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2343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依据全国2343个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三成,整体参与度偏低,且存在“高意愿、低行为”现象;农民的社会交往与责任感显著影响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乡村内的“仪式性消费”可以增加农民之间的情感连接,通过仪式性场合获取信息与资源,带动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外出次数会逐渐削弱农民的乡村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意识,弱化乡村认同,不利于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在农民个体特征中,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没有显著影响,而是否是干部、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影响。基于此,通过多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发挥“关键少数”带动作用和凝聚“普通多数”合力,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热情,增强其责任感,进而提高农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率。

家户制、单元叠加与小农户种粮的积极性

基于家户制视角,结合家户制度调查材料,梳理小农户种粮积极性变迁的历史轨迹,揭示小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传统家户是生活单元、经济单元与政治单元的一体化,家户单元叠加下小农户种粮积极性较高;社会变迁带来家户单元变迁,生活单元走向家庭小型化,经济单元走向收入来源多元化,政治单元面临农业税的取消,家户单元叠加弱化下小农户种粮积极性较低。家户单元叠加的不同状态影响小农户种粮的积极性,其内在机制是家户制的纵横治理结构。家户横向单元的裂变赋予家户自主性,家户纵向单元的分离赋予家户独立性。依据家户自主性、独立性构建4种小农户种粮积极性模式,分别为高自主性与高独立性、低自主性与高独立性、低自主性与低独立性、高自主性与低独立性。在高自主性、高独立性的模式下,农民理性选择意识被激活,种粮只能实现增产,无法实现致富,务工对务农产生替代效应,小农户种粮积极性自然就下降。据此,建议完善农业收益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农耕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解决“谁来种粮”问题,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主体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时代进路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安全事关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粮食安全之路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为基础,以粮食安全问题为导向,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谁来种粮、种什么粮、怎么种粮、如何种好粮的时代之问,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针对性,形成了层级分明、逻辑缜密、思路严谨、结构完整的中国式国家粮食安全观,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粮食安全之路系统性的回答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布朗之问,有力的打击与回应了西方的“粮食威胁论”与“中国威胁论”,为第三世界国家维护粮食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

政府信任、社会信任对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

人居环境满意度可以有效反映民众的获得感、认同感与幸福感。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通过期望一致理论对人居环境满意度产生影响。依据CSS2019年调查数据的2938个样本,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对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民众的人居环境满意度整体上较高,但在社会信任方面的态度有所徘徊,社会信任水平不是很高;相对于政府信任而言,社会信任对人居环境满意度的重要性更大,这是由于两者在生成时间、建立成本、运作机制方面存在不同;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的信任水平逐渐下降,呈倒金字塔结构,但其对人居环境满意度的重要性呈金字塔结构。改造“距离悖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民众对基层政府提供的环境类公共产品较为敏感。

技术治理如何实现治理有效:以G村撂荒地治理为例

技术治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数字中国的实现。既有研究认为,技术治理可以带来基层治理的信息化、精准化、智能化与便捷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工具。G村撂荒地治理采用技术治理的方式推进,但却走向治理失败。笔者使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发现,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与乡村的实践逻辑之间存在张力,导致技术治理的有限信息化、模糊化、呆板化与繁琐化;技术治理的工具逻辑裹挟着科层逻辑,工具逻辑与科层逻辑挤压村干部的自治逻辑,致使技术治理失效。技术治理走向失效是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应注重技术治理的价值逻辑,技术下乡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弱化技术治理中的科层逻辑,避免技术治理走向异化;增强村干部的自治逻辑,提升村干部自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而推动技术治理走向治理有效。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研究——基于山东省H村妇女的调查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融入群体包括男性农民与女性农民,农村进城妇女占到了城市融入群体的一半。调研发现,在常态社会生活中,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从表面上看似乎有所扩展,而一旦进入风险社会,其血缘型交往、业缘型交往、趣缘型交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呈现“只能跳广场舞”的现象。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发现,农村妇女进城后的社会资本产生异化,表现为社会信任的流失、社会网络的弱化、社会规范的重构。他们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瓦解了其在农村社会中形成的固有关系,而在城市中结成的社会交往结构并不稳定,不具有韧性。因此,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农村进城妇女的社会交往并未因场域扩大而增加,反而因场域变更而收缩,其交往具有脆弱性,交往的深化发展受到限制。

合法性与有效性分析框架下的制度执行力研究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力是关键。制度执行力受到制度、执行主体、监督机制等影响,能够直接影响的是制度执行的行为。制度执行行为包含行为合法性与行为有效性两个因素。行为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组合产生四种模式:高合法性高有效性(制度执行力最高);高合法性低有效性(制度执行力较低);低合法性高有效性(制度执行力较高);低合法性低有效性(制度执行力最低)。当前,我国同时存在高合法性低有效性、低合法性高有效性的模式,发展方向为高合法性高有效性。因此,在合法性方面,提升制度执行主体的合法性观念、提升制度执行内容合法性、提升制度执行程序的合法性;在有效性方面,制定科学的执行内容、强化制度执行的认同、健全制度执行的奖惩机制。

民主协商、政治认知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依据全国1255个样本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民主协商、政治认知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显示: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比重不足40%,人居环境整治不仅存在“干部干,农民看”的现象,还存在“农民看,干部也看”的现象;民主协商、政治认知均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显著性影响,政治认知在民主协商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此外,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应拓展基层民主协商的渠道,发挥其治理手段的作用。

民主协商、责任感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基于1255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基于全国1255份农民调查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民主协商、责任感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并不高,只有36.18%的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责任感与民主协商能够提高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度,责任感在民主协商与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农民在责任认知方面的水平较高,但是其责任认同并不高,抑制了农民的责任行为。作为治理手段的民主协商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形成共识,提高农民的责任认同,对农民责任感产生积极作用。在农民个体特征方面,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正向促进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但干部身份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挤压效应,不具有显著影响。

信教徒社会融合的测量指标体系研究——基于SEM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教徒社会融合指标体系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研究信教徒的社会融合情况与构建其测量指标体系。研究结果显示:信教徒与非信教徒在亲友信任度、陌生人信任度、文化冲突、阶层冲突、政治公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两者在一般人信任度、经济公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潜变量社会资本、社会歧视、社会冲突、社会公平均两两显著相关;信教徒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权重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公平(0.375)、社会资本(0.297)、社会冲突(0.202)、社会歧视(0.125)。因此,信教徒社会融合的重点是社会公平。

四川宜宾市:推动酿酒专用粮现代农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现代农业园区是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是推广现代农业科技的重要试验田,是创建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的重要平台,更是推进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动力源和重要载体,对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振兴、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近年来的持续发展,四川省宜宾市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实效进一步凸显,其中酿酒专用粮现代农业园区于2020年获批四川省四星级现代农业园区,为宜宾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发挥了引擎和带动作用。为更好地推动宜宾酿酒专用粮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升级,笔者在实地调研酿酒专用粮现代农业园区的基础上,梳理出园区在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其他地区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