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反垄断执法体制的挑战与变革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既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保障,也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路径依赖。现行反垄断属地执法体制应对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有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优化地方产业政策刚性约束不足,反垄断执法与公平竞争审查各自为政的割裂状态难以形成制度合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以满足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为指引,持续推进反垄断执法体制改革:明确竞争政策的宪法法律地位,建构央地垂直的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体系,整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职能,持续为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权威性赋能,以此全面强化反垄断执法功能、实现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共同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有力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公共规制

2021年以来,数字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成为反垄断执法重点,“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为考察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行为提供了典型范本。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私法规范显著不足,为公共规制提供了契机;在公共规制体系,《反垄断法》相比《电子商务法》具备更大的制度张力,依循反垄断法规制逻辑可逐一破解相关难题。察究典型案例,“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识别—竞争效果分析”四步骤分析方法,依然是当下及未来判断平台商业交易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共识型“黄金范式”;围绕典型案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展开分析,学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仍有较多分歧。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执法机构除了肯定过往严谨的分析范式、完备的程序保障和多元的治理措施等经验以外,还需在贯彻反垄断法的规范适用、破解反垄断法双重规制路径的困扰、坚持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合规建设协同推进诸方面进行精细化升级,更好助力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激励机制研究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地方政策制定机关的积极性,促进社会效益的整体提升。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地方实施中,应当引入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激励的双重促进作用。将激励机制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中具有正当性,平衡论和外部性理论提供理论依据,既有法律制度和实施需求提供适用基础。当前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地方实施激励机制不完善,表现为制度设计中的激励机制形同虚设,制度实践中的低效现象也较为普遍化。这主要是由自我审查模式的局限性、对惩罚机制的路径依赖、央地协调中存在的治理逻辑差异、地方发展中固有的“唯GDP”观念共同作用所致。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地方实施激励机制,应当遵循央地共建的思路,重点将制度实施成效纳入地方官员的考评体系。同时,设置具有针对性的激励方式、重视能力激励、增强激励工作的规范性,切实维护激励措施的落地实施。

新营商环境评估“促进市场竞争”指标的竞争法回应

世界银行开启的升级版营商环境项目B-READY体系中增加了唯一的新指标“促进市场竞争”,旨在从市场竞争的法规质量、促进竞争的公共服务充分性、促进竞争的关键服务效率三个方面,系统评估经济体的可竞争水平。促进市场竞争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但是“促进市场竞争”指标与我国竞争法体系存在兼容性问题。基于此,应当遵从“中国道路”的逻辑提出“促进市场竞争”指标的中国方案,分类推进“促进市场竞争”指标,同时试点并推广公平竞争指数。针对我国竞争法规制的不足,一方面要从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竞争、优化反垄断法及其实施、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保障政府采购领域的公平竞争等方面进行指标的对标性改进;另一方面要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切实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竞争执法和实施竞争倡导等方面促进营商环境的综合性提升。

反垄断视野下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平台之间的竞争大多围绕数据展开。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规范数字市场竞争,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几乎同时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数据开放试图以恢复性救济化解数据垄断难题,隐私保护作为竞争考量因素也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然而二者在反垄断实践中常难两全。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据开放可能因权利保障不足、责任缺位等造成隐私泄漏与侵犯;隐私保护也可被头部平台企业作为拒绝数据开放的竞争抗辩理由。这实质上是数据双重属性、数据主体价值取向差异以及数据竞争行为规制局限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垄断法的多维调整目标与数据开放隐私保护二者协调的底层逻辑具有共通性,兼顾市场竞争与规模经济的有效竞争理论可作为冲突调和的基本向导。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度的数据开放和合理的隐私保护,方能寻求并实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论《反垄断法》行政法律责任体系的二维扩张

《反垄断法》的实施为我国加速推进经济转轨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然而,近年来频发的垄断现象也反映出法律规范力有不逮,行政法律责任畸轻造成的威慑不足与预防效果不彰尤为明显。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试图对此予以回应,却未能提出完备的革新方案。在纵向维度上,双罚制的妥协性适用使得部分垄断行为的责任主体出现缺位;在横向维度上,处罚种类的局限性又对综合评价法律责任造成掣肘。未来可以考虑全面适用双罚制,并扩展财产罚的内涵,增加行为罚和人身罚,建构起《反垄断法》更具威慑力和灵活性的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金融科技平台垄断的公私协同治理

金融科技平台垄断涉及数据互操作限制、扼杀式收购以及算法合谋等多种实践样态,其垄断行为既能在杠杆效应下提高竞争壁垒,也因其混业经营特性而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传统反垄断法公共规制路径依赖具有压制性与滞后性,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金融科技平台垄断问题,需要为垄断治理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案,公私协同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在理论维度,协同治理所强调的灵活性、回应性能够满足风险社会下金融科技平台垄断的治理结构需求;在实践层面,金融科技平台内生的公私融合性以及根植于金融市场的合规传统,则为公私协同治理提供了现实基础。金融科技平台垄断问题在公私协同治理的具体实现上,需深化公私治理主体间的互信、促进治理规范的软硬协同,以及强化监管科技工具的共治目标嵌入。

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意涵及其法律实现

反垄断监管作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的重要内容,推动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有利于形成公平与效率相互平衡的市场竞争秩序。应当在明确界定和理解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外延的前提下,认识反垄断监管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实施数字政府法治化建设的核心基础。在转型过程中,反垄断监管还存在技术能力不足、监管理念变革冲突、内控机制建设滞后、协同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挑战。应当从完善立法体系、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夯实重要基础设施、优化竞争生态等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与供给,从而更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监管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数据权益保护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消费者数据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资产,其价值在商业领域日益凸显。随着数据泄露和隐私侵害事件的日益增多,消费者数据权益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变革。法律框架需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技术快速发展导致平衡用户信息权益与平台数据权益愈发困难,同时消费者对数据权益保护的期望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为适应数字经济的特性,消费者数据权益保护需要在制度框架上进行优化,以满足新时代对数据权益保护的需求。在此过程中,谨慎平衡数据利用与保护,以及完善消费者救济渠道成为保障消费者数据权益的关键措施。

控权论视野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溯源与路径拓展

随着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治化进程和地方实施的推进,围绕该制度的研究火热展开,但是存在一种重制度建构而轻理论探源的倾向,这不利于该制度理论根基的夯实和制度的长远发展。为此,可以基于经济法控权理论深入解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寻找理论与制度的耦合。经济法控权理论能够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供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正当性基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则为经济法控权之实现拓宽甚至架构一条现实可行的法治路径,在权力制衡、程序把控、权利彰显、责任追究等具体方面均有所助益。经济法控权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相互促进、彼此赋能,共同对政府经济权力制约和市场竞争秩序构建发挥积极作用。

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中法益分析方法的建构及其运用

对最低转售价格维持的规制,在美国和欧盟都出现了从本身违法或目的违法到合理原则或实质效果违法的转变,并出现了进一步向系谱化合理原则演进的趋势及双层平衡理论。以法益分析解释新动向,竞争效果是法益博弈结果,系谱化合理原则是法益系谱化矛盾运动的体现。将法益分析运用到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规制中,设计结构型合理原则具体规则。

“双碳”目标驱动的能源化工类跨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大连理工大学针对能源化工类本科创新人才培养,确定了责任、知识和思政等“双碳”要素,重构了具有“双碳”要素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围绕核心课程进行了教学方法改革,并初步建成了以产业链关联为特色的跨专业实验平台。以上改革不仅促进了能源化工类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和方向拓展,而且提高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高等工程教育适应“双碳”技术进步和能源化工行业发展提供了先进理念和有效路径。

外踝关节扭伤后继发跗骨窦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外踝关节扭伤继发跗骨窦综合征的发生率和跗骨窦封闭治疗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391例外踝扭伤患者中88例行跗骨窦封闭注射治疗,其中男22例,女66例;年龄29~60(41.00±7.52)岁,病程1~12(5.6±4.2)个月。具体药物为复方倍他米松1 ml+盐酸利多卡因4 ml。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1、3、6、12个月对患者进行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和美国足踝外科协会(American Orthopedic Foot and Ankle Society,AOFAS)踝-后足功能评分。结果:88例患者完成目标随访,时间均为12个月。外踝关节扭伤继发跗骨窦综合征发生率为22.5%(88/391),封闭治疗后1个月VAS(1.20±0.89)分,AOFAS(88.70±7.04)分;治疗3个月后VAS(1.60±1.35)分,AOFAS(85.20±10.95)分;治疗6个月后VAS(2.35±1.39)分,AOFAS(80.30±9.75)分;治疗12个月后VAS(2.80±1.51)分,AOFAS(79.10±9.94)分。治疗后各时间点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外踝关节扭伤后跗骨窦综合征发生率为22.5%,封闭治疗短期内有效,1年内症状复发率为65%,针对保守治疗欠佳的患者,或考虑进行其他治疗方法,如踝关节镜下清理术。

胶黏剂检测评价技术研究进展

综述了胶黏剂的检测评价技术,重点介绍了胶黏剂常规性能检测评价技术,包括耐高温和超低温胶黏剂、导电胶黏剂、无色透明胶黏剂、高导热胶黏剂、环保型胶黏剂特种性能的检测评价技术,详细讨论了各种检测评价技术的特点和方法。通过对胶黏剂现有的检测和评价方法系统的梳理、整合,建立起高水平、系统、完整、科学、有效、规范的胶黏剂检测表征与评价体系。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胶黏剂检测评价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及关键所在。

激励相容视角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机制的优化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治理逻辑的差异导致二者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功能目标实现上的错位。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最大程度上化解央地之间的博弈困局,提升审查主体的能动性,引导其自觉作出符合制度要求的行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机制变革需以激励相容原理为指导,使审查主体的价值追求与制度的预设目标更为契合。然而,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却与激励相容的机制设计相背离:主体自利性动机导致央地目标不一致;公平竞争审查利益补偿机制匮乏导致地方政府审查能力不足;责任惩戒规则可操作性较弱导致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审查行为。对此,需从主体、利益、权责三重维度探寻相应的协调机制,提升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性。

互联网金融平台传统监管的局限与法治化改革

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利用技术、资本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由于传统监管的滞后和局限,异化为资本无序扩张的典型样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监管的核心使命,并驱动监管法治化改革。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产融结合、多元经营、跨界竞争属性导致其负外部性不局限于垄断问题,还叠加了金融风险及其传导。以单面向监管、政策性监管、粗放式监管、惩戒式监管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监管,偏离了法治原则,面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形成监管瓶颈和治理堵塞。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跨界多元性、数据的“流动性”、各主体发展机会的“公平竞争性”、金融的“风险性”、数字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决定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法治化监管的包容性建构。反垄断监管和金融监管的协同合作、外部强制监管与平台合规自律相向而行、在平台分类分级基础上开展精准监管、在法治轨道推进应急性监管向常态化监管转型、数字赋能监管,成为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法治化改革的中心议题和发展方向。

地方政府奖补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困境检视与因应

地方政府奖补政策作为我国产业政策的核心工具,具有调节市场失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正面效应,但不当的地方政府奖补政策同样具有扭曲市场竞争秩序、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等负面影响。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背景下,国家应该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来对地方政府奖补政策进行审查。但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奖补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存在奖补审查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以及推动缓慢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结合地方政府奖补政策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实际,政策制定者可以借鉴国外竞争评估经验,通过实施奖惩并行的考核制度、建立全国公平竞争审查交流平台以及强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规范奖补政策审查模式,同时运用表面审查以及效果评估来确立实质性的审查标准和方法,推进政府决策植入公平竞争基因,丰富奖补政策工具,以期强化和优化地方政府奖补政策公平竞争审查的实施。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外部监督成效,自我审查模式动力不足,且责任设置畸轻,共同掣肘了该项制度的推进。为了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成效,应以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枢纽的信息公开为外部监管提供可能,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多方主体予以激励,弥补自我审查模式的固有弊端;立足于政务失信惩戒机制,重新审视政策制定机关的责任设置。

公平竞争原则下数字平台治理的规则补正

数字经济领域的不规范竞争对平台治理带来挑战。数字平台的外部竞争监管规则与内部自治规则皆有待补正,其内部复杂性和外部发展现实都需要治理规则回归公平竞争。平台治理面临着创新和公平竞争难以协调、平台双重身份之间边界模糊的困局,由此带来挑战。应当融入积极的包容审慎、秉持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并兼顾内外部治理规则协同的补正思路,维护平台治理的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完善数字平台的外部竞争监管规则、规范平台内部自治规则,共同补正数字平台治理规则,并建立健全成效保障机制,维护数字平台的治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