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务员一元思维方式及其影响机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底线心态发轫于经管领域,是描述员工关注某项重要事项而忽视其他竞争性事项的一元思维。在公共管理领域讨论底线心态,是为了解释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左支右绌”的行为困境。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具备灵活性特征,据此提出可能的测量方式,并从底线心态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来揭示其过程。关于形成机制,可分制度、组织、个体三个层面讨论。其中,目标设定、感知问责、上级底线心态、关注自我利益、社会善念以及情绪耗竭等因素对基层公务员的底线心态产生影响;关于影响效应,根据管理效益和社会伦理两个维度,将基层公务员的组织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由此深入阐述不同要素的底线心态对基层公务员不同类型的组织行为的影响。基层公务员底线心态研究能够促进相关理论发展,值得公共管理学者和实践者重视。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公共服务动机的副作用:文献评述与机制探究

公共服务动机是公共管理领域长久不衰的重要议题,也是公共部门组织行为研究的持续焦点。公共服务动机常与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相关联,但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会正向影响消极满意度、职业倦怠、缺勤等一系列消极的工作态度、心理健康和工作行为。论文利用PRISMA方法对现有讨论公共服务动机负面影响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并借鉴个体-环境(不)匹配理论和工作需求-资源模型,揭示公共服务动机在作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时产生负面结果的机制差异,具体为:“物极必反”效应——个体-环境匹配在公共服务动机与工作投入的关系间发生催化作用;“负正得负”效应——公共服务动机增强个体-环境不匹配与资源损耗间的关系。未来研究可关注上述负面结果的可复制性,挖掘组织层面的负面影响,以及开发缓解公共服务动机负面结果的工具,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重视公共服务动机的副作用。

行为应急管理视角下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为策略——以西方国家为例

近年来,行为科学在公共卫生领域应用广泛,其中以“助推”和“助力”为代表的行为干预措施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已有文献关注这一点,但尚缺乏系统的对比总结,也没有整合的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并运用“行为应急管理”的新视角,全面梳理了西方国家疫情防控中涉及行为科学的实证研究,并以助推/助力手段×功能类型为框架,展示行为工具的组合分类,对行为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探讨行为工具的适用条件,最后提出了应对未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为应急管理策略。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基于元分析的助推效果研究:“认知路径”与“透明性”的二维视角

基于“认知路径”与“透明性”的二维视角,对行为公共政策专业期刊Behavioural Public Policy(2017~2022)与Behavioral Science&Policy(2015~2022)中40篇助推研究的108个实证结果进行元分析,系统评估助推措施有效性,比较不同认知路径和透明程度助推措施的相对优势,探索助推效果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认知路径、透明性与异质性因素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助推干预效果综合效应量较小,不同研究效应量呈现明显差异;(2)不同认知路径与透明性的助推有效性存在差异,助推的认知路径与透明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3)助推效果受研究设计和行为领域的影响,助推发挥作用的认知路径、助推设计的透明性与异质性影响因素间呈现出复杂的互动作用。

社会许可的理论机制与实践逻辑——一个关于环境邻避项目的混合研究

社会许可是受项目影响地区的利益相关者对于该项目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如何在邻避项目中获得社会认可已成为困扰公共治理的重要难题。引发冲突的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基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社会许可概念,将获得邻避项目的社会许可作为研究目标,从社会公平视角出发考察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获得社会许可中的关键作用。基于B县垃圾焚烧项目案例和心理学实验(N=820)分析发现,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重要维度,社会公平对于社会许可具有核心影响。具体而言,决策过程的程序公平和执行过程的分配公平均可助推社会许可,而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起到双重调节作用。研究还显示,公众获得感的增强是获得社会许可的长效机制。因此,社会公平需要和与之匹配的个体主观认知相辅相成,才能最终化解邻避冲突,实现社会许可。本研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数据支持。

目标框架对居民社区安全合作生产意愿的影响: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

居民是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如何促进居民参与合作生产是学界与实务界长期讨论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社区安全研究情境,引入风险感知,细分宣传视角,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238+439)探讨目标框架影响居民合作生产意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收益形式还是损失形式的目标框架,都能有效提升居民合作生产意愿;当信息涉及个体和社会的双维度视角时,相较于损失框架,收益框架对居民合作生产意愿的作用更有效,但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当信息聚焦个体或社会的单维度视角时,相较于收益框架,损失框架对居民合作生产意愿的作用更有效,且此时风险感知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该研究为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深化合作生产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本研究通过实验室情景设计的方法,考察了跨情境下群体相对剥夺如何通过群体认同作用于集群行为,及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同一触发情境下,群体认同调节群体相对剥夺-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一般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在高群体相对剥夺水平下有更强烈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这源自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不同水平下群体效能与集群行为意向之间的二次调节。对于特定群体认同凸显的个体,无论群体相对剥夺水平的高低,都有较高的集群行为参与(意向)。这当中,群体愤怒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2)不同触发情境下,群体认同对群体相对剥夺与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出现差异。该调节作用仅出现在利益无关情境中。此外,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有区别:在利益无关情境中,群体愤怒的影响显著大于群体效能;在利益相关情境中,群体效能与群体愤怒的影响无显著差异。本研究扩展了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为政府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供思路。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可看作群体性事件的里程碑:原本普通的民事或治安纠纷,行政执法人员一介入处理,冲突矛头立刻转向行政当局,众多与诱发事件无关的旁观者卷入冲突;提出宽泛而模糊的政治诉求。这些新特征表明,群众普遍积蓄着不满情绪。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只能用相对剥夺来解释。相对剥夺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满意是其反面,即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有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剥夺-满意则整合了上述两个概念。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模拟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矛头转向,考察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招募大学在校男生60名。研究发现: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群体相对剥夺-满意部分中介了个体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

相对剥夺指相对于参照群体,现实中人们缺乏某种渴望拥有的东西的状态。当个体将自己所属群体的现状或结果与某一外群体相比,感觉本群体处于一种弱势或不利的地位时即产生群体相对剥夺。本研究通过对都江堰市、绵竹市、什邡市三地309个灾民为期一周的问卷调查,分析探索灾民群体相对剥夺的心理及行为机制。研究发现,个体与群体相对剥夺显著正相关,双重剥夺下的灾民更倾向参与集群行为。对于城镇灾民,正当性和可行性作用于灾民对群体相对剥夺的感知,通过情感的中介影响集群行为;对于农村灾民,正当性、可行性、责任性和群体支持皆是群体相对剥夺认知成分的前因变量,群体认同对情感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

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公共管理学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民互动情境下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一方面是政府公共服务与决策行为过程及其输出;另一方面是公民认知与情绪体验过程及其反馈。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包括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现场实验。研究趋势表现在研究主题的与时俱进,方法与技术的兼收并蓄以及"学"以致用、构建和谐政民关系。

行为社会政策:“助推”公共福利的实践与探索

行为社会政策是基于人的行为特点而设计,使用"助推"作为政策工具来执行的社会政策。它是行为科学在社会政策范畴的应用,其原理在于洞察人们做选择时的行为偏好,以隐性且非明显经济刺激的方式谋求公众利益。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基于自愿性和信息性的统一,可将行为社会政策中的助推策略分为增加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三大策略被用于再住院率、儿童健康、社区养老、入学资助、就业问题、器官移植和精准扶贫等民生领域,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提高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和技术,助推并非万能,需要政策制定者对症下药、精确识别、权衡使用,规避"行为官僚",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

群体性事件指部分群众与当地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社会心理学对集群行为动员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群体相对剥夺、群体认同、群体(愤怒)情绪和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组织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速生规范、谣言和去个体化。其中,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既属于动员机制,同时又在组织机制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之间有待于进一步整合,以期对现阶段我国社会频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因素进行解释和探讨。

政治信任的制度—文化归因及政府合作效应

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问题日益突出,是需要正视与解决的重大公共管理问题。本研究通过767个城乡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政治信任。中央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社会信任、政治犬儒主义、权威主义价值观与媒体信任;本地政治信任决定于公共政策评价、政治效能、腐败感知与权威主义价值观。政治信任能促进个体的合作行为,抑制对抗行为。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一提两抑”

公共管理的本质是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指当地民众对于公共决策的持续接受和支持程度,是公共决策合法性的基石。本研究借助“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视角,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354+354),一个现场调查(N=520),全面考察公共决策透明(过程透明和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明确这一关系的作用边界。结果发现:1)决策过程透明与内容透明正向影响社会许可;2)政府信任调节决策内容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3)结果依赖调节两类透明与社会许可的关系。基于这些结果,作者总结出正性的“决策透明效应”以及“谨慎的不介意”和“有选择的忽视”之双缓冲作用,即“一提两抑”,以更好地理解公共决策的社会许可机制。

社会公平感、机构信任度与公共合作意向

社会公平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即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个体的机构信任,并影响其公共合作参与。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将机构信任度分为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采用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引入最后通牒博弈和免责博弈范式,通过2个实验系统探讨"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正作用于个体的公共合作态度与意向,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公共合作的双路径模型:外部路径由分配公平产生工具信任和动机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内部路径由程序公平产生动机信任和工具信任,进而触发公共合作;二者结合构成个体参与公共合作的双动力系统。双路径模型的适用性在组织情境和社会情境下均得到了支持。

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

群体性事件是当下我国典型的集群行为。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情境设计的方法,考察了民众面临的群际威胁通过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的中介作用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双路径模型,及群体认同对该双路径模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均是群际威胁(现实威胁和认同威胁)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变量。且现实威胁通过群体效能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认同威胁通过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群体效能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中介作用。2)群体认同是群际威胁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变量,群体认同的调节效应通过群体效能和群体愤怒的中介作用实现。本研究扩展了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为政府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供思路。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政府信任修复的双过程机制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已成为当下全球治理的紧迫问题,对各国各地政府形成巨大挑战。危机发生后,如何针对政府实现有效的信任修复,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是信任研究领域和应急管理实践的核心议题之一。以新兴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为理论视角,可准确界定政府信任及信任修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认知评价与情绪中介的政府信任修复双过程模型,即政府信任修复的结果会受到公众认知归因引发的可信度评价和(个体及群际)情绪共享之中介效应的共同影响。在应对策略上,一方面,通过解释与说明、借口与否认、惩罚与监管等认知手段增加公众对负面事件的外部归因、不可控性归因、不稳定性归因,提升公众对政府的可信度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道歉、承诺、补偿等手段减弱公众个体层面的情绪反应,通过群际接触降低公众群体层面的负性情绪,所有这些将有助于修复政府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