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昭之际政局辨疑

由于相关利益纠葛,西汉武昭之际的相关记录多有改窜.所谓"立子杀母"的说法在时间上存在悖论.昭帝之封太子发生在武帝临终时,而霍光得封将军甚至可能发生在昭帝即位之后,其是否为武帝遗命已颇堪疑.卫太子并未被平反,而镇压卫太子的干将商丘成、马通等人当死于霍光立昭帝之际的激烈斗争中,然其细节多已被改易,甚至连发生的时间都被大幅度前移,以致出现了歧异记载.

汉初北军归属考——兼论“三公九卿”说之源起

西汉北军初设之时,掌北军者并非中尉,而为太尉。惠帝时所设之太尉,本为中尉之尊号。是以设太尉后中尉一职被虚置,在史书中一度缺乏记载。文帝即位后设卫将军侵夺太尉掌北军之权,后复以中尉代卫将军。从掌北军这一核心职权来看,以上三个职位实为一体,迭代相继。此外,太尉之设为“三公”这一习称的流行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尉一职的演变波折则对其地位造成了影响,当是其被后世学者摈于“九卿”之外的原因之一。

张大可先生《史记》研究学术成就评介

张大可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丰厚,其方向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文献学与秦汉三国史,而又以《史记》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文将围绕张先生关于《史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工作作一评述.一、张先生的《史记》研究紧扣重点,成果系统,对解决《史记》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史记》研究中,关于今本《史记》残缺和补窜的问题是一大重点,而由此问题又引出了《史记》断限问题、司马迁生卒年问题、司马谈作史等问题.这几个问题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进行综合考辨难以得出满意的结论.

秦二世屠戮诸公子事辨疑

综合分析《史记》所载秦二世屠戮诸公子一事的时间矛盾、行文矛盾以及秦二世出巡路线之不合理,参考《资治通鉴》之改写,可知此记载存在窜乱,秦二世屠戮诸公子一事的时间不当在二世元年春。

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

在秦朝历史人物中，李斯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他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对秦朝的政治稳定乃至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根据《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他在秦始皇死后与赵高阴谋废长立幼，之后又上“督责之书”谄媚秦二世，纵容甚至协助其胡作非为，最终将秦朝政治推上不归路，自己也被赵高陷害而死。

从五方五色到五德终始——论五行说核心之变迁

《尚书》《逸周书》提及的"五行",皆当以"五种应行之道"释之,而难以视作"金、木、水、火、土"这一组合之代称。在五行说兴起之初,五方五色才是这一神秘体系的核心,而"五行"——"金、木、水、火、土"加入这一体系的时间较晚,并且一度处于从属地位。五方与五色相结合远在与五行相结合之前。方、色的初步结合及其神秘化意向在《逸周书》《仪礼》《考工记》《墨子》等文献中均有体现,至战国中后期成书的《管子》中终于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神秘理论。五行被《管子》引入了这一体系,但并非其重点。此时该学说只能叫作五方五色学说,而非五行说。直到战国晚期五行相胜学说兴起,才形成了以"五行"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的五行说——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形成之初并未能凌驾于五方五色体系之上,其隆尊地位的形成实在秦汉以后。

秦“数以六为纪”渊源考

《史记》所载秦始皇因尊崇"水德"而进行的"数以六为纪"改革与考古材料不符。所谓"数以六为纪"并非秦代普遍施行之制度,只是较为流行之潮流,且此潮流在先秦实已形成,延绵两汉而不衰,与"水德"无关,其渊源当追溯至先秦时代以"十二""六"为天数之思想。这一思想源于上古天文学,对古代音律、度量衡制度、数术思想影响极大,但随着战国以来天文学地位的下降,此源头遂晦而不彰,反为后起的五德说所混淆。

“上黑”渊源考

《史记》所载秦始皇"色上黑"之制在先秦实已形成,历经两汉六朝,在唐宋以后仍长期延续,实与所谓"水德"无关。因先秦以"玄""黑"象征"天",故有此尊崇。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冲日法"天文观测体系当对这一意象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方位尊崇渊源考

战国秦汉时期曾以东向为尊位,所谓"尊西"之说实为尊东之风在不同视角下的表现形式。由于对太阳的崇拜,上古的方位尊崇本是以东、南为尊,相关的原始盖天说亦以南方为"天中"。但随着主流天文观测方式的改变,北斗取代太阳成为"天中",北方遂一度受到尊崇,但受气候因素的影响,这一风俗并未能长期延续。

汉文帝前期政局探微

汉兴以来,诸事草创,政局未稳,“诛吕”之变事起仓促,功臣集团起初并无废立之心。后虽迎立文帝,却仍留少帝,以避废立之责。文帝将功臣废立之意公之于众,化解了这一阴谋。其初年废连坐、妖言之令以及试图兴用土德的变革皆有打压功臣之用意。之后文帝又通过废、置北军,重铸虎符,亲征匈奴等一系列政治、军事手段将北军、边军、郡国军整合控于一手,改变了“主弱臣强”的窘况。此外,淮南厉王曾助文帝打压功臣,但因其行为犯忌,在功臣式微后终被废杀。

李斯卒年考辨

《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按此，李斯当是二世二年七月被害。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却有另一种说法：“二年……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

秦二世“望夷之祸”时间考辨

秦二世被赵高弑于望夷宫之事人所共知，然其具体发生时间却并无详细记录，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载仅能精确到月。《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二世三年八月，“赵高杀二世”。

《史记》所载秦二世史事辨疑

古文献之流传,以唐宋之交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宋以后印刷术全面普及,是为印本时代;而唐以前文献流传基本依靠抄写,是为抄本时代。在印本时代,印本的讹误与窜伪只有在制版时才能产生;而在抄本时代,每一次传抄即相当于一次制版,文字讹误固难避免,有意窜伪亦不存在任何困难,故窜乱问题远较后世严重。而在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写定汗青之前,既无所谓'定本'可依,窜乱问题尤为猖獗〔1〕。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举了六个作伪最为盛行的时期。

《史记》秦代史事辨疑三题

《史记》一百三十篇,是研究秦汉史至关重要的史料,尤其在秦代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相关文献史料极度缺乏,《史记》更是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然而,由于汉朝政府刻意限制《史记》的流传[1],再加上当时文字传播困难,故而该书的脱漏窜乱是比较严重的,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即已谓'十篇缺'[2]。关于《史记》所缺十篇为何,自三国张晏始,即聚讼不休,至今尚无确凿之定论[3]。事实上,所谓'十篇缺'只是指的完全遗失的部分,后人增补以及传抄错误的篇章绝不止此十篇而已。由于当时书籍流传全凭手抄,增补删改极易,因而相关的讹误、

“第五届中韩学术年会”综述

2015年4月17-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联合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中国区域文化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中韩学术年会：儒法思想与东亚区域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芜湖铁山宾馆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4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论文涉及政治、哲学、社会、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

“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考

《国语·周语下》云: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

形象史学青年学术沙龙综述

2016年5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科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形象史学青年学术沙龙'在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所科研院校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了此次学术沙龙。

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方法、材料和研究对象的增多,国内外学者针对文化史的学科理论、方法范式和研究专题展开了讨论。由于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本文主要围绕其中的前沿议题,结合近年来具体研究中的争论焦点作一探讨。一、学科定位和理论建构的反思2009年翻译出版的英国学者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再版,隐然象征着关于文化史的新一轮理论回顾已趋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