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乃礼:政治负面效应与官员“不敢为”心态评析

中国政治中的负面效应主要存在于官员之间,下级官员在从事行政行为时,上级官员在对该官员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评估中,负面性方面占据了很大权重。高压反腐和网络的兴起,使官员的负面效应的曝光率大大增加。要营造健康的政治生态需要破除负面效应,建立合理的官员评估体制,改变极端的思维方式,明确规定官员的各种约束,并且正确对待网络舆论。

季乃礼:强化村级党建 重构村庄组织资源

在明显断裂的乡村社会,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切入点。因为唯有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得到提升,乡村社会才具备整合性的组织力量。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的长效机制,优化基层干部的生成方式和整体素质。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适配性创新——基于山东省HD镇“一网统管”的分析

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产生了新型农村社区,在这一微观场域内真实展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复杂特征。山东省HD镇作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典型代表,其“一网统管”的经验证实,感知环境、智能应用、在线网格、协同体系已成为新型农村社区数字治理的全要素构成,通过治理技术、载体、主体、结构的整体性重塑能够增强城乡二元要素的融合互嵌。基于城乡一体化的治理要素适配性逻辑,推动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合一,构建现代性与找回乡土性结合,实现场景构建与社会交互并举以及智能先导与社会矫正耦合,从而瞄准新型农村社区中枢纽组织虚置、情感羁绊弱化、社会问题叠加、公私空间分割的治理痛点,发挥新型农村社区特殊的区位优势,降低技术风险,能够实现有效、有度、有序的“智治”转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

在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很少关注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自主性更是很少探讨的一个领域。在探讨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科的自主性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自主性基础上,可以归纳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特点:重师承、士大夫身份、经世致用、决策者与民众思想的影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分析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应该走融合的模式: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融合,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融合,政治思想与一般知识(思想)的融合。

季乃礼:实现“庸者下”的难点在哪

难以鉴别庸者。庸者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庸者不会承认自己是庸者,需要组织上进行有效鉴别。不少庸者采取“忙而不动转嫁责任”“隐匿信息”等策略,表面上积极落实上级的各项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应付了事。公共事务具有全面性、复杂性的特征,多数事宜难以量化评定。

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概念分析、问题审视和路径选择

系统理解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概念内涵,可以从主体、方式、内容、目标四个方面进行要素拆解,具体分析所涉及的民族事务治理主体选择问题、法制和法治关系认识问题、治理结构优化问题以及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基于概念解析来审视现实可知目前推进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面临:民族法律规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关系有待进一步调适、民族事务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等不足。为此需要妥善处理民族自治区域立法方面自治与统一的关系,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充分协调民族法律和民族政策间关系,发挥二者的积极作用;全力构建多主体协同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全过程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

如何深入剖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学术议题?首先,需要回到语义学本身,对“转化”“发展”“优秀”“创造性”和“创新性”等关键词进行精准定义与解读,然后结合中央文献,寻求对这些关键词的权威解释。“转化”与“发展”均体现为动态过程,需要从全过程的视角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发展,即从中央政策的启动、历史的洗礼、理论的构建到实践的应用等多个阶段,生产出优秀的产品。“创造性”与“创新性”虽然都与“新”有关,但两者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创造性”更多地强调首创性,往往体现为某一对象或观念的原创或移植;而“创新性”更注重对历史的继承与发扬,涵盖了从不同维度到内容的全方位创新。

媒体接触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实证研究

政治信任关涉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制度绩效也来源于社会文化,二者通过传播媒介被整合进政治信任的发生机制;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有利于维系政治信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则可能造成政治信任流失;新兴媒体的侵蚀作用对传统媒体的涵化作用具有挤迫效应。基于“媒体接触—政治社会心理—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与以前学者不同的结论:电视的作用总体上倾向于负面,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家认同、政治兴趣、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构成了媒体接触影响政治信任的中间机制。互联网时代培育政治信任亟需大众传媒提高自身公信力。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政治脸谱:拜登“环境适应型”特质分析

作为政治人物,拜登身上存在太多的矛盾之处,其矛盾背后的心理特质可概括为“环境适应型”。拜登的“环境适应型”特质使他根据需要巧妙转换言行服务于政治,“环境”和“策略”成为理解拜登这种特质的桥梁:前者创造影响条件(个人、家庭、政界、时代)生成不同的政治脸谱,由影响力转化而来的应对策略(“折中调和”“暧昧不明”“墨鱼自蔽”“举棋不定”)则展现了政治脸谱的切换效果。个人人格特质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拜登领导下美国政府的决策风格。

新文科视域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政治学转向

新文科强调学科的融合,坚持问题导向,新文科概念的提出给一些学科的发展带来启示。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存在的困境就在于,作为历史学与政治学的综合学科,一直未与政治学融合,一直未能融入到政治学的传统之中。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多经历历史学的训练,但踏入政治学领域之后,却没有完成政治学的转向,与政治学存在着方法、理论、术语以及关注议题上的割裂。要使政治制度史焕发新的生机,就必须重新站在政治学的学科定位上审视制度史研究,创新研究维度,以问题为导向,打通传统与现代、制度与思想、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

互联网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政府技术赋权问题研究

以往学者多将互联网治理看作是对互联网本身的治理,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赋权,对现有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冲击,改变着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关系。在对网络技术赋权的分析过程中,需要注意不同层级政府的差异。网络的兴起对基层政府的影响更为明显。基层政府由于缺乏对网络舆论的反制手段,自身的政治信任度较低,以及网络舆论的发布至形成之间的无缝衔接,致使一些基层政府只是单纯应对舆论压力,导致决策的偏差。基层政府应该首先对事件本身进行澄清,然后求助于权威媒体,或让当事人在网络上发声等,让事件的真相曝光之后,压力自然会消失。

保守的倾向,自由的精神:对柏克政治价值的解读

埃德蒙·柏克被一些学者称为保守主义的鼻祖,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先驱。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尽管是思想的两个维度,但却集中体现于柏克一人身上。他的思想是自由还是保守?是否以一贯之?我们可以通过对柏克政治价值的探讨,回答其政治思想的一致性。柏克的政治价值可归纳为"保守的倾向,自由的精神。"他在价值观念上支持自由,制度观念支持保守的制度,由此他赞扬了美国革命的自由精神,批判了法国革命对传统的割裂。

汉代“以孝治天下”与士人的政治人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由此形成了"三纲六纪"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形成对士人的政治人格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士人束缚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奴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另一方面,士人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获得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从而在"道"与"势"的对抗中保留了部分人格的独立性。

微信群、理性与社区治理——以T市A小区道路维权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治理增加了“科技支撑”的提法,可见互联网的兴起对社会治理的影响非常明显,但这种影响并不是许多学者所说的“后真相”时代的产物。以社区治理中的微信群为例,公民在对政府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不满时,会通过微信群进行讨论,使集体行动变得理性。在T市A小区道路维权的案例中,小区业主就是通过微信群讨论维权的合理性、维权方式的可行性,并不断向有关部门申诉,最终维权取得成功。

选民无知能否影响美国民主运行的理论纷争——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说起

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大大出乎学者们的意料,甚至有人说他打破了美国选举的传统,但这种解释并没有注意到美国选民长期以来“无知”的现象。学者们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多数美国选民对政治知识了解不多。就理论层面来说,政治知识的不足会导致选举的错误;但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公众舆论是稳定的,选举的结果基本是正确的。如何理解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学者们分别从理性、有限理性和情感的视角给出了理性的无知、启发和情智三种解释。三种解释各有其合理性,民众的无知之所以能够保证代议制的运行,这与政治系统的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二战以后意识形态的终结也为其提供了基础。特朗普提出的口号并没有挑战美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偏离基本的意识形态,选民因其“无知”,容易被特朗普看似夸张的口号所吸引,但这种“无知”并没有偏离美国选举的传统。

贤能政治与“破心中贼”:中国传统治理之道

贤能政治的讨论中,没有学者关注研究方法的差异。贝淡宁的观点遵循着从思想至实践再到思想的过程,学者们对他的批评则主要来自儒家的文本。通过对商至汉代治理模式的探讨,我们发现目前所讨论的贤能政治在汉代才真正确立,但是这种贤能政治既融合了儒家、法家的思想,也吸收了周朝和秦朝的经验,是一种复合型的贤能政治。贤能者不但在于执行法律,使人们外在的行为改变;更重要的在于教化,以＂破心中贼＂,只有做到此,才能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

数字新闻漫画的网络政治传播价值及策略研究

数字新闻漫画具有超文本性、交互性、评论思想性以及绘画艺术性等特征。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新闻话语载体,数字新闻漫画在互联网政治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政治信息交换、认知及评论,交际、舆论引导及操纵,左右受众“善恶审美”及促进网络舆论团体和文化圈层形成四个维度的功能。随着中国国际传播格局向“多极化”“综合化”发展,数字新闻漫画不仅带来了多元的政治信息、催生了多样化政治传播内容、实现了新闻漫画传播主体和时代青年间的新型有效互动,还在传达大量的跨文化和社会政治议程、引导国际舆论风向、增强国际传播议程设置能力、增强东西方民众的政治沟通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因此,应该注重数字新闻漫画的网络政治传播价值,关注数字政治空间中“数字原住民”政治交流的偏好、使用“政治公关”策略对数字新闻漫画的传播环节“保驾护航”、使用“冲突”互动策略打破当代西方社会民众对其政治生活的固有认知的网络政治传播策略。

以社区为依托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日益深入,城市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阶段,威胁公共安全的风险源大量滋生,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已成为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做好危机预防,才能保证公共安全的良性治理。但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能对威胁公共安全的因素进行全方位控制,这无疑对政府治理能力构成不小挑战。在此情形下,政府寻求同其他参与力量的协同共治便成了化解困境的可行路径。理论上,协同共治的展开可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实践上,政府须转变治理理念,主动介入社区建设,通过设立公共论坛,采取协商决策,构建制度规范来重建社区中的社会资本。

特朗普对华心理探析——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

特朗普是新任美国总统,他对中国的态度反复变化,令人捉摸不定。操作码是测量领导人政治认知的重要手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领导人对于政治基本问题的看法。通过对特朗普的操作码分析,发现他具有合作倾向、高转变倾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等特点。总体而言,特朗普是一个不稳定的合作者。基于其信念体系和中美现实状况,本文认为特朗普对华心理认知是合作者大于竞争者,并预测合作与互利是中美发展的未来趋向,同时"不确定性"是中国需要谨慎对待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