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挑战”:乌克兰危机升级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加速转向

伴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国家间数字经贸往来大幅增多,不同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跨国平台监管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差异成为制约发展的巨大障碍。这促使各国加强多边和区域层面对数字议题的讨论,深化国家间政策法规协调,使得以发展为导向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加速形成和发展。然而,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出现了大量用于对抗的数字化元素,如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社交媒体舆情引导与管控、两用数字技术使用、私营跨国数字企业卷入国家冲突等。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数字全球化发展与合作,更多地将注意力从发展转向安全,对全球数字治理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国家不仅加强了国内数字监管治理和国际网络安全合作,而且积极与盟友合作争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主导权,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底色更保守、取向更强调安全、主导权竞争更激烈、多边解决方案更难达成。面对形势变化,中国应通过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完善中国数字治理方案、建立多层次数字朋友圈和充分融入多边机制数字治理谈判等方式深化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影响。

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的构成与发展特征

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需要供给与需求双侧发力,在不断强化数字经济供给能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挖掘数字经济需求潜力,释放数字化消费、投资、贸易对数字经济的牵引带动作用。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是政府、企业、个人对数字经济产品和服务等最终产品的支出,体现为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投资以及数字贸易,构成拉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数字化消费、数字化投资以及数字贸易在结构、主体、行为、市场等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特征。充分挖掘数字经济需求潜力,成为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东道国政府行为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影响的异质性——基于企业规模视角的研究

以往学者关于东道国政府对FDI决策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关注不同规模企业所受影响的差异性。文章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运用Logit模型分析2010年17个东道国的政府行为(包括政府政策和管理行为)对我国300家大型和中小型规模企业的投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除税收政策外,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FDI限制政策、东道国法律政策的效率及透明度、当地政府廉洁程度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我国中小企业较大企业的OFDI对东道国政府管理、政策更为敏感、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府行为的影响。因此,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更加关注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并在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对我国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是指通过网络跨境传输交付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是数字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服务贸易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分工、分配关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围绕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数字服务监管等的博弈日益激烈。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框架和相关数据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后发现,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猛,正成为服务贸易增长关键动力,推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从细分子类看,与信息通信技术(ICT)高度相关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增长最快,金融、保险、工程研发等传统服务贸易增长较慢;从主要经济体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数字服务贸易在规模、占比和竞争力水平上均存在较大差距,并呈现出一定扩大趋势。我国应把握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创新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全球数字服务分工,完善数字服务治理体系,与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一同推动包容性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设。

WTO电子商务谈判与数字贸易规则博弈

2019年1月,76个WTO成员签署《电子商务联合声明》,确认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旨在制订电子商务/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则。本文在对谈判成员、提案内容和规则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数字贸易规则博弈焦点和国家间立场分歧。研究发现:从成员构成看,发达经济体是谈判的主导者,发展中经济体参与谈判和提交提案的比例偏低;从议题设计看,谈判内容远超以往电子商务谈判,更多聚焦于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披露等数字贸易规则议题;从博弈焦点看,谈判核心包括数据要素、市场空间、监管治理、技术发展与收益分配5个方面,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诉求差异巨大。在此形势下,中国既要加快完善国内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的环境,又要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订,提出中国规则主张。

数字贸易统计测度分析

当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贸易蓬勃兴起,带动全球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优化整合,引起各国广泛关注。数字贸易统计测度是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的基础,对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聚焦于数字贸易统计测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首先综述梳理了数字贸易概念内涵,分析了OECD、WTO和IMF《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一版)》提出的旨在统计测度的数字贸易定义、概念框架和数据报告模板;然后对概念框架中最主要的数字订购贸易和数字交付贸易的统计测度方法、面临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了我国相关统计测度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数字贸易统计测度的设想和建议。

互联网与出口的嬗变

总结和归纳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影响的路径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贸易总额、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品质四个维度分析互联网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贸易对稳外贸与促复工的影响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认定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多个国家宣布对中国采取出入境管制、暂停往返航班和进出口商品限制等措施,中国外贸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巨大压力。与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不同,如今中国数字贸易已经进一步发展成熟,在稳外贸和促复工中正发挥重要作用。我国应进一步推动贸易开展方式的数字化转型,鼓励支持数字产品和服务出口,并加快完善数字服务贸易治理体系。

互联网与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贸易"正成为推动贸易增长、实现优进优出的重要手段。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分析互联网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并利用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考察了互联网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进一步的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促进中小型企业、私营和外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较大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Effect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on Firm Export——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ith deep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become a major avenue for firm export. Based on a multicountry, multi-product heterogeneous firms trade theory model,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irm export effect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inferences from the model using data from Alibaba China Station,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 and China customs data from 2000 to 2009. Our estimation result shows that overall, e-commerce platform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firm export probability and volume;e-commerce platforms enable firms to export products of different types to more countries by reducing the cost of information and export markets threshold while raising trade efficiency. Further analysis of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reveals that SMEs, firms in China's eastern region, and general exporters benefit more from e-commerce platforms than other types of firms do.

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影响并从供应链话语权视角挖掘了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平抑了上游供应商产出波动,但同时也加剧了下游客户产出波动,凸显了对上下游企业产出波动的非对称影响;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中心企业的供应链话语权,是造成上述非对称影响的重要机制;供应商/客户与中心企业的数字鸿沟缩小、国家加强反垄断监管、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升均有助于弱化上述非对称影响,而中心企业市场势力会强化对上游供应商的影响。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出波动存在的非对称影响更明显。本文研究为全面、深刻地理解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我国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数字贸易深刻影响国际分工分配格局,对各国构筑数字时代国际竞合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讨论我国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现实原因基础上,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国内政策法规和国际规则谈判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剖析了与之相关的技术、产业、市场、治理、规则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挑战。研究认为,应加快制定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聚焦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国内国际数字市场建设贯通、面向开放环境的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四个方面,形成系统性的工作举措。

互联网对企业进口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近年来,互联网迅速发展普及,正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当前互联网贸易效应进行全面的检验与评价,是摆在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个重大研究命题。通过系统分析互联网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及其中作用机制和渠道,并利用2004~2009年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互联网对中国企业进口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1)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可能和进口额的提升;(2)互联网对进口额的促进效应主要源于国家层面集约边际和产品层面集约边际的提升;(3)互联网只促进了相对发达地区企业的进口,对欠发达地区企业进口反而产生了抑制效应。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进口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匹配的估计方法 (PSM-DID),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互联网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使用互联网之初最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对中小型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中、高开放地区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开放地区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电子商务平台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基于“阿里巴巴”大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多目的国、多产品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引入电子商务平台这一因素,分析了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实证上,利用2000—2009年"阿里巴巴"中国站付费会员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采用倍差匹配法,对模型结论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电子商务平台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从结构上看,出口规模的扩大主要源于国家和产品广延边际的提升,电子商务平台使得企业更多地向发达国家、远距离国家出口,在微观企业层面回应了"距离之谜";机制检验表明,电子商务平台主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交易匹配效率和降低出口门槛三条路径促进出口;异质性检验表明,电子商务平台对中小企业、东部企业和一般贸易出口企业影响更显著。本文首次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考察了电子商务平台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对于政府近年来倡导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贸易发展趋势、特征和国际比较——基于FATS视角的分析

准确而全面地衡量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对各国制定数字贸易政策和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谈判意义重大,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对BOP服务贸易数据的分析。结合2011-2018年WTO的FATS服务贸易数据和UNCTAD的BOP服务贸易数据,对全球和主要国家FATS数字服务出口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全球FATS数字服务出口远高于BOP数字服务出口,前者约占总数字服务出口的三分之二;全球FATS数字服务出口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可能是因为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应用导致更多服务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跨境交付;与之相反,全球FATS非数字服务出口在对应门类服务出口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各国FATS数字服务出口发展非常不均衡,高度集中于美国等少数国家;FATS数字服务出口越多的国家,其FATS数字服务出口在对应门类服务出口中的占比也越高。

数字服务出口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7年1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服务出口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并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检验了国家层面数字服务出口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全球数字服务出口极为不平衡,更甚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市场。实证检验中,全样本估计显示,服务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扩张、信息化水平提升均对数字服务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收入水平分组估计显示,数字服务出口可能存在"中等水平陷阱",服务业和信息化的发展仅对中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数字服务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OECD和非OECD国家分组估计显示,两类国家间数字服务出口影响因素差异可能是导致数字贸易规则主张差异的重要原因;分贸易类型估计显示,服务业规模、网民人均国际出口带宽对各类服务出口的影响最为稳健。

欧盟数字税推进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拟对特定大型互联网企业征收3%的数字税,吹响了对数字服务征税的号角。虽然欧盟成员国内部仍存在一定分歧,但是相关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个别成员国已经率先开始征收数字税。欧盟数字税旨在解决数字经济时代的财政扭曲、税务公平、经济治理等问题,反映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税制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中国是数字经济大国和数据要素大国,征收数字税对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应强化数字税基础研究,推动在发展较为成熟领域先行先试,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税征管体系。

出口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企业层面合并了1998-2007年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倾向值得分匹配之后的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了企业出口对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促进了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尤其对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外观设计专利的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出口主要促进了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对中低和低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我们还合并了2000-2007年的海关数据库,发现出口对一般贸易企业的自主创新有促进作用,但对加工贸易企业的自主创新却产生抑制作用。最后,出口对内资企业的出口创新效应更为显著,而对外资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

在数字经济大发展背景下,互联网与国际贸易融合日渐紧密,企业外贸活动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利用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应用对企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应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互联网应用的影响是其正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一般贸易出口企业主要表现为正向影响,对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是负向影响。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应用仅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私营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