裕和财富分配正义;立足于志愿服务的第三次分配,更多的指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

犬儒主义病态道德文化剖析

古代犬儒主义不相信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主张随遇而安的、抛却个人各种欲望的生活方式。当代犬儒主义既表现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也表现为委曲求全、接受现实。当代社会的犬儒主义显现出大众化、普遍化的趋向。犬儒主义在现实道德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是放弃道德价值、互不信任和精致的利己主义。当代犬儒主义的本质是道德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病态道德文化的盛行将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改革开放40年乡村道德生活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方面,中国传统乡村道德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乡村的道德生活呈现出新的气象,农民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由服从伦理到自主伦理的转变是农民权利意识觉醒的标志;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行为规则和现代性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乡村道德文化陷入了日益式微的境地。农耕文明是乡村文明的底色和本色,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乡村道德文化传统是重要的资源。

应用伦理学研究（笔谈）——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现代发展形式之一，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前沿，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本期所刊发的四篇文章是国内青年学者近期在应用伦理学的不同领域中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市场经济与分配正义》一文重申了分配与生产、交换的同等地位，从社会伦理的角度阐述了分配正义与合理市场经济秩序构建的问题。《论环境伦理学中的整体主义》一文则围绕环境保护的道德责任归属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虽然都有其历史渊源．并且可以部分地解决环境伦理的规范问题，但都缺乏内在的自洽性．这就暴露了环境伦理学作为学科之不成熟性的事实。《论中国公共行政伦理的核心任务》一文探讨了公共行政的一般特性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问题．从而揭示了中国公共行政建设的重点所在。《论当代宗教的伦理化趋势》一文考察了全球化视阈下的宗教的新变化。特别是信仰伦理成分的加重使它在今日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012“最美现象”:超越道德相对主义

“最美现象”展示的是道德正能量，是对道德相对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的超越道德相对主义是导致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道德相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受到一些人的热烈追捧，

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礼仪制度中,丧祭礼仪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为死者举行丧祭礼仪,既是儒家伦理文化"终始俱善"的要求,也是后人孝敬和尊重祖先的表现。家庭和家族成员以不同的身份在丧祭礼仪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促进了仪式参与者对家庭和家族共同体伦理关系以及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理解与认同。丧祭礼仪是道德濡化的重要方式,有利于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丧祭礼仪既是展示孝道的过程,也是孝道濡化的过程,丧祭礼仪内蕴的对祖先的报恩伦理和孝道伦理,能够给礼仪参与者以道德情感上的激励。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理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由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出并被资产阶级所信奉的天赋人权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进行全方位批判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表现形式及人权不平等现象,立足于“现实的个人”,阐述了权利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平等和自由等人权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权利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关系是人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伦理基础等重要的人权主张,指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以人的彻底解放为特征的真正人权的发展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体现了三方面的理论特色:以人权的历史性反对人权的天赋性、以社会关系中的人权取代自私自利的人权、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人权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人权。

经济学能超越价值判断吗——基于弗里德曼“价值中立”观点的分析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弗里德曼作为经济学"价值中立"观的追随者和信奉者,从三个方面为经济学回避价值判断的立场做做出了护,但弗里德曼的辩护没能为经济学"价值中立"做做出辑上一致的学理性论证,而是充满着似是而非、前后矛盾的解释,反而为论证经济学不能脱离价值判断提供了有效的论据。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表明,由经济学家参与制定的每一项经济改革政策都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超越价值判断的经济学不可能存在。

哈耶克为什么反对“社会正义”

哈耶克将"社会"理解为以自生自发的方式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正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的理由主要是:社会正义是一种刻意建构的"拟人化社会观"、社会正义维护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利、社会正义践踏个人自由。哈耶克批判"社会正义"的论证过程,存在着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情形,分析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的理由,对准确理解社会正义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的启迪性价值。

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教育与文化自信

全球化引发的世界文化的发展态势是中国道德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境遇。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德教育,没必要去谴责全球化,也不能一味渲染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与西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可兼容性。超越文化自卑心理,树立正确的文化自觉意识,是推进道德教育本土化和全球化紧密结合的基础性环节。以文化自信引领道德教育,就要充分展示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独特魅力和现代价值,就要以开放的姿态将道德教育融于全球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大环境中,培育公民理解和尊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道德精神。

全球伦理与国际伦理

全球伦理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适用性。国际伦理是指国家之间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交往性事务和活动时所应遵守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各个国家所认同的普遍性价值观和伦理观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相对于道德呼吁和道德愿景式的全球伦理,国际伦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在伦理行为的主体、伦理发展的基础以及伦理调节的手段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别。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道德发展

社会不公平、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和一些政府官员道德败坏是影响我国公民道德发展最为突出的三方面社会环境问题,而社会管理创新能够为公民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增进和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标准,内蕴着关怀全体公民福祉的道德价值,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首要伦理目标。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公民的生活质量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要求,也是公民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政府不断提升诚信水平,为公民道德的发展塑造诚信友善的社会环境;政府官员的道德形象对公民道德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官员应成为普通公民的道德表率;民间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广阔领域,应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在推进公民道德发展中的自治功能。

市场伦理发展的自然逻辑与人性基础

市场伦理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体系 ,没有自由的市场社会环境 ,也就没有市场伦理。市场伦理的发展有其自然演进的逻辑 ,随着市场及市场秩序的自发形成和发展 ,市场伦理也随之发生演变。在市场中活动的人们所具有的伦理情感和道德心理 。

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价值基准

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公共性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内在本质。在社会建设中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仅能够逐步提升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水平,而且能够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应以补偿性公正原则妥善解决弱势群体在生存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社会管理创新是实现社会建设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应以人性化和柔性化的姿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中心环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新中国70年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艰辛岁月,受当时特殊政治生活环境的制约,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在发展中繁荣,在中国伦理思想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专题研究和道德生活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中国70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呈现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自觉转换以及伦理思想观念史研究与道德生活史研究并重等主要特色。

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民族伦理学涉及民族学和伦理学两门学科,而民族学与人类学在学科性质上的"亲缘性"、在研究目标和理论立场上的共通性,内在地要求民族伦理学应主动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民族伦理学研究由抽象演绎向实证分析和文化解释的转变。深化民族伦理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面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探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民族伦理学应关注不同民族人民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生活史,在对人们日常交往生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民族丰富多样的伦理文化。

耸人听闻的“道德崩溃论”

“道德崩溃论”，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对于有着悠久的道德文化基因的中华民族而言，道德的发展或许会遇到曲折。

基于儒家仁爱伦理的人权实现路径

在以儒家仁爱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意涵、有别于义务和责任等道德承诺的人权概念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对儒家仁爱伦理与人权之关联性进行分析和思考。儒家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令具有普遍适用性,体现出儒家仁爱伦理的博爱特征,既包含了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又强调了个人对他人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儒家仁爱伦理强调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对实现具体人权的重要性,鼓励人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联性,首先维护家族成员和亲密朋友的权利,然后再向外围扩展。以名定责、责权对应,根据名分等级确立不同人的道德义务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基本原则,"名分"观所蕴涵的角色责任伦理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看待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责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