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监测中第三方监测机构策略选择与行为演化研究

环境监测社会化能够弥补政府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不足,但频繁发生的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违规现象表明第三方环境监测市场需要监督和规范。本文借助演化博弈模型和数值仿真对地方政府主观型环境监管缺失和客观型监管不足情形下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行为演化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政府主观型环境监管缺失情形下,第三方监测机构不存在履责动机,“违规”是其占优策略。在地方政府客观型监管不足情形下,地方政府对第三方机构违规行为的惩罚存在阈值效应;当第三方机构存在单方违规行为时,在保障地方政府监管能力前提下,提升惩罚力度和复查概率,可对第三方机构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纠偏,但公众环境参与作用丧失;当第三方机构和企业均存在违规行为时,在保障地方政府对第三方机构惩罚力度的前提下,公众环境参与可以弥补地方政府监管能力的不足。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为发挥多主体监督作用,维护环境监测市场有效运作,提出可行建议。

企业污染减排过程中的政企合谋问题研究

考虑到污染物动态变化的影响,本文构建连续时间内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Stackelberg微分博弈模型,对企业污染减排过程中的政企合谋问题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合谋程度与地方政府的GDP偏好成正相关,与环境绩效的考核比重成负相关;不同的环境负责制对政企合谋的影响方向相反:任期负责制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合谋动机,而终身负责制可有效地抑制地方政府的合谋动机;中央政府提高监督力度和惩罚成本系数增加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成本,是抑制政企合谋的外在约束。为抑制政企合谋,应转变以GDP为核心的单维扭曲机制,推进建立生态环境终身负责制;积极引导社会第三方的环境参与,弥补中央政府环境监管的不足;多元化惩罚手段,将经济惩罚和政治惩罚相结合,提高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成本。

中国省级生态福利绩效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定义法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测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2007-2017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对决定其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生态福利绩效在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三个阶段,整体以19.3%的幅度上升.区域特征上则呈现出“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地域格局.经济规模促进了我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高,而政府监管、城镇化、产业结构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形式主义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公众参与无法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有效影响.

媒体关注、环境监管与工业绿色转型

从媒体关注、政府环境监管和公众参与的外部治理视角出发,选取2011—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监管、媒体关注和公众参与对我国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媒体关注、环境监管、公众参与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三者均发挥了外部治理作用。市场化水平正向调节媒体关注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而财政分权负向调节环境监管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外部治理主体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媒体关注与环境监管存在替代效应,即随着环境监管强度的加强,媒体关注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的效果有所弱化;而媒体关注与公众参与、环境监管与公众参与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即外部治理变量间会强化彼此对工业绿色转型的推动效果。

隐性经济视角下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困境归咎于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行为的缺失,无法解释当前环保高压下环境污染问题为何依然频发。本文将隐性经济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基于连续时间的地方政府与企业污染治理微分博弈模型,研究我国环境治理困境。考虑非产能预估和产能预估两种情形下的博弈主体的效用差异,得到了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各自的反馈均衡策略,研究发现:忽略隐性经济的存在,会高估政府环境规制实际作用效果;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和对污染企业超标排污行为的处罚,虽然能够减少官方经济活动造成的污染,但是却会加大隐性经济生产规模,导致企业污染行为向隐性生产部门转移,造成表面治污的现象;社会第三方举报概率和地方政府对企业隐性经济活动的惩罚力度处于高水平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隐性经济的影响会减弱;产能预估状态下,我国实际污染状况得到有效抑制。同时,本文借助数值仿真发现,虽然产能预估可以改善环境状况,但是必须保障产能预估准确基础上,才有可能被政府部门采用。为突破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困境,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时,应构建畅通的公众诉求渠道,借助社会力量对企业隐性经济生产行为形成有效的监督;政府进行环境管制过程中,经济惩罚为辅,凸显刑事处罚,避免企业为弥补政府经济惩罚造成的利益损失,而进行隐性经济生产;建立健全产能预估制度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生产企业上报实际产能,扭转地方政府信息劣势,保障产能预估的准确性。

环境规制、互联网普及率与企业污染排放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受多方因素影响,互联网的普及丰富了社会主体环境参与的途径,对环境规制的实施与效果表现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把互联网技术的社会进步纳入分析框架,运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以互联网普及率作为门槛变量,探究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互联网普及率的约束下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影响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跨过门槛值,政府宜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同时转变环境监管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平台实现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合力监督。

城镇居民用电直接回弹效应分析——考虑局部和全局空间溢出效应

为探究直接回弹效应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空间计量方法,改进直接回弹效应测算模型,并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电力消费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用电直接回弹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略空间溢出效应会混淆本地区和相邻地区能效提高对本地区城镇居民电力消费的影响;局部空间溢出效应与全局空间溢出效应迥异,为充分发挥能效政策潜力,政府应关注能效政策的作用范围;城镇居民用电直接回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小,在区域层面具有稳健性.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管制行为研究

中央环保督察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备受肯定,但是这种改善效果的持续性却受到质疑。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动态复制系统,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下空气质量改善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空气质量的改善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无差别的关停污染企业;中央政府一味地加大对地方政府环保失职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刀切式的“懒政”、“怠政”行为;辖区的初始污染水平、管制成本均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地方政府一刀切行为是多因素驱动的结果,中央政府应协调各方力量,理性决策,推动中央环保督察的良性运行。

公众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互联网的调节作用

政企合谋作为弱化环境规制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中国环境质量改善。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重要主体之一,其环境参与行为能否约束政企合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成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考虑当前环境治理过程中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在互联网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政企合谋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合谋行为会加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公众环境参与难以依靠自身力量约束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互联网的调节作用下,公众环境参与不仅能够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而且能够对政企合谋行为形成监督,弱化政企合谋行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互联网作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撑,有助于发挥公众环境参与有效性,实现有效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