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后全球油气“影子船队”的现状、影响及建议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因西方制裁导致出现运输受制裁的石油或其他商品的“影子船队”现象。在广义概念里,“影子船队”包括已经遭受制裁或正在采取相关措施规避西方制裁影响的船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海运原油和成品油设置的价格上限政策,大大刺激了“影子船队”的发展,相应地,“影子船队”严重削弱了西方对俄的制裁效力,使价格上限政策名存实亡。当前,“影子船队”正从石油拓展到LNG等其他领域,将面临制裁和监管升级的长期压力,放大安全、环保等航运不可控风险。“影子船队”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在实际运行中,俄罗斯与石油进口国围绕“影子船队”的运行也出现一些分歧。面对美西方在航运领域的涉华风险,航运保险正成为突出的“卡脖子”风险领域。对此,我国应增强海运保险承保能力,打造自主可控的“国险”服务体系。

伊拉克油气行业现状及投资环境变化分析

伊拉克油气资源丰富,勘探开发潜力大。近年来,随着大力吸引外资,该国油气行业取得了较大发展,油、气储量双增,石油产量大幅增长,石油行业发展快于天然气行业,石油出口能力有所提高,但炼化行业发展缓慢。伊拉克投资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与伊拉克已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伊拉克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伊拉克濒临覆灭,安全形势好转,但风险仍不容忽视;2019年6月伊拉克基本组阁,新政府对石油行业发展的影响值得密切关注,油气对外合作政策出现新变化;欧佩克限产将影响伊拉克长期的产量增长。未来,伊拉克仍将大力发展油气上下游工业,中国公司仍可考虑参与投资该国油气项目,同时需注意规避投资风险。

论石油市场权

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油权主要包括石油资源权、石油通道权和石油市场权。系统介绍石油市场权的理论框架。石油市场权是指国家影响石油市场参与者行为和市场运行状态的权力,主要体现在石油定价权、石油贸易权和交易结算权。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和自给率决定市场权的大小。市场权来源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市场权的行为体是国家,体现了石油利益再分配的能力。市场权的三类行为体分别是资源型市场权国、消费型市场权国和金融型市场权国。市场体量、交易平台和货币工具是市场权国获得和提升市场权力的重要途径,培育实体是落实政府意志、代言国家的重要载体,以此实现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和影响,获得石油市场权。市场权国通过调节石油供应、减少石油需求、调整石油交易政策、调节货币政策、实施歧视性政策、影响市场心理、暴力干预等手段实现石油市场权,并以此获得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论石油资源权

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油权主要包括石油资源权、石油通道权和石油市场权。系统介绍石油资源权的理论框架。石油资源权指一国利用掌握的石油资源,决定和影响油气生产的能力。资源权主要体现在资源的所有、资源的处置,储量和剩余产能决定资源权的大小。资源权是油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国的先天权力,资源权的行为体是国家,资源权的作用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源权具有战略特性和时代特征。域内资源权国与域外资源权国是资源权的两类行为体。域内国家依靠先天禀赋,直接享受资源权;域外国家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占有资源国的石油资源,间接获得资源权。资源权国通过发展石油产业、国际合作、经济制裁、武力威慑等手段实现石油资源权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油权理论产生的基础

油权理论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石油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石油政治经济基础。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一次能源的世界能源转型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促成了石油地缘政治理论的诞生。油气供需错位,以及由此带来的流动性和形成的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价格,使石油具有地缘属性。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大宗商品,是社会经济的基础资源,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是其商品属性。石油具备实用货币的功能,是重要的金融资产,这是其金融属性。国家政府影响国际石油活动,政治干预石油市场,这是石油的政治属性表现。石油的地缘属性、商品属性、金融属性和政治属性决定了石油的战略地位,并共同构成石油地缘政治理论产生的基础。石油危机和石油利益争夺引发的一系列国际石油问题,直接推动了石油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

后疫情时代中沙深化油气合作机遇与挑战分析

沙特阿拉伯油气资源丰富,是世界主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油气对外合作方面采取有限度对外开放政策。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欧佩克+"减产的叠加影响,沙特阿拉伯石油产量和出口量下降,经济遭遇困境。在此背景下,沙特阿拉伯政府以"2030愿景"为依托,积极发展新能源,提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优先目标。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安全"关系脱钩,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巩固发展,沙特阿拉伯寻求深化中沙油气合作以锁定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寻求同中国深化能源金融合作,中沙可再生能源合作空间广阔,这些都是未来中沙油气合作的机遇。同时面临挑战:美国因素将持续影响中沙能源、金融合作,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仍将存在,炼化一体化项目实施存在不确定性,能源金融合作的经济性存在风险,可再生能源合作也存在多方面压力。

中国与阿曼油气合作前景分析

阿曼是典型的资源输出型国家,原油和天然气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非欧佩克产油国。该国政治局势稳定,社会秩序良好,法律体系健全,油气行业全产业链均对外开放。阿曼是中国第6大原油进口来源国。目前,中国公司仅有中国石油参与1个阿曼上游项目——阿曼5区项目;近10家中国石油企业进入了阿曼工程技术服务市场。自2002年参与阿曼油气上游合作以来,中国石油在阿曼树立了良好的声誉。中国与阿曼合作的人文环境较好;阿曼国际合作过程中注重契约精神;阿曼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且希望加强与中国能源合作。未来在非常规油气、工程技术服务和装备、原油贸易、新能源等合作中,中国企业需要注意阿曼劳工政策风险加大、安全环保要求高等挑战。

“1·25”革命以来的埃及经济改革:成就、挑战及前景

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政府难以满足民众对充分就业、经济繁荣的基本诉求,国际粮价暴涨导致埃及居民生活水平骤然下降,成为埃及普通民众反抗穆巴拉克政府的催化剂。穆尔西上台执政后,穆兄会政府未将施政重心放在经济治理上,汇率改革更加剧了食品和燃料油的短缺,招致底层民众的普遍反对。塞西执政后,大力推行汇率和财税改革,把握多边金融机构援助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外部机遇,加大对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投资,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改革成效。但制造业基础薄弱、外债压力大、人口增长过快、贫困人口比重过高、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等结构性问题仍将长期制约埃及经济社会发展,未来仍有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威胁埃及政治稳定的可能。

论石油通道权

油权是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油权主要包括石油资源权、石油通道权和石油市场权。系统介绍石油通道权的理论框架。石油通道权是指一国利用其掌握的石油通道,决定和影响石油流向和通道运行的能力。通道权包括通道的路由选择、通道的归属、通道的运营三个方面。对通道权大小起决定作用的是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两个核心要素。通道权是油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体是国家,研究对象是跨国通道。通道权是容易分享和被侵蚀的权力,具有时代特征和战略特性。按照行为体与通道的相对位置,通道权国可分为当事型通道权国、过境型通道权国、毗邻型通道权国、域外型通道权国。通道权国获得石油通道权主要通过法定赋予、国际政治或经济合作、武力控制、经济制裁。通道权国利用通道运营、经济制裁、武力保护、政治干预等手段获得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回顾与展望

2021年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愈发复杂,资源国油气合作政策不断变化,投资环境风险对油气投资影响日益显著。基于海外油气投资环境风险预警系统,概要总结了2021年上半年海外油气投资环境的三大特征:大国互动与博弈出现新变化,油价回升为资源国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资源国油气合作政策出现新变化。海外主要合作区各有特点,未来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存在较大差异:中东地区整体风险可控,合作机会增多;俄罗斯-中亚地区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但美俄博弈依然激烈,地区安全风险有上升趋势;非洲地区安全形势严峻,合作政策改善;拉美地区经济衰退加剧社会动荡,左翼势力抬头,政局走向存在不确定性;亚太地区经济复苏乏力,部分国家安全形势恶化,地缘政治博弈激烈。建议中国石油企业保持定力,分区施策,谨慎推进海外油气合作。

油权理论研究综述

油权是贯穿石油地缘政治的主线,统领整个石油地缘政治学。作为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油权理论的产生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早期关于油权的研究侧重于石油生产国的资源权,研究重点是跨国石油公司与东道国的资源开发权力争夺。第一次石油危机成为油权研究的分水岭,理论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关注视角提升至资源国的市场权,即对国际石油市场供应与油价的影响能力。进入21世纪以来,油权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延伸至运输、消费、贸易等多环节,尤其是2012年《论油权》一文,将油权直接定性为石油地缘政治的核心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更加丰富。然而,与复杂的石油地缘政治现实相比,油权理论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加强油权理论研究,不但具有学术必要性,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油权理论的深化研究有助于维护与油气密切相关的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能源外交;有助于研究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分析和判断国际石油合作中的机遇和风险。

南亚地区油气工业及合作建议

南亚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区域,油气资源相对丰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南亚地区能源消费增幅明显,但区内油气供应严重不足.为保障油气供应,一些南亚国家推出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以提高国内油气产量,降低对外依存度,同时,加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油气的进口能力.这些举措将为中国企业开展南亚油气合作提供更多契机.本文总结了南亚地区主要国家油气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当前的油气政策,分析了南亚油气资源领域合作潜力及风险,并提出相关建议.

全球供应链稳定性因红海危机再遭冲击

本轮红海危机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外溢的结果,同时推动巴以矛盾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抗合流。也门胡塞武装对商船的袭击冲击了传统红海航线的稳定性,并通过集装箱运价、航运战争险等路径传导到其他航线,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全球海运紊乱。随着美西方空袭胡塞武装据点并在红海周边增派海空力量,胡塞武装也正相应调整“海上破交战”的打法,使红海危机朝着长期化、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可控核聚变研发将因人工智能而提速

核聚变是将两种氢同位素通常是氙(音“刀”)和氙(音“川”)——加热到极高温度,使原子核熔合,释放出氢和以中子形式存在的大量能量的过程。理论上,几克反应物就可产生一太(即一万亿)焦耳的能量,这相当于发达国家一个人在60年内所需的能量总和。

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击穿全球供应链信任

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大量寻呼机爆炸事件。两天后,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东南部的马加勇和东部的贝卡谷地等地区,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寻呼机、对讲机及无线通讯设备甚至门禁系统等再次发生爆炸事件,相关设备的爆炸威力较第一次更大。两起事件共造成黎巴嫩全国和叙利亚部分地区超过4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

拜登政府将全面修订特朗普的能源政策

在特朗普依靠化石能源实现美国能源独立后,拜登希望清洁能源能在主要能源种类上占据主导优势,以实现“新能源独立”。其能源政策的转变,将对美国内政外交和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与军备控制的几个交叉问題

气候变化与军备竞赛是世界共同面对的安全与发展难题,这两大难题间的联系也十分密切,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和发展国际军控与裁军都需要坚决捍卫多边主义,穷兵黩武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敌人,军备竞赛将削弱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军备竞赛一旦失控乃至地区冲突爆发,将带来不可控的气候灾难,并彻底毒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氛围。

对华“有限脱钩”论在美国甚嚣尘上

2020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将“结束对华经济依赖”作为其“第二任期”的重要目标,其政策团队大肆鼓吹政治、科技、金融、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全面脱钩”和对华新冷战。拜登赢得这次大选上台后,其政策团队反对“全面脱钩”论调,但认为美国必须减少关键领域的中国依赖。在此背景下,如何阻止中国获得在供应链中的主导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