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主导下的城市公共建筑设计

城市公共建筑作为城市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同时也是城市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在城市公共建筑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保持城市的文化特色和身份,成为现代建筑设计实践中的一大挑战。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理环境条件下长期积累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风俗习惯.

比较文学文献学:五山文学唐风地名的来源与使用

注释地名是古典文献学注释的主要任务之一,比较文学文献学也需要注释地名,既要注出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也要注出地名的交流关系。日本五山文学的唐风地名非常丰富,日本地名辞典也很丰富,但有关唐风地名的词条并不多见,给阅读与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唐风地名是日本本土地名的中文别称,是中日交流关系的产物。唐风地名与本土地名的对应关系,唐风地名的中国来源、构造,这些都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注释任务。五山文学只用唐风地名,几乎不用本土地名,这是五山文学与母语文学的一个分界线。

生活世界中国化:五山文学的同名同趣与交流的愉悦

以注释的方式研究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方法。地名、人名是注释的常规内容,如何注释并注出人名、地名的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五山诗人经常使用同名同趣的方法,牵合中日同一地名以及同一名姓,制造交流关系并获得快乐。生活世界的同一地名不多,但唐风地名带来了丰富的同一地名,同名同趣成为普遍现象。同名同趣也是五山诗人推进生活世界中国化的方法,他们极力增加中国因素,甚至刻意模糊中日生活世界的界限,从而打造生活世界共同体。生活世界共同体也会带来文学的愉悦,是诗文写作的动力。中国文学也有类似的方法,但不是以增加他国因素为主,这是五山文学独特的变异,因而五山文学是日本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延伸。

《源氏物语》的诗化悲剧体验

《源氏物语》是一部悲剧性小说，然而它的悲剧性截然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悲剧形式，不是通过情节的冲突加以表现，而是把一连串的生活琐碎细节诗意化，通过内在的体验表现悲剧性，表现悲剧的冲突。

《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

《源氏物语》是日本"好色"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其好色观具有唯美的倾向,与以道德为基础的中国文学的好色观相对立。从中国文学中的道德的好色观到日本文学中的唯美的好色观,是从负面好色观向正面好色观的价值转换,这一价值转换是在剥离或淡化好色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中形成的。如果说中国文学的好色观只是在某种情况下才有限地偏离了道德框架,那么《源氏物语》的好色观则相当地远离了道德与政治。远离了道德与政治的框架之后,日本的好色文学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了绵绵不绝的好色文学系列。

陶渊明五柳的误读与演变

陶门五柳又称为陶门柳,是陶渊明的象征。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仰慕的文人,寄托了各朝文人的理想,陶门柳也具有了隐逸高洁的意义。然而这是误读,因为在陶渊明之前杨柳与隐逸没有关系,杨柳的象征意义是对生命长久、家业兴盛的祝愿。杨柳与陶渊明的祖先陶侃有着特别的关系,武昌柳是陶侃建立功勋和善于治军的标志。陶渊明借助五柳表达的意义应是建功立业、家业兴盛,而隐逸高洁是后人将陶渊明晚期的思想与生活赋予五柳的结果。陶渊明五柳本来是在宅边,而不是门边;五柳不是在彭泽县衙,而是在柴桑的布衣之居。空间位置的误读也为意义的误读提供了基础。误读既是后世文人的需要,也是清廉政治的需要。

房中与《房中祠乐》的性质

《房中祠乐》向来被认为是后妃房中乐,同时又是宗庙祭祀乐。验诸史籍发现,《房中祠乐》既无后妃房中的因素,亦无宗庙祭祀乐的内容。后妃房中乐的看法主要是受到了郑玄房中即后妃房中说的影响,这种看法大可怀疑:调查从先秦到《房中祠乐》产生之前的相关史料,就会发现"房中"一词并无女性闺房的用例,大多的房中是指宗庙或朝堂的东西厢房,这足以证明《房中祠乐》定性为后妃房中祭祀乐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疑问是《房中祠乐》为宗庙祭祀乐的说法。回到最初记载《房中祠乐》的《汉书》,又会发现《房中祠乐》不是作为宗庙祭祀乐记载的。再结合《淮南子》等文献,可以明白《房中祠乐》有着宗庙食举乐应有的内容,在时间、顺序、地点上与宗庙食举乐的特征完全吻合,因而应该是宗庙食举乐,而不是宗庙祭祀乐。了解《房中祠乐》的性质与雅乐一乐多用的使用方法,对于了解乐府题意不合的现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乐府诗集》的分组标记及其意义

《乐府诗集》有不少"右一曲""右二曲"之类的标记,此类标记从来没有被研究过,其原因是学术界以为此类标记只是记载了乐歌的数量,此外并无其他的意义与功能。其实此类标记并不简单,可以称之为分组标记,同一歌题的乐府歌辞常常被分组,而不是同一歌题皆为一组,这说明分组标记包含着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分组的依据,分组依据是专用旋律与共用旋律。旋律的使用方式体现了乐府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也是乐府音乐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在乐谱完全失传的状态下,分组标记的意义与功能是不可忽略的。

歌诗必类的观念与乐府的不合不类

同一歌题的古乐府与拟乐府的内容没有限定,歌题与内容不合不类是常见现象。学术界一般认为产生不合不类现象的原因是只限延用旧曲旋律,不限歌辞内容。然而乐府歌辞内容的不合不类在先秦雅乐中就已经存在,歌诗必类就是要求歌辞内容的相合相类,但实际上歌诗不类是常见现象。乐府能够接受不合不类就是因为先秦雅乐已经存在歌诗不类的普遍现象。

日本谣曲《项羽》:虞美人草与爱情、英雄

谣曲《项羽》是取材于项羽与虞美人故事的作品,这个作品的部分内容取材于《史记》,但主体情节是日本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日本作家想象的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虞美人草的传说在中国文学中还是可以找到部分因素。项羽与虞美人的故事传入日本之后,中日作家各自驰骋想象,有趣的是中日作家的想象往往出现暗合的现象,这种暗合的现象是由于中日类似的文化因素造成的。

中日文学中的村田乐与能乐《翁》

村田乐是中日共有的乡村音乐文学,但中国的学术界较少关注。中日村田乐之间存在着交流,这种交流没有局限在村田乐,还给母语戏剧文学的能乐带来了重要的信息。能乐的歌舞等诸多因素来自于村田乐,村田乐是能乐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中日村田乐直接的交流关系使中国的村田乐因素通过日本村田乐流入到了日本。最初的能乐作品《翁》是一个近于村田乐的准戏剧文学,在《翁》中也可以看到与中国村田乐类似的因素。

《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考察

《太平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大量插入三国故事的战争小说,通过调查《太平记》中三国故事的文献来源,可以描述《太平记》与中国三国故事的文献关系。就目前的文献根据,不能排除《三国演义》影响的可能性,但也不能断言有《三国演义》的影响。至少可以认为《太平记》的大量使用三国故事,说明中世时期三国故事已经较为流行,这是《三国演义》发生普遍影响的准备。

论诗歌文本与音乐节奏、时值的关系

唐宋元乐谱均不记录音符的时值,学界普遍认为节奏主要是靠乐人自由点定,口耳相传。口耳相传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可以自由地点定时值与节奏。音符的时值、节奏主要取决于歌辞文本,歌辞文本的句读、句式、字数、韵字等因素是判断节奏、速度的依据。因而即使没有口耳相传,只是根据没有记录节奏的乐谱,也能够保持同一乐歌的旋律大体相同。即使存在小异,也不至于无法判断是同一乐歌。

绘画与诗歌:瑞溪周凤的《宴滕王阁图》

从瑞溪周凤的题画诗《宴滕王阁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勃《滕王阁序》的因素,也可以看到《滕王阁图》的因素。这些因素体现在瑞溪周凤题画诗的诗题《宴滕王阁图》,也体现在这首诗歌的诗句,五山文学中王勃的相关信息是研究《宴滕王阁图》的依据,也是诗人创作题画诗的信息来源。绘画是题画诗产生的媒介,但题画诗并不依赖于绘画存在,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

《万叶集》的柳蘰与中国的折杨柳、柳圈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有很多和歌描写了各种植物,其中有9首是写柳蘰的。本论文主要考论柳蘰与中国的习俗的关系:一,按照日本学术界的定论,《万叶集》的柳蘰源于中国的折杨柳,其根据是柳环的发音。但是唐代中期以前柳圈并不见于折杨柳中。柳圈的出现是在710年。二,《万叶集》的柳蘰大多是宴会时戴的,这主要是受曲水宴影响的结果。

韩国檀君神话中的三个天符印

檀君神话是韩国的建国神话,天帝之子桓雄带三个天符印来到人间。韩国学界与国际学界一般认为三个天符印是三个神器,这是解读檀君神话的基本点。但天符印和神器并不是同一之物,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三个天符印是源于佛教的外五明,那么这一因素不是神话的原始因素,而应当是神话发展中形成的衍生因素。

时调与中国六句体诗的形式比较

时调是韩国古代代表性的母语短诗,过去学术界也曾经注意比较过时调与绝句的形式,但更注重比较时调与韩国本土母语诗歌的形式。不过事实证明,在形式上与时调最近的是中国古代六句体诗(三韵)。这种形式的相似性在理论上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时调的形成过程之中接受了六句体诗的形式因素。

《史记》“箜篌瑟”的校勘与卧箜篌的形制

研究卧箜篌的最初文献是《史记》记载的箜篌瑟,至今为止古今文人、学者都认为箜篌瑟是箜篌与瑟两种乐器,事实上,箜篌瑟并非两种乐器,而是卧箜篌的最初名称,因卧箜篌源于瑟,故有此名。《史记》记载的箜篌瑟与卧箜篌的形制大不相同,从箜篌瑟到卧箜篌,形制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变化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弦柱从危柱变为通品,二是弦数从二十五弦变成四弦。

中国古典戏曲的浪漫喜剧品性

中国古典悲剧多为浪漫喜剧,而作为浪漫喜剧的中国古典戏曲多重视伦理正义的伸张,在表现情节过程之中以抒情为主,结局的团圆形式之中体现出幻想性、想象性,同时也不失滑稽幽默。这些美学品性使中国古典喜剧多为浪漫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