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比较:校园警察制度及安全立法探究

学校是喧嚣社会中为莘莘学子保留的一片净土,也是保证社会和国家进步的一座重要阶梯。而校园警察是学校治安的守夜人,校园安全立法则是校园警察执法行为的卫护神。为了实现型塑和奠立校园警察制度和安全立法的目的,从现实出发,从国外、域外相关制度中触类旁通,乃是我国校园安全保障实现的一条重要路径。

刑事司法裁判中的利益衡量

在刑事法官的裁判中,利益衡量是一种重要的裁判方法。之所以刑事法官在裁判中与民事法官同样适用利益衡量方法,因为二者在面临的问题、所欲实现的任务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同之处。对于利益衡量这种带有很强的法官主观性色彩的裁量方式,无疑是对我国传统的法条主义裁判原则或者罪刑法定原则的挑战。针对我国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利益衡量问题,应当采取的规范性对策主要包括:法官处理规则的既定性与利益衡量的能动性的基点应当立足于法律框架中;即使在特殊的利益衡量中,刑事法官的利益衡量也应当遵循公共理性的要求,并以此作为衡量的边界;刑事法官在判决中应当说理,等等。

从仁慈少年司法到适当少年司法——以校园暴力或低龄犯罪频发为切入点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责任制度下,低龄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暴力或者侵权的"免罪"金牌,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仁慈宽和的处分精神,但也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频发且恶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仁慈少年司法忽视了社会主流民意的呼声;另一方面,其也不能兼顾罪错未成年人、受害人及国家等多方面利益的平衡。应当根据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情况及未成年人具体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适当提高罪错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兼辅之以相关的配套制度,实现由仁慈少年司法制度向适当少年司法制度的转型。

精神病强制医疗中的法律父爱主义

法律父爱主义是政府对个人的"强制的爱",其实施原因是基于个人获取信息或者加工信息能力等方面的短缺,个人决定并不一定是其真实意志的结果,因此,作为"严父"的国家有对之进行干预而实现促进行为人的利益或者福祉的目的,这在精神病强制医疗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然而,精神病强制医疗的法律父爱主义也具有两面性,其也有严重影响精神病人自由的危险,因此,法律父爱主义背景下的精神病强制医疗应当有一定的边界,那就是精神病强制医疗应当能够促进被强制医疗者的利益及体现对精神病人人格尊严的保障。在此前提下,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行还必须符合司法控制原则及比例原则,这是法律父爱主义在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具体展现。

功能性理解司法伦理:实用司法伦理主义

司法伦理是法官司法行为不可或缺的价值准则或规范。职责型的司法伦理以完成份内责任为天职,并通过司法行为与后果相连,是一种理性的司法伦理规范。德行型司法伦理则是以未来为指向的,结果如何不在考虑范畴之列。二者关系并不完全对立,都被深层结构所推动,并且在一些领域还存在联系。司法伦理的功能指向应当是现实的社会需求,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司法发展程度选择所需求的司法伦理以及功能,因此,以责任或义务为内容、以规范或规则为形式的职责型司法伦理至关重要。

犯罪新闻报道的双向效果与少年犯罪

犯罪新闻报道作为向受众提供犯罪有关信息以及价值评判的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其对未成年人而言具有双向的效果,既能提供一种校正的模板,成为一种强力的社会控制器;但是,由于某些犯罪新闻报道基于经济效益的冲动,热衷于提供一些犯罪的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又会成为刺激、诱导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因此,应当通过加强国家监管、规范新闻从业人的报道行为以及提升未成年人媒介素养等方式使之达到一种有机的平衡,这一点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资参考。

隐私权视角下的涉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

在涉罪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我国以少年保护优先为经,保障少年健全成长为纬的新少年法的精神并未如预期落实,特别是在司法实务中,与其更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为符合"少年最佳利益"的精义,必须不断借鉴和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在正当法律程序以及现代宪政理论基础上,祛除我国相关涉及涉罪未成年人隐私权保障法律中存在的种种弊症,从而奠立我国青少年隐私权保护的现实道路。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改革逻辑

超期羁押、高羁押率属于我国司法体制的顽疾之一。虽然其具有方便侦控进行及保障社会安全等实用主义方面的价值,然而却属于对公民基本权损害最为严重的措施。因此,这也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确立的最主要立法目的。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而言,其具有相对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法治进步之体现。但是,其在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理由/标准等方面存在设计技术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在现有的体制限度内进行修正或者调适。这可以通过确定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作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增强程序的对抗性及公开性,保证被羁押人上诉/申诉救济权利等方面,从而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被羁押人基本权的保障。

校园欺凌的治理与防范--表象与内在：预防校园欺凌的现实困境与进路

校园欺凌基于其攻击性、暴力性及危害性在社会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成为近些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国家层面上，我国逐步出台了相关规范性文件或者指导意见对此予以规制，然而，这并没有实现所欲的结果。究其原因，这与相关立法或者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缺失有关，其中有对校园欺凌定义或者范围界定不准、校园欺凌管控主体责任不明、针对校园欺凌者的应对措施威慑力不足等弊病。在实质方面，这和校园欺凌管控制度设计与相关基础性理论的冲突有关。这主要表现为我国校园欺凌立法或者制度设计与平衡原理或者社会学习理论相悖，这是相关的校园欺凌制度或者规范性文件不能发挥应有效能的深层因素。因此，应当进行针对性、实用性的校园欺凌制度设计，从而实现校园欺凌现实与逻辑的有效对接及重构。

DNA证据的价值解析与法律判读

DNA证据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科学证据的典型代表之一。但是,即使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在DNA证据采验和适用方面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困境,这也为我们相关立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国家、社会、职业三维视角下律师的“政治人”角色及其形塑

律师是处于国家、社会及职业三维结构中的特殊法律职业从业者。律师作为天生的政治人物,国家的政治制度与律师政治人角色的确立直接关联,政治制度是律师政治人角色扮演的舞台,如果无政治制度的支持,律师职业很难获得发展的政治环境。然而,律师职业特质也是其能够参与政治并发挥功效的重要因素。律师从政便于获得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支持,从事法律服务习得的政治技巧也为律师从政提供了诸多支持,从而使得律师参与政治具有天然的优势。然而,国家、社会以及律师职业特质对律师参政也有阻碍作用。我们应当从国家、社会以及职业三维角度探寻律师政治人角色形塑之路径。国家应当以法律性、制度化的建构方式,为律师参与政治提供多元路径。律师应通过参与社会公益等方式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奉献力量,获得参与政治的民意支持;律师协会在律师参与政治方面应加大支持力度,真正发挥职业共同体的集体力量。

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程序的实质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也属于犯罪种类的一种,从犯罪性质上看和成年人犯罪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未成年人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国家在未成年人案件上特定的刑事政策和价值取向,未成年人犯罪的适用程序又有其特殊性,本文主要是从程序方面,针对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争论热点及缺陷和误区,展开分析和论述,借以抛砖引玉,希望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程序保护提供一点建议和意见。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适用的忧思及规制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言辞证据具有两面性,其既具有客观性或真实性,这决定了该类证据在特定案件中的不可或缺性。同时,由于未成年人特定的生理或心理发育状态,其言辞证据在适用中又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具体立法中,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的言辞证据规定过于宏观,操作性不强。在具体司法中,法官也会面临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的适用程序、方式等方面的困境。因此,应当根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言辞证据的具体特征,针对性地制定兼顾利益平衡的、实用性的对策。

风险社会视域下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以网络风险为对象的分析

对于网络社会而言,其具有与风险社会共同的不确定性、难以控制性等特征,从而亦属于风险社会的特殊形态。在网络风险社会中,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面临比成年人更大的风险。基于此,应当立足于我国社会转型期背景、未成年人网络风险立法方面不足以及司法保护不力的现实,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主要从立法与司法的视角上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风险保护之法律目的。

立法将要发生——对刑事诉讼修法增设未成年人特殊程序的考察

在目前进行的刑事诉讼修法中,社会事实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增设未成年人特殊程序的内因。在外部因素方面,则面临着"条约必须践守"的压力和动力。在增设的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中,特殊程序的模式、立法的方式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当然,无论是模式还是方式,都是依靠具体原则和制度予以支撑,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基石和框架。

少年司法程序中品格证据适用的冲突与重构

品格证据是未成年人刑罚个别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其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保护的精义而设立,也具有对未成年被追诉人教育更新之价值。然而,少年司法程序中品格证据的适用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证据学上的模糊性与准确性的冲突,以及司法公正与司法偏见之间的冲突等。因此,欲实现对上述冲突的调适,除了重视少年司法程序中作为事实裁量者的法官的作用外,坚持以平衡原则为依据,也是解决冲突的枢纽所在。

刑事错案比较研究

内容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刑事错案是历史的产物;从认识论和司法规律的角度上进行探究,刑事错案是认识和司法规律的反映。从比较法的角度上,可以探知中外国家刑事错案的成因的异同。溯本求源,正本清源,从而达到对刑事错案的正确认识,实现对其控制和纠正的目的。

论司法令状的制衡效力——基于英、美司法令状制度构成要件的比较视角

由法官通过司法令状对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制衡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的法律。这二者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关涉到刑事诉讼是否能够运转及质量。其中,通过司法令状对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制衡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司法令状而言,其构成要件可以分为主体要件、实质要件以及程序要件,符合这三种要件的要求,在正当程序理论框架下也就能够满足对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有效制衡的需要。

少年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冲突与重构——以新刑事诉讼法增添未成年人特殊程序为契机

暂缓起诉制度符合现代刑事司法由能动型司法向回应型司法转向的要求,也契合现代社会刑罚理念由报应刑到目的刑主义价值理念转换的趋势,在比较法的视野上,也具有异域相关先进制度作为先导和有益借鉴。因此,我国在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这一制度予以正式确立。然而,在将来的立法中,仍然需要在增加法官的制约力量、增强媒介的参与权与监督权等方面进一步改进。

测谎原理、冲突与法律思考

测谎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测谎证据也是自然科学与法律科学交叉共生的结果。通过鉴定结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给案件的侦破、公诉以及审判带来一些国家层面上的便利,但是,测谎证据同时也会引起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科学与否的冲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给测谎证据以正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