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分类与治理: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观念

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包含自下而上的根源。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价值主体,希望通过自己的价值创造行为来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的社会位置只能通过社会的分类体系而得到定位,于是,个体性的价值创造行为就转化成了群体性的分类斗争。分类斗争是社会中自发的秩序建构行为,它需要得到国家的确认,而治理的过程就表现为国家通过对分类体系的制度调整来回应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们所发起的分类斗争的过程,其结果则是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们变成了分类权力的客体。这样一种关于治理的理解让我们既得以正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又得以发现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变成权力客体的不可避免性。

数字孪生与科层制的他在性建构

20世纪中期以后,包含了向他者开放、包容差异性、摆脱宏大叙事追求和突破实体性在场理念等主要内涵的他在性视角的兴起为科层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出现,科层制迎来了他在性建构的现实契机:在进一步实现组织整体性、敏捷性和社会驱动方面不断向他者开放,在数据处理能力、广泛算法分类、数据生产者转变等方面试图摆脱同一性宏大叙事的追求,也在实现二者共时、二处共在方面为在场他者创造了空前条件。但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消除科层制他在性建构的障碍,算法中对差异性的有限包容、排除他者的因果关系设置、数字威权主义、监视资本主义、轻视多源数据融合等实践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基于此,需要积极探寻数字孪生条件下科层制他在性建构的进路,为技术创新与政府治理的协调发展提供思路。

行动主义视野中的社会治理转型

现代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治理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主权者与行动者的分离,作为主权者的社会并不直接开展治理行动,而需要服从于国家代表其所做出的行动。20世纪后期以来,行动主义运动在各国兴起,社会不再满足于继续作为旁观的主权者,而要求成为行动者,直接地参与或独立地开展治理行动。这一发展要求政府抛弃传统的控制导向,转而通过对社会主体治理行动的促进来开展一种促进型的治理。促进型治理承认社会主体的行动者地位,同时也强调政府通过促进性的行动来培育社会主体行动能力的责任。在促进型治理中,行动者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治理问题,而促进则是政府加入合作的行动方式。

组织理论视野中的虚拟政府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组织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也使虚拟政府作为一种生成中的政府形式而呈现了出来。当前,虚拟政府在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特征。就组织构图而言,在虚拟政府中,传统科层机构仍然存在,但其横向结构的重要性将超过纵向结构,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不是命令—控制体系。同时,任务型组织与行动者网络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虚拟政府在整体上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就规则分布而言,促进性规则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将大大增加,控制性规则则退而承担起一种保障性的角色,从而使虚拟政府的规则体系也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有机性。

我们如何共同行动?——“同意理论”的当代境遇

"同意理论"是启蒙思想家们关于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经典解释。一方面,同意理论让自主的个人之间得以形成一种共同的秩序,当他们彼此同意建立或接受这种秩序时,就共同进入了一个拥有权威的共同体,并得以在这一共同体的框架之内开展有序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同意理论又造成了自主与自由、民主与正义的矛盾,因而受到了当代政治哲学家们的集体拒绝。对同意理论的拒绝在实践中意味着某些行动者可以无须其他行动者的同意而开展共同行动,其结果是让社会的边缘群体与世界的边缘社会承受了共同行动的代价,进而造成了今天人类的共同行动困境。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中,对"我们如何共同行动"的回答需要重新思考同意与拒绝的关系。

论社会治理中的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

根据功能导向的不同,所有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即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控制性规则是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控制为导向的规则,促进性规则则是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促进与引导为导向的规则。在工业社会中,无论法律规则还是组织规则,都是以控制性规则为基础的,都是通过控制来实施法律与实现组织目标的。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提高,控制性规则出现了失灵的情况,促进性规则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促进性规则预示着人类社会治理的一种全新前景,为当前的治理变革提供了促进性治理的方向。

技术官僚型治理的生成与后果——对当代西方治理演进的考察与反思

明确"谁"的问题与确定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一直是政治的两大主题,也是政治理论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在西方语境下,传统政体理论试图通过授予"哲学王"完整合法权威来同时解决这两大问题,而随着代表制度的产生,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分离。由于缺乏回答"谁"的问题的完整权威,代表也就无法专注于寻找技术上最有效率的解决集体问题的方案,使得代表型政治日益成为一种无法有效解决集体问题的政治模式,并催生了一种技术官僚型的治理。技术官僚型治理试图把所有集体问题都化简为在2和1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并通过不断创新更准确计算2和1的技术手段来提高治理的有效性。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为所有集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标准化的答案,另一方面又排斥了普通民众的政策参与。要矫正技术官僚型治理的消极后果,需通过知识重建来推动政治重建。

行动主义:合作治理的神髓——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行动"与"行动者"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它们的流行预示着人类的社会发展及其理论建构将要进入一个行动主义的时代。在《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中,张康之敏锐地揭示了现实发展与理论演进的这一新趋势。从行动主义视角出发,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走向合作治理的行政发展历史线索,揭示了历史进步的逻辑,同时对人类社会治理的未来提供了一份较完整的合作治理方案。此著作直面全球化、后工业化,畅想社会治理发展前景,凸显理论本土化建构,其中所包含的思想是中国学者对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

变革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任务型组织的途径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变革社会,组织领域中也掀起了一场组织重构运动,使任务型组织成了一种广泛的组织现象。任务型组织有助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及其职能实现。作为一种非控制导向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在政府中的应用有助于解构政府的控制导向,推动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取向从控制向服务的转型。作为一种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有助于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建构,使服务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作为一种高度灵活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有助于建立一种差异化和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从而促进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实现。

问责、透明化与当代政府的责任困境

现代政府承担着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而为了督促其承担责任,就要有问责制度。20世纪中前期流行的是问答式问责制,在这种制度下,所谓问责,就是要求政府面向公众公开证成其行为。近几十年来,问答式问责制被制裁式问责制取代,问责的含义也变成了对履责失败的制裁。制裁式问责制的逻辑要求也在实践中推动了政府过程的透明化,却未能消除履责不力或不负责任的行为,反而造成了问责与避责间的反复博弈。对制裁式问责制及其透明化实践的考察与反思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信任的价值,要求我们基于信任的需要来重构问责制度,使政府机构能在信任的驱动下主动履行责任。

官僚制组织的两副面孔

官僚制组织具有两副面孔。官僚制组织的经典面孔是由权威一义务、责任一规则等概念共同谱绘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代理理论则用委托一代理、激励一动机等概念为我们描绘出了官僚制组织的另一副面孔,且人们根据这种描述而对官僚制组织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将组织实践变成了所有组织成员合力蚕食组织剩余的活动。自人际关系学派兴起以来,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人的因素"成为了组织管理的核心议题。传统官僚制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无所作为,导致组织实践总是受困于官僚自利性的问题。代理理论正视了这一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当代组织理论必须对如何对待组织实践中的"人的因素"的问题做出新的回答。

超越对抗政治——对代表性原则的理论反思

代表性的理想形态是普遍性或公共性,如果代表过程能够得出普遍性或公共性,代表型民主就将成为以社会共识或公共利益为基础的合作政治。但由于代表制度内嵌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结构,代表过程无法体现普遍性或公共性,而只能将民主变为多数统治,结果就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和集团为成为"多数"而开展的彼此对抗与在对抗中受到排斥的群体和集团对政府的抗争,使代表型民主变异和定型为对抗政治,代表性也成为了普遍对抗的制度根源。对抗政治激发了社会中的行动主义运动,这些运动要求用"在场"来取代"代表性",通过在场寻找走向合作政治的途径。

价值分工与知识合作:一种部门间关系理论

典型的现代社会结构包括三大组成部门,其中,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与非营利部门之间存在一种制度分工,以维护社会的多元价值。在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传统部门分工受到了破坏,使公共部门日益受到私人部门价值的入侵,非营利部门则同时受到了公共部门价值与私人部门价值的入侵。从维护社会的多元价值与促进对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两大目标出发,我们需要在三个部门间建立起价值分工与知识合作的关系,让每个部门中的行动者都能找到更适合于自身价值选择的行动方式,让整个社会成为包容多元价值选择的生活空间。

问责与责任化:官僚组织的责任悖论

问责是当代组织管理中的一种重要实践。在理论上,问责是官僚组织确保其成员对其服务对象负责的一种保障机制,因而,随着责任在官僚组织价值序列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所有组织也都不断强化着对其成员的问责。不过,官僚组织中存在权力结构与任务结构的矛盾,当掌握权力者由于不信任承担任务者而对后者做出问责,就制造出了二者间的功过对立,就将组织责任转变成了问责对象的个体责任,即完成了问责对象的责任化。而当问责对象因被问责而变成了组织中的罪人,他就将倾向于通过将责任转移给服务对象来为自己赎罪,结果就是使其服务对象受到了责任化。官僚组织越是试图通过对一线官僚的问责来承担对其服务对象的责任,就越是会造成其服务对象的责任化,这构成了官僚组织的责任悖论。

重塑公共行政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后明诺布鲁克时期”美国公共行政规范研究之旨趣

"后明诺布鲁克时期"的美国公共行政规范研究致力于重塑公共行政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破"的方面,学者们对公共行政实践所崇尚的工具/技术理性与公共行政研究所推崇的行为/实证主义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在"立"的方面,学者们则试图通过引入现象学的praxis观念和不同于行为主义的行动理论来整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破"一"立"之间,学者们为公共行政的实践与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把民主行政作为公共行政的重构方向,试图通过公民参与来实现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

“顾客导向”的生成与政府行为转向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随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化而发生着转型。20世纪70年代前,在福特主义的生产与消费模式下,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企业提供的标准化产品,也就不会作为顾客驱动政府改革。随着福特主义的衰落,卖方市场迅速转变为买方市场,消费者在私人领域获得了“主权者”式的顾客地位,也就开始将其在私人领域中的行为逻辑带入公共领域,从而使当代政府表现出了新的行为取向。在政府间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当代政府具有了一定的顾客回应性,其行为表现出吸引顾客而不欢迎非顾客的双重特征。但同时,这种行为又会造成公民间的不平等,如何回应由“顾客导向”的政府行为造成的不平等,就成了当代公共管理实践与研究的共同挑战。

行政科学还是行政哲学?——基于社会治理现实的选择

近代以来,科学还是哲学的争论存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一个分支领域。其实,选择科学或哲学的路径并不是由科学和哲学本身的优劣,而是由社会发展的现实所决定的。在社会治理领域,就是由社会治理的现实决定的。近代早期,由于契合了革命的需要,以社会契约论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哲学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了极大的繁荣。但在现代社会进入常态社会之后,常态社会治理对于科学的需求则使政治科学逐渐取代了政治哲学,并带来了政治科学、法学、行政学等治理科学在20世纪的繁荣。行政学是常态社会的产物,因而,行政学的主流一直都是行政科学,而不是行政哲学。现在,人类重新进入了一个变革社会,行政哲学也迎来了中兴的契机。

论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民主观上的差异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是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建构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建构原则,理性具有认知含义与价值含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能力对政治问题得出具有认知合理性的见解,后者意味着每个人的上述见解都应得到同等的政治对待。这两点内容在实践中就表现为了以决策参与平等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安排,这种安排同时满足了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要求,也使民主成为一种"好"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认知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紧张,围绕这种紧张,精英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展开了不同的理论叙事,对民主是否一种"好的"治理模式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论传统的空间之维——兼论多元世界的哲学基础

传统具有时间与空间两大存在维度。在时间维度上,传统具有流动性,会随着时间而不断蜕变甚至更替;在空间维度上,传统则具有稳定性,即使时间不断地流逝,不同地区的传统差异仍然顽固地存活了下来。在时间维度上,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可以看作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传统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是相对于现代这一自我的野蛮人、异邦人、不受欢迎的人。而在空间维度上,所谓现代,不过只是一种比较新近的传统,在这里,自我与他人的对立不复存在,每一种传统都成为了一个平等的文化主体。从时间维度出发来认识传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线性的世界;从空间维度来认识传统,我们则将看到一个多元的世界。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的空间之维为多元世界的建构提供了哲学上的基础。

管理者权力及其历史演进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存在一个职业化的管理者群体。管理者是组织中相对于所有者与生产者的角色,他并不拥有组织中的物质资产,却因为这些物质资产所有者的授权而获得了通过处置某些物质资产来支配下级管理者及生产者行为的权力。在历史上,管理者有两种不同的产生方式,即在熟人中产生与从陌生人中产生。组织间的竞争与专业化使后一种方式成为了产生管理者的主要方式,竞争与专业化也成了影响管理者权力的两大因素。知识经济改变了组织中的权力来源,今天,任何人,只要拥有组织中的某种关键资源,就获得了某种组织权力,就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管理者。这要求我们根据民主化与合作化的要求来重新配置组织中的管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