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叙述的力量--林那北小说集《燕式平衡》探论

林那北在小说集《燕式平衡》中,将自己多年来对生活、对身边的人和事的透彻观察用文字表达出来,跃然纸上,清晰地呈现出了细节的力量、悬念的力量和重复的力量。细节描写是支撑点,是打动人的关键;悬念的巧妙设置,吸引了大量的读者;重复叙述的力量是巨大的,持续警醒着读者。林那北将这些叙述技巧运用得出神入化,展现出了小说“叙述的力量”,让人得以管窥“文学的力量”。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

格非小说研究至今已有30年,成果不计其数,但仍有不足之处。拿"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来说,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联系紧密,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直观地把握格非小说从"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又回归"乌托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洞察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隐性回归,全面地梳理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复杂演变,准确地解读贯穿格非小说始终的乌托邦叙事思想,从而弥补格非小说研究的空白。"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又是乌托邦积极意义的必然要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刚性需要,还是格非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演变"与"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散文文类的理论审视与教学应对

对散文文类理论，学人的指摘颇多。有的认为“类”太空泛，“一直未能弃‘类’成‘体’（独立文体）”是“散文发展迟缓的症结”，是“散文的大不幸”；“：有的认为理论太贫瘠，不过是些“形散神不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等“似知识又似套话”的说法罢了，而且这些是否属于散文的核心类性也值得商榷。

论文学翻译与文学接受者的相互影响

文学翻译与文学接受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翻译的水平不仅对文学接受者的层面产生影响,还影响着文学接受者的数量。其准确地道而且高雅的翻译,读者层面相对较窄,文学接受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反过来讲,文学接受者的审美眼光、审美趣味和审美水平对文学翻译也产生着重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二者相互影响,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从接受美学来看,相对而言,文学接受者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更为明显。

中国古今小说以“红”命名的文化心理透视

纵观中国小说史,以"红"命名的小说不计其数,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为何小说家喜欢以带有"红"字的名称来命名小说?作家为何喜欢写作以"红"命名、与"红"相关的小说?本文通过对中国各类带有"红"字标题的小说的解读,来揭示这一文化现象,透视其中的文化心理,以便读者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小说,也希望能为中国作家以后的命名和创作提供一些参考。

从《我的文学情缘》反观当下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

从《我的文学情缘》反观当下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可以发现:文学阅读可以使人开阔视野,增强意志,提高素养,提升境界;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道德、人格、审美等具有重要影响,对人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交际能力、创造能力等的提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务必在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抓好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并将其推广到非中文专业。事实上,要想有文化自信,就必须有文学自信。因而,我们必须营造更好的文学阅读氛围,让更多的人与文学结缘,下大力气,坚定不移地抓好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

论李商隐《夜雨寄北》的“朦胧美”

《夜雨寄北》是李商隐的一首七言绝句,看似简明、通俗,却依旧延续了作者本人一贯的朦胧风格。在情感主旨上,到底是思亲,还是怀友,一直纷纭扰攘,难以定论;在意境营造上,现实与想象的不断交织,意象、心理的巧妙留白,使整首诗烟雨迷蒙、忽明忽暗,读来不免有雾里看花、夜间行船之感。这种审美效果的朦胧,使《夜雨寄北》缊含了丰富的艺术价值。

论叙事学中非叙事性话语的重要作用——以长篇小说《无关声色》为例

非叙事性话语在叙事性作品中占的比例很小,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在小说中,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隐蔽的,有时是含混的。结合长篇小说《无关声色》,从公开、隐蔽、含混三个特征对非叙事性话语进行分析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非叙事性话语体现的理解与评价,事实上也起到了叙事的作用,在叙事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叙事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文体之辨·文本解读·教学思考--冰心《荷叶·母亲》片论

冰心的《荷叶·母亲》选自其长篇散文《往事》,从大类上看属于散文,进一步从文体上细分,则属于散文诗。从“文体之辨”入手,讲清散文与散文诗的问题,是教好这篇课文的前提;以“文本解读”为主,探究文章的写作时间、发表情况、写作背景、创作特色等,同时按照“依体而教”“遵性而教”的散文教学策略,展开教学思考,指出其独特的文本价值,是教好这篇课文的关键。不管从论述的全面性、阐释的准确性,还是从研究的深入性、教学的实用性上看,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之不足。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的多维表现

通读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不难发现,无论是想象、探索、追求乌托邦,还是质疑、批判、反对乌托邦,都暴露了乌托邦无法超越、不可避免的弱点:荒诞虚妄、盲目空想、异化虚无。这正是乌托邦一直遭人诟病的原因所在。《人面桃花》中,革命乌托邦探索的锥心之痛暴露了乌托邦的荒诞与虚妄;《山河入梦》中,工业乌托邦实践的可怕梦魇揭示了乌托邦的盲目与空想;《春尽江南》中,欲望乌托邦的无底深渊展现了乌托邦的异化与虚无。其实,乌托邦的荒诞性和虚妄性、盲目性和空想性、异化性和虚无性都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在格非的乌托邦叙事中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达到了一种互文的效果,展现了格非乌托邦叙事的独到之处。

不能承受的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书写之轻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往往不很重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一致的认同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归属问题尚没有明确的定论;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劣势,人们已经习惯了对其书写之轻的状态;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还存在或多或少的歧视。

巴金《小狗包弟》叙事上的成就与不足

巴金的散文真实自然、质朴无华,技巧已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小狗包弟》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该文在叙述顺序上运用了顺叙、插叙等,特别是散文中并不常用的"预叙"艺术;在叙事结构上运用了对比结构、互文结构、双线结构等,尤其是小说中常用的"复调"艺术。这些叙事技巧的运用,不仅加大了作品的叙事张力,丰富了文章的思想内涵,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而且使文章的艺术手法显得丰富多样,使之成为巴金为数不多的经典散文之一。尽管该文在叙事结构、叙述层次等方面略有不足,造成了遗珠之憾,但瑕不掩瑜,其仍不失为巴金最好的、可以传至后世的散文佳作之一。

没有“茴香豆”,就没有《孔乙己》——试析《孔乙己》的细节描写

鲁迅在《孔乙己》中对"茴香豆"展开的细节描写,虽然表现了孔乙己迂腐可笑、死要面子的性格特点,但同时也展现了孔乙己的天真善良、乐观慷慨,以及内心深处的柔软和温热,将社会对孔乙己的冷淡,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写了出来。这一细节描写在艺术上取得的诸多成就,是小说能够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茴香豆"这一细节描写,就没有《孔乙己》这篇佳作。

质疑与批判:格非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家园,另一种意思是空想的不存在的国家。从《山河入梦》最后一章起,格非就开始质疑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花家舍人民公社。政治层面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生活层面的不美好等,都是格非创作的着眼点。继而,在《春尽江南》中,当格非看到黑暗肮脏、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便把乌托邦梦想埋进了内心深处,从各个方面对欲望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些包含着浓郁的反面乌托邦思想的叙述,可以称之为"反乌托邦叙事"。联系西方反乌托邦作家,与其经典反乌托邦小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批判的着眼点不同,但从更深层面来看,二者的创作目的是相同的,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乌托邦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实现的。

论《血染的芳草》的成长主题

崔复生的红色长篇小说《血染的芳草》是一部典型的成长主题小说。作者在小说中生动地描写了莲莲、马嫂、珠珠、满满等一大批女性形象,着力表现了莲莲不断感悟、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精神状态,展现了主人公莲莲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个弱女子成长为一名革命英雄的变化过程,形成了小说文本自足的精神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不仅有革命女性在苦难中的精神成长史,而且也歌颂了民间社会的生之力,同时也折射了一个民族在血与火的淬砺中所迸发出来的韧性与活力。

论选本与文学批评——以唐诗为例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因为选本隐含且能传递选者的文学批评观。从选本中,我们不仅可以管窥到当时社会语境的面影,看出作品的艺术成就,还可以悟出选者的目的、喜好和文学观点。此外,对选本进行再批评,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中,诗歌独领风骚,古诗选本不胜枚举,而且各个选本又有所不同。从选本的差异中,我们可以发掘古代批评家借助"选本"这一批评形式表现出的人生价值观和文学批评观,进而探究"选本"这种文学批评形式的作用和影响,最终对"选本"这种直到现在仍然沿用不衰的文学批评形式和方法,形成正确的理解,获得深刻的认识。

想象与探索:格非小说的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一般认为有两种意思,其中之一是数千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家园。格非最初对乌托邦的认识正是如此。在小说《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中,格非对花家舍这个乌托邦展开了美好、平等、有序的多维想象,对革命者陆秀米等人的革命乌托邦探索作了具体的描述,对陆侃等人的乌托邦梦想作了生动的刻画,对谭功达等人的工业乌托邦建设与实践作了详细的叙述。这些包含着浓郁的乌托邦思想的叙述,可以称之为"乌托邦叙事"。从以上乌托邦叙事中可以发现,格非吸收并继承了中国理想主义者和西方早期思想家对乌托邦的想象。当然,格非并不是单纯地继承,他也结合自己对乌托邦的诸多思考,以及小说故事发生时的社会历史,对其有所发展和开拓,描绘了一个更富东方色彩的乌托邦。

人性的掘进与守望——论刘庆邦《红煤》中的终极关怀意识

刘庆邦在长篇小说《红煤》中,通过对以宋长玉为代表的煤矿工人的刻画和以煤矿为代表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流露出了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对宋长玉本人、矿工群体乃至整个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探索和关怀上。可以说,从"对人与自然的终极关怀"这一视角对《红煤》进行审视,我们不仅能清晰地看到作者笔下主人公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和人类对大自然的肆意破坏,而且能从作品的背后感受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更能看到作者在内心深处对人性的掘进与守望。

从《隐身衣》看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的回归

格非小说《隐身衣》发表于"江南三部曲"(1)之后,若从小说类型、主要人物、故事地点等方面看,二者显然不属于同一个系列,但细读文本,便可发现:格非在《隐身衣》中既承续了《春尽江南》的反乌托邦叙事,又通过探索,找到了"音乐乌托邦",回归了乌托邦叙事。这一"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又是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还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不仅实现了从"社会乌托邦"到"精神乌托邦"的"螺旋式"发展,而且实现了乌托邦思想与反乌托邦思想的深度交融。通过乌托邦叙事的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一部较为完整的中国"乌托邦思想史",一部生动形象的中国"乌托邦探索史",一部气势宏伟的中国人的"乌托邦史诗"。

文化研究之用的学理性探赜

文化研究自诞生以来在中西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文化发展、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自文化研究传播至中国后,"文化研究无用论"的声音一直持续不断,有人还将伯明翰学派的"关门"视为文化研究终结的事实标志。事实上,文化研究依然大有所用。因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对于文化的健康发展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依然有用;文化理论本身也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和智力支持。而且,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研究自身也有着重大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自身批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我们形成正确的认识,客观公正地看待当前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