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渝、涪二州贬官流人考

唐近三百年间贬、流渝、涪二州可考者25人,其中渝州10人,涪州15人。以时段多寡论,玄宗朝5人,高宗朝4人,中宗、肃宗朝各3人,武周、僖宗朝各2人,代、德、宪、穆、文、昭诸朝各1人;以谪罚性质论,贬23人(未之任者1人),流2人;以贬后任职论,刺史12人,长史、别驾2人,令、尉5人,司马、司户、参军4人;以诗文创作论,刘宪、韦述、陆坚诸人均有作品流传。

中古胡姓家族之族源叙事与民族认同

族源是民族认同的一项重要指标,它借助家族叙事得以集中展示。中古胡姓家族的族源叙事文本,有不同于汉人的模式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居边封边、避地没蕃、因官出使三大类型,呈现出回环、分支与层递等不同的结构形态。通过剖析这些结构性族源叙事的内涵及渊源,可以发现隐藏其中的民族社会心理和认同关系,对于重塑中古胡汉共同体社会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理解从汉代以来入华异族的汉化过程亦是一个有益的维度。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以五帝为中心的族源叙事,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黄帝认同,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古时期胡姓家族之黄帝认同"倒逼"形成的。总体来看,北朝至唐中叶,是中古民族关系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黄帝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论“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

孟子为扭转“断章取义”之风而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之法 ,其本义当指“以己意逆诗人之志”。这一原则以“知人论世”为前提 ,肯定了作者的主体地位 ,肯定了把握“作者之志”、“得其用心”的可能 ,肯定了作者及其“志”的客观性、社会性因素 ,有其特定价值与合理性 ;但另一方面 ,这一说诗原则将对作者之“志”的理解当作阅读的惟一目的 ,忽视了接受主体及其阐释能力 ,忽视了文学文本丰富多元的意义内涵和审美价值 ,从而形成单一化、平面化、狭隘化等弊端 ,给中国阐释学带来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柳宗元诗歌接受主流及其嬗变——从另一角度看苏轼“第一读者”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柳宗元诗的“第一读者” ,苏轼的意义与其说是对柳诗风格之审美阐释和历史地位的评判 ,不如说是关于陶柳同流、韦柳并提这一接受方向的开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历宋元明清数百年的柳诗接受主流 ,一方面突破了苏轼设定的框架 ,而呈纵深掘进的态势 :以清淡许柳诗 ,突出其峭的个性风格 ;以本色论柳诗 ,突出其精工的语言特色 ;以创作论为核心 ,着力探寻柳诗风格的成因 ,从而使得柳诗通过代复一代的接受 ,不断丰富和完形。另一方面 ,苏轼开启的解读方向及其对柳诗“清淡”风格的总体定位 ,在被发展、补充的同时仍然得到了顽强的传承 ,从而形成并强化着柳诗接受史的主流。这种从后世阅读活动尤其是接受主流来反观“第一读者”、判断其突出贡献的做法 ,应是理解“第一读者”之地位和作用的另一途径。

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尊体:严羽“本色”理论及其四大要素

严羽针对宋代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态势,用"本色"一词言说诗体特质,标明诗体界限,根本目的在于推尊诗体。而究其"本色"内涵,实与四大要素相关:"吟咏情性"乃其主旨追求,"妙悟"为其修习方式,"兴趣"是其表达特点,"入神"则为终极归趋。此四者既相互分立又紧相关合,其中"情性"最为基础,"兴趣""妙悟"乃由此升进之两大要项,"入神"则是以李杜诗歌为主要标准的诗之"至境"。此一"本色"理论,为宋诗破体实践所生流弊提供了疗救良方,使诗之为诗的本质特点得到凸显,由此达到正本清源、返古开新的目的。同时,它也一定程度地阻滞了一味破体导致的诗越来越非诗化的进程,并在文学史发展之肯定——否定——再否定的逻辑链条中,形成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唐人的“后院”——从唐诗中的“药”看唐人生活与创作

“药”在唐诗中大量出现 ,与唐人生活和创作密切相关。对生命的极度关注 ,导致唐人发现了药的诸多现实功能 ;而对药的热衷 ,则使唐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均超越前人。唐人把诗笔深入到从采药、洗药、炼药到卖药、服药、行药的各个细节 ,更将药园视作娱养情志的所在和优雅诗思的源泉 ,从而出入于理想和现实之间 ,自如地挥洒多彩的性格和情趣。于是 ,唐诗中涌现出大量与药相关的词汇、形象和主题 ,并由此影响到唐诗的风貌。可以说 ,药园与药既是唐人的生活后院 。

论“元和体”之形成与接受学的关联

“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唐元和年间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本文在详细解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的基础上,对“元和体”称谓的产生,创作与传播、接受的时间,形成的过程,传播的范围、方式和接受者的层次、态度,元、白的两面心态及其趋于自觉的接受意识等,予以考订、辨析。认为:“元和体”与接受学具有紧密关联,其接受过程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在接受者与原作者间形成有力的双向互动,又因拙劣的仿效而导致大量庸滥作品的产生。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没有接受者,元和体诗就难以形成完备的规模和传播的高潮,也就没有从唐代开始一直传到今天的“元和体”的称谓。

唐五代贬官规律与特点综论

考察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贬官情形,可以认为:朝代更迭、权奸擅政、朋党之争、宦者作崇、武人为祸,乃是导致流贬者大量产生的重要社会政治原因和颇具普遍性的规律;而宽严交替、株连面广、贬杀结合、久不量移、文士多逐臣,则是此一时期贬谪所呈示的若干重要特点。

血泪哀歌 生死恋情——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非所有哀悼亡者的诗都可谓为“悼亡”。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了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地以“悼亡”为题。然而,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将“悼亡”作为夫悼妻诗的专称是不合适的。

王维、孟浩然“隐”“逸”之辨

“隐”“逸”虽常连用,但内涵不同。“隐”有蔽匿、深邃、精妙、曲折委婉的内涵; “逸”含闲暇、旷放、疏朗、任性率真的意味。王维慕隐,孟浩然好逸,这表现在:个性上,王维隐忍平和,孟浩然逸情率性;行为上,王维隐迹幽栖,孟浩然逸兴放浪;创作上,王诗隐秀,孟诗清逸。

悲秋意识初探

悲秋意识是构成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面。与偏重于社会政治领域的忧患意识不尽相同,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人的生命本身紧相关联。悲秋意识的核心是生命现象与自然运行的双向同构感应在人心中引起的深刻颖悟,具体表现为人对自身生命的忧恐、悲叹、把握和思考。质言之,悲秋意识即包含了深刻的时间观念的生命意识,在它的背后,深隐着中国古代文人亲和自然、肯定自我、重视生命的价值定向。

日本汉诗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兼谈“汉诗日本化”的形成过程

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风格加以受容,是日本文学民族性在具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日本汉诗中的初步体现。而受容方式的发展本身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演进历程,即如何从对被受容者的简单模仿逐渐上升到对其神韵的领悟与摄取。随着受容方式的演变,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在汉诗这一外来形式下逐渐得到更自如、更完满的体现,最终达到"日本的汉诗"之境界。

开天、元和两大诗人群交往诗创作及其变化的定量分析

开天诗人群与元和诗人群是唐诗史上最为活跃的两大群体,其交往诗创作亦各具特点。借助有关数据统计分析可知元和诗人之创作激情、与他人交往的频率均大大提高,其内部交往和相互赠诗也呈现出远超前人的密切化、频繁化的趋势;两大诗人群在内部联系上,一松散一紧密,一天马行空自由创造,一具协作意识和群体精神,遂表现出共同创作理念或淡漠或浓郁的不同特色。而从总体情形看,人际关系的强化和交往诗数量的提升,确实有助于某一时期诗歌流派的形成,有助于共同风格的营造。同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也有助于其作品传播范围的扩大。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元和贬谪文学艺术特征初探

本文认为;大量使用时空数量词,将个体生命置于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之中,以突出其沉沦色彩;一再借用伤禽,笼鹰意象,以表现个体生命受创和被拘囚的程度;频繁采用登高望远的形式,以抒发怀乡思归那失望与追求紧相揉合的苍凉情感,乃是元和贬谪文学基于深沉浓郁之悲伤意绪的主要艺术特征,并由此构成了它基本的群体风格。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

论柳宗元的生命悲感和性格变异

柳宗元永贞元年的永州之贬和十年后的柳州之迁，标志着他人生的巨大转折和灵魂的永久磨难。在艰苦、漫长的谪居生涯中，他体会最深切的，莫过于自我生命被抛弃、被拘囚乃至渐趋荒废的感受。这三大生命悲感，直接导致柳宗元性格由初始的外向型激切发露向内敛型的忧郁冷漠发生变异，使他在旷日持久的社会压抑和自我压抑中遭受到严重的“时间的损伤”，从而既表现出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而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又滋生出一种受屈辱、苦难境遇激发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著意识，并由此直接影响着其诗文以冷峭著称、几已凝固化了的偏执风格的形成。

《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考察《诗经》中11首疑似弃妇诗,可将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氓》《邶风.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这五首作品都或详或简地反映了夫妻关系,都有妇人被弃的描写,应属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二是《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小雅.谷风》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甚至所写本非弃妇事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三是《邶风.柏舟》,因主"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之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且从史实和文本上较难寻觅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确证,故权且将之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以与杨诲之“说车”诸书为中心

本文以柳宗元“说车”诸书为中心 ,围绕其对自我性格“圆其外而方其中”的主观设计 ,探讨柳氏被贬后的心性变化 ,认为 :宗元标举的“圆” ,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划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 ,它一方面饱含着由一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了的生存智慧 ,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种主客观相矛盾的形态。而从根本上说 ,柳宗元实在还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种看似愚拙实则可贵的品质 ,而距其圆外方中的理想性格设计始终一间有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