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也亟待改革——宋林飞同志的发言

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上,我感到有一种现象值得研究,即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有超前、同步、跟踪三种情况。所谓超前,就是指在社会主义实践达到一定阶段之前,其理论就已形成监指导着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我们一直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社会主义在俄国、中国胜利之前就设计好了的,这是一种超前现象。所谓同步,即是指一边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一边形成社会主义理论。所谓跟踪,是指社会主义理论落在其实践之后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实践。

中国人工智能政策全面布局抢占先机

中国确立人工智能优先发展战略,全面布局技术突破、产业培育与应用场景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与获得了日益增多的全球竞争优势,抢占未来发展先机。文献计量分析显示,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是发展、技术、建设、创新、服务等;内容分析显示,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布基本均衡,政府部门与企业、科研院所等政策执行主体被明确界定了引领发展的使命任务,产业体系、技术人才、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政策目标;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政策工具、主体和目标三者的协同性达到了高水平,但对社区等政策主体、创新平台等政策目标、公共购买等政策工具的重视不足。关于未来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优化的重点,建议如下:增强知识产权、公共购买等政策工具,重视社区、行业组织等政策主体,丰富创新平台、共建共享等政策目标,增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全球竞争力,提升嵌入型风险识别防范能力,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利益分配公平机制。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社会转型具有社会体制转变、社会结构变动、社会形态变迁等三种主要意义。中国社会转型是多向度的,主要表现为四种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中国社会转型是浓缩的、急剧的,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包含失业、社会分化、犯罪、社会不安、公害等社会代价。本文提出了中国社会转型指标体系、社会转型代价与预警指标体系,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

如何认识中国新社会结构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既受政府引导、市场推动 ,又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果。相对于过去的二元社会结构 ,我国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可称为“新社会结构”。其中 ,知识阶层、私有阶层、管理阶层都是新兴社会阶层 ,他们和工人阶层一样都呈扩张态势 ,只有农民阶层的规模在不断缩小。新兴社会群体的阶层化、基本阶层的局部弱势化、先富群体的政治化、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化 ,是新社会结构的主要发展趋势。新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 ,表现为人力资本日趋制度化的显性升值 ,同时也出现了部分权力“资本化”与非制度化的隐性升值现象。当前 ,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目标 ,是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 ,形成中层较大、底层与高层较小的“橄榄型”结构。同时 ,促使社会结构进一步弱化刚性、扩大弹性 ,增强社会阶层的“换位机制” ,建立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七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为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刻领会十七大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学术界、理论界需要重点攻关的课题。为此,本刊特组织南京地区部分专家学者笔谈学习十七大报告的体会,共同探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问题。

城市移民的文化矛盾与社会安全

流动到城里的农民工应当是城市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面对新环境,他们又会遇到哪些文化冲突呢?本文认为,一是结合紧密、以家庭和社区为纽带的乡村文化,与更加注重个人奋斗、更加注重竞争的城市文化的冲突;二是重视情谊的乡村文化,与讨价还价的市场经济理性文化的冲突;三是平等的乡村文化,与歧视性的城市亚文化的冲突。尽管这些冲突的出现有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也有制度的问题,但倘若处理不当,最终一定会影响到社会安全,为此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先构建起城市移民的社会安全机制。

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第三次分配是克服第一次分配的弊端,以及弥补第二次分配不足的重要社会分配方式。发展慈善事业,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社会调节,促使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参与第三次分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慈善事业发展模式,需要积极培育与发展慈善组织,建立现代财富伦理,推进慈善文化的发育与普及,增强企业家慈善捐款的热情,提高慈善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鼓励志愿者的慈善义工,大力推进慈善理论研究与创新。

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及其评估

引导与评估各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需要建立科学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生态环境五大类共36个指标,可以构成中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根据我国国情与党的决定和要求,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可以界定这些指标的目标值。全国各地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可分为四个方阵,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显著。少数先发地区已经达到全面小康多数指标的目标值,开始向基本现代化迈进。

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

本文提出了未来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社会稳定预期、适度社会成本、非均衡社会、早期预警等五种社会风险预警理念；介绍了6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的3个社会不稳定性评估指标体系，以及作者80年代以来先后提出的3个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作者在本文首次提出的“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中，包括18个警源指标、10个警兆指标与12个警情指标。作者还设置了各个指标的五级计分法与4个警区，并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的3种具体对策。

“苏南模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文探讨了“苏南模式”的三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如何从农业经济快速转向工业经济。“苏南模式”是工业化的新模式，发展乡镇企业是加速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二是如何建立高效所有制结构与社区共有制。“苏南模式”初期的产权形式与结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乡镇企业改制势在必行，但不等于变相地搞私有化，而是走股份化的道路。社区共有制也可以实现“产权优化”。三是政府推动是否必然产生反市场性。“苏南模式”的本质是市场化。“强政府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建立新型政府管理机制，重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重在培育要素市场，重在引导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中国“三大模式”的创新与未来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它们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开拓性地率先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不断创新并相互融合,趋同现象显著。当前,它们各自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与挑战,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活力。

当前长三角发展面临的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长三角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十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应多从大长三角、泛长三角的视野观察长三角,而不应只拘泥于“小长三角”的狭隘理解与操作;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是生产诸要素能够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并且得到优化配置;应积极培育平稳快速增长的新经济周期;应将吸引外资与鼓励内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民间资本创业的环境;提高长三角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从“长三角制造”向“长三角创造”转变;科技含量、产业拉动、与本土企业的配套、洁净生产等,是评估外资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农村土地产权的明晰、市场化流转、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吸引城乡民间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一种投资环境,更是人们生存与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长三角地区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应避免和控制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负面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费孝通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

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探讨,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工业化新模式,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一个基本区别,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道路;小城镇发展模式,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离土不离乡”和“离乡不背井”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两条具体途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江模式”等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和现实发展道路;经济圈(带)模式,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开发区,推进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区的整体发展,沿欧亚大陆桥建设一条沟通东西、平衡南北的经济走廊等。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启发了无数理论工作者,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咨询价值。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实现路径

我国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今后20年是又一个黄金发展期。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具体是:实施大城市主体带动战略,推进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建立生态文明为核心的美丽城市,积累和总结大城市克服"城市病"的经验,控制与转移大城市资源支持小城镇发展,创新与完善大城市建设中的市场机制,发挥大城市反哺农村的示范作用。

社会发展的评估与对策

社会发展的评估与对策宋林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２１００１３）一个地区的发展及其领导者的政绩，主要是通过什么来评估的？人们手上拿着许多尺子。近十多年来，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一把尺子，即产值指标。经济增长成了衡量一个地区发展...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与评估

本文通过国际现代化实践与经验的比较分析,参照中等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结合我国国情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界定了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涵,科学合理地选择了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及其目标值,并对当前全国与各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程度进行了评估,认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程度总体水平还不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式。今后我国应更加注重现代化的全面协调推进,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共同生活的空间与家园——"全球化社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现期,必须正视与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开展社会风险预警,优先调整社会结构,增加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

建立社会管理体系的难点和突破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体系,必须解决价值、目标、主体、制度与机制等难点问题。社会管理首先要形成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共享增长、社会创新等价值共识;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促进城市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管理主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合作制度,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自治功能;倡导履行公共责任,发展与完善社区支援网络,促进公众参与慈善与互助活动,扩大与畅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加强社会风险预警与控制,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防止社会政策"碎片化",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主动把握、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总体经济形势是下行压力较大,但出现企稳迹象。从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虽然形势严峻,但没有持续恶化。为促进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扩大新兴领域投资,大力促进消费,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金融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建立"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先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