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

承继与发展: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学术关联

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多个方面有着相同或相通的认识,但认识获得的途径则完全不同。在政治观上,二者旨在构建一套维护封建皇权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从经学入手,利用史学和天人感应思想创建了“大一统”理论;司马迁则是从汉初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统一是大势所趋的认识。在历史观上,两人都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变易论成为董仲舒变革思想的历史根据;司马迁则通过对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之特点的分析,得出了这一规律性认识。在社会观方面,都积极主张安民、保民,目的是为了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董仲舒借用儒学的影响力,将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归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并把它塞进了神学的外壳之中;司马迁则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考察,利用抽绎的方法来表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但其思想的一些内容则已以一种隐含的形式存在于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体系中。

《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历史叙事发展的高峰

以编年体史书《左传》、《后汉纪》的历史叙事为纵向参照探讨《资治通鉴》,可以见出它在载人和记事两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其载人之法主要是借鉴了《后汉纪》"连类同书"的叙事之法,创造性地运用了缩小类比人物密度、反衬、记述重大事件与表述主要人物相结合的方法,在扩大记史容量的同时,更好地使历史发展的大势得到了连贯的纵向延伸。其记事之法则主要是借鉴了《左传》的叙事手法,运用丰盈细腻的文字,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大的时代主题。并以记言形式来丰富记事,从而使载人和记事同时成为牵动编年体史书叙事发展的两翼,进一步推动了编年体历史叙事的发展。

论《唐鉴》的编纂特点及其历史评论特色

《唐鉴》的编纂特点是把传统的编年体记史格式与纪传体史书中的“论”、“赞”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以历史事实或人物为评论对象,阐发史家政治见解的历史评论体裁,并模仿《春秋》书法,表达其对于正统问题的看法。其内容特点为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展开历史批评,运用理论思维的方式提出一系列有关政权建设的见解。

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是在史学批评史上逐步产生、不断发展和逐渐趋于稳定,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概念。它影响着史学批评的发展和学术规范,有助于明确史学批评的标准和基本原则。研究这些范畴,不仅对进一步认识其内涵与结构、从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面貌、彰显中国史学的本土特点与风格有所裨益,而且也为当代史学理论的创新、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对话提供理论上的基础。

闽越族蛇信仰的类型与意象解析

蛇信仰是包括闽都在内的整个闽文化圈的重要文化内容之一,从图腾信仰的两个标志来看,其性质显然是种族信仰。与此相联系,其文化内涵则主要包含了"创生"和"避灾、兴雨"两层意象,这些都是先民对蛇神化的自然结果。

论“史学经典”通识课内容的选择及价值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用汉字连续记载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国家,由此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史籍,史学经典是其中的精华,是培养国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一座宝库。为高校非历史学专业学生开设“史学经典”核心通识课,就是要深挖这座宝库中的精华,向学生传递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拓宽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述能力。但作为一门课程,首先应确立选择经典的标准,并思考其价值。

《新五代史》对“不没其实”原则的具体应用

欧阳修把《春秋》“不没其实”的著史原则应用于编修《新五代史》的过程当中,不仅使得是非分明,也丰富了史书的编纂形式,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

《舆地纪胜》编纂特点探析

《舆地纪胜》是与传统地志有很大不同的地理志,由于它放弃了传统地志的州境、四至八道、户口、物产、贡赋等传统类目,而增加了大量的人文内容,特别是诗文俪语而被认定为类书。其实,重视人文内容正是该书的创新之处,由此亦开辟了以诗歌、四六以及人物小传反映地理内容的新的编纂形式。同时,在史料采撰方面注重考辩的特点,亦反映了其求真和经世务实的撰述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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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宁治疗寻常痤疮２００例疗效观察宋馥香，姜萍，张德春（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皮肤科１３００４１）孙静（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药剂科１３００４１）寻常痤疮是一种多因素性疾病，其发病机理尚未完全清楚。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的报道表明：过氧化苯甲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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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的歧路——从《东坡志林》中的一则笔记谈起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两点批评: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肯定商鞅、桑弘羊之功。前一个问题乃是班固的老调陈词,范晔、沈括等早已提出批评。而后一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与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及其因反对变法而获罪的经历有关,本文试对此略作分析。

宋代史家对信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讲求信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历代正直的史家都把信史原则作为史学活动的最高准则。宋代史家辈出,他们多以信史理念从事历史编纂和历史考辨工作,从撰述一代信史的目标出发,直陈君主观史、宰相监修造成的曲笔之弊,提出了恢复起居郎、起居舍人之职,完善史官专任制度、规范《日历》编修程序等具体措施。在史才选拔方面,又提出了"良直"、"明识"等重要标准,为丰富和推动信史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两宋历史笔记的编纂特点

两宋是中国史料笔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笔记作者的撰述旨趣十分明确,他们既不同于先秦诸子的论理譬喻以存哲思,更异于南北朝、唐人因“作意好奇”而为志怪、传奇,而是为着补充、保存信史和施行教化的目的而作,体现出与传统史学大致相通的书写意愿。在采撰范围上,上自军国大事,下至街谈琐议,无所不包,体现出广泛而博恰的特点,而在体例上则善于吸收和创造,表现出灵活、不拘的特点。

叶适“史法”论探析——以《习学记言序目》为例

＂史法＂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叶适较早使用这一范畴开展史学批评。但其所言的＂史法＂,既不同于唐人刘知幾的＂史例＂,也有异于章学诚的＂史意＂,而是包括史书外在的编纂形式和内在的书法、史笔等内容,并把＂义理＂作为历史编纂的最高原则,反映了南宋时期史学求变的要求和浙东史学的突出特色。

顺昌洋口顺济庙碑铭考

洋口镇位于顺昌县东南部,是一座拥有百年建镇史的古镇,历史上也称"上洋"。在镇区吴公太尉庙残垣上有一通石碑,碑铭所指不清。研究者借助清代上洋《谢氏宗谱》和民国方志,利用田野调查所得,考订出该碑为洋口谢氏子孙修护顺济庙的记事碑,证明今吴公太尉庙原为顺济庙,并说明从顺济庙到太尉庙变迁的原因,为这座遗址增添了新的文化意蕴。

朱谦之的历史观与史学观

朱谦之的学术研究领域甚广,在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现代的历史"观,主张把握历史的现代性,并运用综合方法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其"新生机主义历史观",把文化作为历史进化的推动力。在史学史上,他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将中国史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其历史哲学,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论范文澜在民族史撰述上的贡献

范文澜第一次以唯物主义史观为指导 ,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联系日益紧密和民族融合逐渐加强的趋势 ,开创了通史中大规模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先河。为今天的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