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在广东南路建立统一战线工作论述

抗战初期,广东南路地区多方势力交织,社会环境复杂。中共在恢复重建党组织的同时着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得到以张炎为代表的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统战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推进了南路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40年,国民党反共高潮蔓延南路,中共统战工作受到严重挑战。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统战工作再现转机,中共与李济深、张炎等发动的抗日民主运动站在同一阵线,共同争取南路抗日民主斗争的光明前途。

从细节看抗战:华南正面战场若干具体史实之探讨

华南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都是发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作战的基本形态是防御,但也有对日军的轮袭和出击。国民党军队上报的战绩存在一定的水分,须仔细鉴别。国民党军的装备、后勤保障、官兵体质、兵员增补、各部之间的协调配合等方面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在对日作战中,官兵的意志是否顽强与民众是否支持均极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华南抗战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华南抗战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199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之后,开始比较客观、全面地对待华南抗战历史,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正确评价抗战时期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华南抗日纵队及其主要领导人物,二是客观反映和评价广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在史料整理与专题研究上,都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2000—2023年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史料的运用、领域的拓展、分析的深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更为丰富、扎实的成果。展望未来,华南抗战的研究,在史料上,要进一步收集、编辑各级各类档案史料,更多地运用日、英、法等外文史料;在方法上,要更多地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上,要在之前较为广泛的资料收集和较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写出一部有较高水准的华南抗战史。

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问题再探讨

1939年,在战时国共关系上,准确地说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逆转。从这一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打压意识大大增强,一下子把防共提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高度,蒋介石督率国民党高层、中层,甚至低层,想了很多办法,提了种种方案来应对此事;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牵动了国共高层;国民党以“特种会报”等手段专门对付中共,使国共关系实质上呈现出一种暗潮汹涌、剑拔弩张的态势。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的请愿示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地学生纷纷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由对外抵抗的诉求延伸到开放民众运动等对内的诉求,由对内的诉求发展到将矛头明确指向政府。形式也由温和的请愿变为激烈的示威。国民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外宽内紧,慰勉劝阻的对策,后随着学运的不断升级,而改为武力驱散。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上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政策。

对《观察》周刊的再观察——兼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仅四年,拥有强大军事与经济实力、具有20余年统治经验,并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国民党政权,却被无论从军事、经济或是外交上看都明显处于劣势的中共逐出大陆。这一事实颇耐人寻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对反映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思想与情绪的全国性刊物——《观察》的再观察人手,通过对其命运及其前后态度变化的分析,仅从这样一个侧面对中间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与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观察》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

1941年初至1943年秋,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最为风险浪急的一个时期,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严重的军事冲突,国民党上层间围绕皖南事变善后、对中共宣传方略、对中共应以武力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等问题,经过了若干反反复复的争议,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及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的斡旋,最终采取了较为折衷偏缓的处理办法,国共关系继续维持在合作抗日的大格局之下。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述评(1927-1949)

近年来,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新史料的发掘也给中德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对海峡两岸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及关于若干重点问题的探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就今后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

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及其与国民政府的互动

抗战胜利之后,对日处置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已独占日本的美国在对日政策上却由惩处逐渐转为扶植,这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一场反美扶日运动遂在中国大地爆发,民众以各种方式对美国的扶日行为予以揭露和抨击,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方这一政策的坚决反对及对国民政府软弱无能外交的强烈不满。由于扶日政策同样损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因此其对待运动的态度与以往也略有不同。

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且在日台缔结和约后，使之全部开释。总之，战后国民政府的战犯处置工作，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一场严正斗争

抗战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对德日等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处置和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美、英、苏等几个大国多次就这类问题进行磋商,谋求相互间的利益协调。中国虽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常常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几大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有关中国台湾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一些提议和做法无视和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其中美国某些人在1942年前后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的论调就颇具代表性。这种论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退台初期国民党高层人事纠纷几桩个案的再解读——侧重陈诚的角度

国民党退台初期，由于内部动荡的加剧与美国的操纵牵制，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高层人事屡起波澜。在本已所剩无几的蒋家班底中，又有几人先后因故出局，陈诚遂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本文试图从这期间的几桩高层人事纠纷入手，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诚在台湾的施政勾勒一个复杂微妙的政治生态背景。

抗战史事的“自述”与“他述”——以战时粤系军人相关的几则史事为例

关于抗日战争的口述史访谈和史事研究,近来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其中也存在某些不够切实与准确之处。以抗战时期的广东为例,海内外出版的余汉谋、李汉魂、薛岳等人的口述史访谈和回忆录,对一些问题说法不一,有的说法明显不足采信。本文就抗战初期广东军队出省作战的规模、余汉谋的个人操守、战时广东的粮荒、薛岳任职九战区的缘由、长沙大火的责任等问题,作了若干梳理与订正。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在民国时期的涉外事件中 ,中东路事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 ,因为一般的涉外事件往往由外国势力引起 ,中方处于被动 ,而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是事件的主要决策者 ,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张学良、蒋介石此时将苏联视为头号敌国 ,主动出击 ,而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日渐扩大的威胁 ,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 ,造成了对外战略中的一连串失误和损失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

笔者日前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朱家骅档案时，发现了若干封朱家骅与在四川江津聊度晚年的陈独秀的往来信函，全是为在经济上接济陈独秀的事，朱的去信多，陈的回信只有1封，并牵涉到国民党的一位重要人物——陈布雷。笔者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后，发现其内容与海内外陈独秀研究界的有关说法不尽一致，几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在此问题上都还不够准确。

二战时中法在华南的军事合作构想

近代以来,法国在华南地区经营颇久,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的战略利益。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这一地区局势日渐紧张。日军对华南的威胁,实际上也威胁到法国在该地区的存在,故在日军南进之前,法军方曾有过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军的提议,中法就军事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谈,法国且在1938年7月以防日名义擅自侵占西沙群岛。但由于法国要全力应对德意在欧洲的威胁,无力兼顾远东,协议草案的内容又片面于法方有利,中法军事合作谈判陷于停顿。这期间法国既同情中国抗战,愿意有所协助,又极为担心日方的报复,因此对中国假道越南运输物资等问题做出种种限制,并最终完全停止,致使战时国民政府的对法外交未能有大的作为。

一二·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改变此前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解决方针。一方面,以一定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抗日,但将之限定在一定的、局部的范围;与此同时,又积极通过国联及英美等大国的斡旋,争取双方停战和日本撤兵。在交涉中,最初力图将上海事件与东北问题一并解决,但由于日本坚决反对,中方只得接受"沪事单独解决"的方案。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继续对苏强硬,一再放弃和平解决事件的机会,并几度阻挠东北地方当局和平解决的尝试,中苏交涉陷于停顿。苏联遂在边境发起一系列军事进攻,使东北方面损失惨重。在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国内变乱频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应对乏力,只得放松了对东北方面自谋局部交涉的限制,事件乃以中方接受苏联最初提出的条件而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