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违规处罚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研究

运用逻辑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深入探讨了我国在体育仲裁制度建立后,兴奋剂处罚程序与仲裁程序的衔接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衔接方案。研究发现,当前兴奋剂处罚权形式主体和实质主体的分离,使反兴奋剂中心可否成为兴奋剂仲裁案件的被告或共同被告存在问题,处罚单位在体育仲裁中的程序地位也不清晰,对于处罚单位可否在体育仲裁中指控反兴奋剂中心也存在疑问。研究认为,要理顺程序则有必要消解兴奋剂处罚权主体的分离现象,从长远来看,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的大趋势,将处罚单位的权力完全让渡给反兴奋剂中心行使,但鉴于目前的法律障碍,可采取由处罚单位拥有处罚权,处罚委员会为其提供咨询建议,由反兴奋剂中心行使程序监督权的过渡方案。

反埋伏营销特别立法的类型化研究

埋伏营销可分为联系性埋伏营销和侵入性埋伏营销。根据各国法律中所规制的埋伏营销的范围,可将反埋伏营销特别立法分为仅保护大赛标志型立法、广泛规制联系性埋伏营销型立法以及全面规制型立法。因为,各国反埋伏营销法的规制范围不同,司法中对埋伏营销行为的处理结果也不同。立法和司法中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对反埋伏营销立法所涉及的利益进行权衡的结果不同。反埋伏营销立法会产生有限制公民言论自由、贸易自由、财产权等对基本人权的影响,这些基本人权只有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才有限制的正当性。因此,我国2022年冬奥会期间实施的反埋伏营销措施应以合理权衡各种利益关系为基础。

中国运动员国际体育仲裁胜诉第一案述评——兴奋剂处罚的程序正义问题

国际体育仲裁院最近推翻了对中国柔道运动员佟文的兴奋剂禁赛处罚,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仲裁中第一次胜诉。该案明确了程序规则的含义,强调了程序权利的重要性,明确了程序瑕疵的弥补方法,肯定了体育仲裁中禁反言原则的适用。它启示中国体育界人士应重视兴奋剂检验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对运动员的法律救助要制度化,建立运动员法律救助资金保障制度,充分利用国际体育仲裁机制。但本裁决在裁决理由上应做更详细的说明。

论兴奋剂案件中过错程度的证明

当样本检测呈阳性后,运动员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必须证明禁用物质是如何进入体内的以及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谨慎义务。对象认识的错误、第三人过错、丧失行为能力、食用受污染的公共食品等都可成为证明自己无过错的理由。运动员可以因为对医生合理的信赖、尽了善意的努力、年青和缺乏经验、诚实、情况紧急等原因证明自己无重大过错。国际体育仲裁院对过错程度认定的判例有利于增强反兴奋剂斗争的效果,但其过于谨慎的做法容易引发不公平裁判且导致判例的指引作用减弱。建议国际体育仲裁院将"成本效益"标准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缩小可供选择的营养品范围,继续扩充WADC的细则,明示运动员的行为标准。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最新修改和完善

新修订的2015年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集中反映了世界反兴奋剂制度的进步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它强调了对人权的保护,完善了对兴奋剂违纪行为的认定,改进了反兴奋剂斗争手段,明确了反兴奋剂组织内部的职责,完善了兴奋剂违纪处罚机制,加强了体育组织、反兴奋剂组织、政府之间的合作。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较现行的版本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既抓住了当前反兴奋剂工作的薄弱之处制定特别的措施,又在许多方面加强了对被指控人权利的保障,应该充分肯定其修改内容。

兴奋剂入刑之再思考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鼓励各国运用刑法管制兴奋剂,根据立法目的的不同,可将各国反兴奋剂刑事立法分为保护公共健康型立法、提供者规制型和使用者规制型立法。根据现有的权威性调查,保护公共健康型的立法并不足以有效遏制兴奋剂滥用,故从刑法上应当重视体育法益这一客体的保护。但即使如此,在决定对具体的兴奋剂违法违纪行为是否要进行刑法规制时,必须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帕克所提出的刑事制裁界限的5点标准是刑法保持谦抑性的必要条件,应将拟入刑的行为与该标准做深入地比对,方可得出恰当的结论。我国应结合理论分析和各国司法实践经验教训,选择适合我国的反兴奋剂刑事立法类型。

兴奋剂仲裁案件中非法证据的可采性研究——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沃尔沃德案的法理思考

在沃尔沃德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对违反法院命令或侵犯人格权收集的证据在仲裁中是否可采的问题作出裁决。这一裁决对我国兴奋剂仲裁案件中非法证据的可采性将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案件中非法收集到的兴奋剂违纪证据,在刑事案件中被排除后同样不可以在兴奋剂违纪处理程序中使用。对于反兴奋剂组织非法搜集的证据,在兴奋剂仲裁案件中应参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予以处理。

2015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个人违纪处罚机制述评

2015年生效实施的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在初次违纪禁赛期的确定、因无过失或重大过失减免禁赛期的确定、因过错之外的原因减免处罚以及其他配套处罚等问题上都有较大幅度的修改,表现出对真正的欺诈者从严处罚,对过失违纪者灵活处罚,遵循按比例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的特点,但也有对"故意"概念界定不清,证明责任设置不科学,免除未成年人证明禁用物质来源责任不合理,对"受污染的产品"的定义过宽,自首条件限制过多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施过程中等待有关机构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反身法理论下政府与体育组织合作的兴奋剂治理新范式

兴奋剂治理需要政府与体育组织共同合作。分析当前政府介入兴奋剂治理现状,以及在兴奋剂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体育组织合作的阻滞因素,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划定两者合作的界限。通过引入法社会学反身法理论,认为法律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社会子系统内部建立一种自我反思结构,而非诉诸具体细化的规范指令和高权干预,构建一种新的兴奋剂治理范式。政府可通过优化体育组织的内在话语程序,从信息、组织、权能等方面协助体育组织构建更具反思能力、半自主的兴奋剂治理体系。同时,提出反身法理论框架下兴奋剂治理策略。

兴奋剂案件中的间接证据问题

目前的兴奋剂案件中,间接证据的价值被低估或完全否定。过度依赖直接证据的趋势有着不利于兴奋剂违纪的惩处、使裁决的公正性被质疑、给案件侦查以不良导向等不良影响。错案数据分析指出,间接证据通常比直接证据更可靠,应充分发挥间接证据的印证功能、补证功能以及独立定案功能。在近年来的兴奋剂案件中,也有一些完全用间接证据证明兴奋剂违纪的先例,运用身体参数变动推定法、排除法、整体合力推导法3种方法。建议在今后的兴奋剂案件中增强间接证据的印证功能和补证功能、加强间接证据单独定案功能的运用、重视间接证据证明结构的法律化。在我国应加快体育仲裁程序的设立、注重对证据补强规则的应用、正确认识兴奋剂案件的证明标准。

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程序的公正之维——基于公众仲裁反传统性的考察

公众仲裁与传统民商事仲裁有着鲜明的区别,按照传统方式规制公众仲裁会产生许多不公正的问题。公众仲裁已经出现了一些旨在加强弱势一方程序权利、提高程序公正的保障措施。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仲裁程序与公众仲裁具有同样的反传统性,较传统民商事仲裁程序对公正性的需求更多,但近年来国际体育仲裁院更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忽视了对公正的保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建议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规则中加入有利于促进仲裁公正的条款、扩大裁判者矫正正义的裁量权、设立国际体育仲裁院观察机构。

美国和日本兴奋剂案件独立仲裁程序研究

国际体育仲裁院和世界上大多数仲裁机构都将兴奋剂案件与其他不服体育组织裁决的上诉纠纷视为同一性质的纠纷,按照上诉仲裁程序处理,美国和日本却将兴奋剂案件作为一类特别的案件,并为其设立了一套独立的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美国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相比其他体育仲裁程序,增加了仲裁的透明度,加强了对弱势一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提高了仲裁的效率;日本则在兴奋剂仲裁程序中,设置了若干加速程序,限制了当事人的合意,扩大了仲裁的公开范围。但比较而言,美国的兴奋剂案件仲裁程序的透明度和对弱势一方的保障程度都要高于日本。

兴奋剂检测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问题研究

兴奋剂检测本身就有侵权的风险,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较弱,对未成年人进行的兴奋剂检测更容易发生侵权,但我国并没有特别的法律、法规对此问题加以规制。对兴奋剂检测的规制应该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兴奋剂检测属于搜查行为,应符合宪法对搜查的要求。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兴奋剂检测应当设置一些特殊的保护机制,如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侵权信息记录制度、多部门的合作制度等,并设立专门的未成年运动员权益保护机构。我国应重视兴奋剂检测的侵权危险,在法律上明确对未成年人兴奋剂检测的基本要求,加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配套制度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国际反兴奋剂治理变革

面对当前国际反兴奋剂治理能力不足的危机,通过比较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当前困境、构建国际反兴奋剂新秩序提供了科学的思路。维护公平正义的人类共同价值,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反兴奋剂多边机制,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反兴奋剂合作平台是改革的基本路向,构建国家政府间协议框架下的反兴奋剂调查机构、推动国际反兴奋剂治理体制的民主化改革、按统一的国际法规则行使域外法权是改革的具体措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提出的国际反兴奋剂治理的新方案,具有尊重和发展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理论优势,具有维护国际反兴奋剂治理的稳定秩序、提供更有效的公共产品、提高集体行动能力的制度优势。

兴奋剂纠纷中证据调查的可证实性

在兴奋剂案件中,对是否应该准许运动员提出的请求实验室提供包括标准操作程序资料、一般质量管理资料等文件的证据调查申请有很大的争论。证据调查需要有可证实性,否则会拖延裁判,也会给当事人造成很大的负担,但在像兴奋剂纠纷一样的现代型纠纷中,过度强调证据调查的可证实性会产生新的不公平,需要通过设置有限的证据开示制度,同时辅以适当的控制措施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司法形式主义在兴奋剂纠纷内部救济程序中的发展

社会团体内部纠纷救济程序,法院本不应对其干预,但因为程序正义内涵的模糊性使法院有介入社团内部事务的可能性。为了保持社团的自主性,社会团体开始采用司法形式主义防止法院干预,这在各国的兴奋剂纠纷救济程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司法形式主义的发展,现有的兴奋剂纠纷救济程序似乎也不能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在判断某一程序是否应该增加到社会团体内部纠纷救济程序中时,应该分析该案中所涉及的各方的利益,采取"利益平衡的分析方法",因此我国应对包括兴奋剂纠纷在内的社会团体内部纠纷救济程序按照此方法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加强对社团成员的程序保护。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构成要件的法教义学审视

在第2.3条兴奋剂违纪的主观构成要件问题上,通过结合国际体育仲裁院多年来的相关案例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3条三个版本的释义分析发现,过失可以成为“拒绝样本采集”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所以若是因过失造成“拒绝样本采集”,可以适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10.5条,即基于非重大过失或疏忽而减轻处罚。而在第2.3条兴奋剂违纪的客观构成要件问题上,除第2.3条明确规定的要件外,检查行为的合法性也是构成2.3条违规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只有重大违法检查行为才可以抗辩,轻微违法行为不构成运动员合理的抗辩理由。在分析2.3条违规构成及当事人主观过错时还应注意区分分析法律认识错误、事实认识错误和反向错误问题,这都应在案件中予以全面考虑。

兴奋剂调查机制研究

兴奋剂调查是新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鼓励采取的反兴奋剂措施,但我国还没有常态化的兴奋剂调查机制。目前兴奋剂调查过程中存在着反兴奋剂机构与其他调查机构的合作配合不够、兴奋剂源头控制不力、调查后的处罚威慑力不够、调查缺乏国际合作等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兴奋剂调查的效果。为此,应从完善反兴奋剂机构本身的内部调查方式、加大兴奋剂的刑事打击力度、建立反兴奋剂机构与政府相关部门常态化的联络机制、规范信息分享机制、建立反兴奋剂机构人员咨询顾问制度等方面,来完善我国的兴奋剂调查机制。

兴奋性阳性检测结果科学性的法律挑战——基于国际体育仲裁院案例的考察

从近年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案例来看,运动员主要从检测方法的科学性、阳性检测结果判定标准的科学性、检测程序的合规性等方面发起挑战,以求推翻阳性检测结果。其中,新检测方法可靠性的证明责任、检测资料未公开可否构成推翻检测结果的理由、阳性检测结果判定标准的设定是否科学、标准的确切意思、新的判定标准如何适用、程序的违反是否能导致阳性检测结果、检测是否具有再现性等是最常见的争议点。总的来看,国际体育仲裁院体现出了对新的检测技术和方法的支持鼓励、对检测技术和方法审查更为谨慎、对检测的不透明性较宽容的态度。这些案例启示,反兴奋剂机构应该对检测更为细致、加大检测资料的透明度、减轻运动员的证明责任。

中国体育深化改革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体育改革之道,重在法治建设。中国体育深化改革中特有的本土性、复杂性和渐进性决定了其必然通过体育法治建设实现转型升级,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体的框架下,深入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体育法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梳理总结我国体育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与困境,以法律视角审视解决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竞技体育改革、体育产业发展三大重点问题,以足球深化改革为突破口,以体育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为抓手,最终实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法治化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