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师范大学的生存危机

20世纪20年代兴起了"高师改大运动",原七所国立高师中唯有北京高师与北京女高师改为师范大学,1931年,两校合并之后,成为"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20至30年代北平师范大学不断陷入办学经费困难、强遭合并、停止招生甚至几乎停办的生存危机,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由此折射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中动荡曲折的历史。

《万国公报》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植入

《万国公报》尽管不是一份教育专业期刊,但它却是晚清来华西教士介绍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和理论的一个重要媒介。西教士当时所撰写或翻译的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学中文著作,或大部分内容在该刊连载,或在该刊优先发表,或在该刊部分发表,或作广告宣传。该刊还发表了其他一些教育学论文,所涉及的内容较为丰富,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和影响的。我们在研究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传播史以及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教育变迁时,不应该忽视其地位和作用。

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以西学译名的确立与统一问题为中心

本文指出晚清来华英人傅兰雅在西学汉译中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是翻译西书最多的人,而且在于他对阻碍西学传播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批判,始终致力于西学汉译名词术语的确立和统一问题,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探讨的第一人。他所提出的西学译名确立原则和统一方法,应该被视为中国近代西学翻译理论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校长陈垣通过多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国学名师,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础。辅仁大学为了强化国学教育采取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举措,学校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学教育的重镇,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收回教育权运动与中国教会大学的“立案”问题——以辅仁大学为个案的分析

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发生后出现的"立案"运动,是教会学校中国化、世俗化的转折点。与当时其他许多教会学校在"立案"问题上的对抗、抵制、讨价还价不同,辅仁大学对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的两次"立案"都非常积极、主动。国民政府提高私立大学、教会学校的立案标准,既加速了辅仁大学的中国化进程,也促成了辅仁大学的超常发展。

抗战胜利后北平师范大学复员运动述论

抗战期间,北平师范大学被迫西迁陕甘,最后被易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和校友一直视学校为北平师大的继承者,并抱持复员的愿望。但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并没有把她纳入回迁计划之中,为此引发了师大在校师生、各地校友发动的"复员"运动。这场运动包括了"复校""复大"两个阶段,经过师生、校友坚持不懈地据理力争,终达目的。透过这一运动需要深刻反思的是,教育最高当局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历史名校,特别是当时中国"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

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广学会是在 1 887年由新教传教士韦廉臣发起而创办的 ,它与近代寓华西人所设立的其它传播媒介的重要区别 ,在于它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面向中国官员和文人传播西方文化的宗旨 ,但是这一传播宗旨的凸显和真正实施 ,是在 1 891年李提摩太继任总干事之后。在戊戌变法时期 ,广学会之所以成为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传播西学和鼓吹变法的文化机构 ,是与李提摩太的领导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 ,广学会也给李提摩太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 ,两者相得益彰。

明清时期在华西人视野中的科举制度特征与作用——另一双眼看科举

本文在对大量的文献特别是西人的英文著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别从三个方面分析了16-19世纪的在华西人对中国科举制度的特征与作用的认识与看法:筛选严格、竞争激烈;竞争残酷、结果悲喜两重天;具有公平、公开性,对读书人起到激励作用,对国家政治稳定具有调节器和安全阀的作用。总体来说,西人对科举制度特点与作用的分析,在不少方面是中肯的,而且与当前中外学者的观点有不少一致之处。

北京辅仁大学的学科发展史论(1927-1952)

学科包括知识体系和学科建设(或学科制度)双重形态的内涵,它是大学制度的核心和主干。大学的组织形式是学科赖以存在的方式,是知识系统这一内核的制度外壳。1924年9月,辅仁大学创办人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学科愿景,但是初建时只设立了文科4系。1929年夏,学校为适应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要求,被动地扩大学科规模。抗战期间是辅仁大学的兴盛期,又主动增设了一些系科。辅仁大学在20世纪30-40年代发展成为一所多种学科构成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在学科建设上,基本坚持"小而精"的原则,在兼顾学科均衡的基础上突出文史等重点学科。辅仁大学尽管存在的历史非常短暂,但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却留给我们一份珍贵遗产。

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奴化教育论析

1938年4月,在原北平师范大学校址和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校址,日伪政权先后建立"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1941年11月,又将两校合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伪政权创办该教育机构的直接目标是为沦陷区中等学校培养所需师资,实质上是把日本殖民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文化结合起来对中国沦陷区人民实施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既标注在学校办学的宗旨上,也体现在课堂内的教学和课外活动等各个教育教学环节之中。师生被特务严密监视,校园如同一座人间地狱。在此恶劣环境里,选择继续在伪校执教的教师,大多数不得不"忍辱含诟",但仍有少数教师进行秘密抗日。多数学生在沉默中"容忍吞声",埋头于书本求知,一部分学生则转往后方,一部分学生则对奴化教育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虽然奴化教育活动及其当事人都已成为历史,但故事为什么发生与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永远值得深思。

女学乃今日振兴中国刻不容缓之急务——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

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呼吁对中国女子进行教育。林乐知、花之安等西教士主要从天赋人权、相夫教子、国家强盛等三个方面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把知识型的贤妻良母与各类专门人才作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以妇女解放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把女子教育看成是妇女发展与解放的必由之路;并以西方近代妇女观对中国传统落后的妇女观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兴办女学是振兴中国刻不容缓之急务。1907年,清廷终于向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开了一扇小门。不过,西教士呼吁中国兴女学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兴学育才本身,也不是中国的富强,而是为了广兴基督教于中国。

晚清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评说

晚清时期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十分关注中国科举制度,并发表了不少介绍、评论科举制度的言论。本文围绕美国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弊端及其改革建议等3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换一个视角,借西人的眼光,多方位认识科举制度的利弊。

“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

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

王韬出生于苏南吴中地区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小所走的道路,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士人所行的一条寻常之路:入私塾,习儒家经典,应科举考试。中秀才后,一次乡试落榜,加之不喜空疏无用的帖括而欲弃科举。随后,为了承担养家的重任,承袭父业,远走上海为西人佣书。在高堂、亲朋及师友的一再劝导下,被迫回到考场,但也只是草草毕试。十年科举路,一把辛酸泪。中年时期,发表系列政论文章,主张科举改革、废八股、停捐纳。在晚年生活潦倒的情况下,仍花巨款例捐"广文"虚衔。透视王韬科举考试的心路历程,科举制度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始终笼罩着天下读书人及其家庭。

中国教会教育史研究述评——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分析范围

中国教会教育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中西文化教育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教育截然不同,采取的是新式教育,因而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它作为一门新兴的课题,学术界研究探讨了中国教会教育史的历史发展轨迹及所存在的几种范式,但总体来说,研究的现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目前,仍有诸多问题亟待开发与深化。

论陈垣的大学教育思想

陈垣出任辅仁大学副校长、校长达26年,他是辅大的精神领袖。他坚守中西文化会通的办学宗旨,始终坚持严格办学和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在学术方法上强调做"窄而深"的研究;在态度上要求必须"谦虚审慎"。

理想与现实之间:燕京大学教育学科初期创办史论

高厚德教授设想在燕京大学建立一所师资雄厚、设施优良、堪称模范的教育学院,以培养各级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并附设各级实验学校,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终因校长和董事会存有异见,经费和师资缺乏等,这一宏大的理想在现实中暂时受挫。但是,燕京大学教育学科坚定理想,不断拓展学科发展计划,使之符合大学发展和社会需要,努力争取校方和国外的支持,并增聘教师。20世纪20—30年代,教育系建立了学校教育、学前教育学、乡村教育学等学科体系,包含专科、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完整的附属实验学校体系,基本实现了最初的学科发展理想。燕京大学教育学科初期艰辛的创办史为教育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