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机制设计与政策建议

发挥经济激励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至关重要。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国基本建立起多维立体的涉粮激励政策体系,形成了稳定粮农收入、优化营商环境、调动产区积极性和保障消费者可得性的政策框架,但仍存在种粮农民利润空间压缩、粮油加工业后劲潜力不足、粮食主产区高产穷县等问题。针对粮食安全利益保障水平较低背后成因,探索构建以实现“产得出、运得到、买得起”为目标、协调粮食产业链利益相关主体关系、充分释放经济效益在保障粮食安全中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健全粮食安全利益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一是优化补贴政策,强化政策保本功能;二是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经营增效;三是协调产业链主体关系;四是逐步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五是健全应急储备及市场调节机制。

减少蔬菜全产业链损失与浪费助力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

蔬菜的损失与浪费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为了减少蔬菜全产业链的损失与浪费,助力食物系统可持续发展,对蔬菜的生产、产后处理、贮存、加工、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损失与浪费情况进行梳理,总结了全产业链损失和浪费率高、产后处理环节损失严重、减损潜力巨大等蔬菜损失与浪费的特征,分析了自然灾害、相关基础设施不足、供需信息不对称、非标准化操作、消费者偏好、不合理的消费行为等造成蔬菜损失与浪费的主要成因,阐述了蔬菜损失与浪费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在梳理目前我国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所采用的主要举措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策略,包括多方合力制定减少食物减损行动方案、强化监管推进全链条减损标准建设、总结试点经验形成示范推广、加强教育引导文明健康消费理念等。

产业集聚能提高农业碳生产率吗?

基于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主产区2017年蔬菜专业村设施蔬菜种植户调研数据,在对产业集聚如何影响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数理模型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展开实证检验。首先,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总体衡量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是否会强化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以及二者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然后,运用门限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即“锁定”与“拥挤”效应。最后,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农业产业集聚对差异性农户的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影响技术溢出与规模效应作用的发挥。其中,技术溢出、基础设施建设伴随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与农业碳生产率之间呈“W”型关系,只有全面转型升级才是克服简单扩张导致的“锁定”与“拥挤”效应的最终途径,社会化服务供给缺陷则是约束农业碳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时,农业产业集聚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高农业碳生产率农户的低碳增效作用更加明显。此外,生产专业化水平、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以及农户对消费者质量安全问题认知,也是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提高农业碳生产率的政策建议:①继续加强主产地建设,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②完善主产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标准、精准服务对象、完备服务内容。③推动农业产业集聚转型升级,实现集聚由“数量”向“质量”提高。④加强对农户人力资本、现代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加以倾斜。⑤运用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低碳生产行为,将消费者绿色健康需求通过价格传导到农户方面,推动农户低碳生产。

农业产业集聚的生产效应及提升路径研究

探索发挥主产地集聚优势,实现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支撑,基于黄淮海与环渤海的设施蔬菜主产区306个蔬菜专业村调研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产业集聚的马歇尔外部性特征与农业生产率的互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是: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通过马歇尔外部性促进了土地生产率的提升,并间接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通过累积效应提升集聚程度,三者形成互动促进的良性循环,促进我国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蔬菜出口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国别(地区)差异与贸易潜力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长期以来中国蔬菜出口在世界蔬菜总出口中占有较大份额。近年来,随着国内外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蔬菜出口竞争力及贸易潜力如何,关系到蔬菜国际贸易的发展。本文在对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特点及蔬菜出口竞争力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果引力模型对中国与30个国家和地区2003—2012年蔬菜出口贸易面板数据进行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同时运用聚类分析以及贸易潜力预测对蔬菜出口进行前瞻性推断。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蔬菜出口价格优势地位弱化,竞争力略有下降,资源禀赋与技术是影响中国蔬菜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在充分挖掘价格优势的前提下努力改善产品品质,有针对性地进行多元化贸易是当务之急。

五省市蔬菜生产及跨区域供给分析——基于北京市视角

受到资源约束、城市定位等因素的影响,北京依靠自产蔬菜无法满足本地居民巨大的蔬菜需求,强化蔬菜跨区域供给,特别是与周边省份协同发展,构建本埠、外埠蔬菜共同保障首都蔬菜供给安全的联动体系是稳定北京蔬菜供给的新动力。本研究从北京及其周边主要产地天津、辽宁、河北、山东(以下简称为五省市)的生产特征出发,对五省市蔬菜产业现状及发展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并在分析北京蔬菜区域协同供给的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蔬菜供给区域协同发展愿景,以期为首都蔬菜供应的全面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产地关系网络格局、效应及成因:基于连片蔬菜生产县的实证

文章从区域溢出关系视角出发,依据蔬菜大省辽宁省的县域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及QAP回归方法对蔬菜产地关系网络格局及效应、关系网络格局的形成原因两部分展开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蔬菜产地关系网络整体溢出程度较低,"大县"溢出能力不足,主产县"抱团"现象明显、"马太效应"严重,难以实现区域蔬菜产业的共同发展,产地间关系格局需要进一步改善与提高。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技术进步、产业结构、政府支持是影响蔬菜产地关系网络格局现状的主要原因。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降速趋缓成因研究——基于LES-LA/AIDS两阶段模型的实证

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逐渐下降,然而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降速放缓,从理论上与食物收入弹性缺乏相矛盾。文章从在恩格尔系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食品消费中居民行为特征变动中分析恩格尔系数变动的原因,在考虑城镇化背景、政府干预程度及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建立两阶段LES-LA/AIDS需求系统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七大类消费需求和八种食品项目的消费需求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享受、发展型转变;城镇化对居民食品消费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不同地区之间食品消费结构具有各自的明显特点;消费结构的变动及其所对应的较大支出弹性是造成恩格尔系数变动趋缓的主要原因。最终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需求系统分析——基于收入分配视角

释放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提高其消费水平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从收入分配视角出发,在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变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通过两个时期的对比,分析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不断下降趋势,食品消费结构逐步升级;禽肉及蛋类、水产品、奶及奶制品等消费支出受收入的绝对数变动的影响在减弱;食品消费支出已从生存性消费逐步转向发展享受性消费。经预测可见,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额绝对额仍呈增加趋势,然而,随着收入差距的减小,并不会对消费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充分有效利用水资源 保障“藏粮于地”战略定位

水在粮食作物生长中既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又关系到粮食生产投入、产出乃至粮食安全,近年来,水关联的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得到各界高度关注。本研究侧重于分析粮食生产水资源利用面临的难题以及保障粮食安全的水资源利用对策。主要研究结论是,粮食生产因“水”面临的多重风险,粮食生产与水资源禀赋存在着时空不匹配、粮食生产用水效率不高、灌溉水压力对粮食生产产生冲击。因此构建粮食生产节水利用机制至关重要,本研究针对粮食生产节水利用上的问题,提出了通过水资源有效利用保障“藏粮于地”的对策框架,包括强化农田水利建设保障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推广节水利用保障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聚推动农业高质量生产的机制研究:来自专业村的证据

推动农业高质量生产是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新发展阶段中,以专业村为表现形式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能否推动高质量生产、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新出路受到各界关注。依托产业集聚理论,从经验共享、服务共享和空间共享三个维度,对专业村集聚发展模式作用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并运用异质性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分组回归以及样条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总体来看,专业村通过经验共享、空间共享两个主要维度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效率,而服务共享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弱;具体来看,经验共享、服务共享有利于缩小农户技术效率差异,空间共享则表现出对大规模经营主体效率提升作用更明显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集聚存在“拥挤”效应,低水平的扩容会造成规模不经济。对此,提出欲继续高质量推动专业村建设、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应将重点置于发挥规模化经营主体的技术示范带动作用,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能力,强化公共资源配套建设,创建区域特色品牌,实现竞争力提高与农民增收、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京津冀农产品流通体系框架研究

农产品流通体系连接着农业的生产与消费端,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构建京津冀农产品物流体系,既关系到农户收入以及农业产业发展,还关系到京津冀乃至更广区域范围的居民菜篮子供应保障。从生产端出发,分析地区农产品流通体系形成的背景,基于此总结地区农产品流通的特点与批发市场与中间商的作用,并以国内外典型的农产品供应体系作为构建京津冀农产品物流体系的依据,提出构建京津冀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对策建议。

农户视角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成效与困境

进一步释放农产品电商在拉动农村就业、增加农业附加值方面的潜力,特别是让农户分享互联网+成果值得深思,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聚焦农户行为,通过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电商的成因、成效,以及存在问题进行梳理,个体禀赋、互联网参与经验、社会网络关系、互联网技术支持、物流体系建设、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扶持是影响农户参与电商的主要因素,应重点关注农户参与农产品电子商务内在机制,对比不同类型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搭建农产品电商支持政策顶层设计和框架结构等相关问题。

中日女大学生就业、婚育及家庭意识比较研究

通过在中日两国大学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中日两国女大学生的未来理想生活模式、就业、婚育及家庭意识做了实证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日本女大学生对未来理想生活模式的看法虽然呈现多样化发展,但她们不认为应该像男性那样为承担养家责任而就业,同时在分担家务及育儿劳动方面,男性仅仅作为女性协助的意识也没有改变。而中国女大学生作为社会职业角色的责任感较强,在就业、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性别平等意识高于日本女大学生,但她们仍重视自己未来作为母亲的角色,在工作与育儿产生矛盾时,选择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农地组织化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改进:效应与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村集体介入的农地组织化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为打破农地流转困境、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参考。研究方法: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与农户分散流转相比,村集体介入实现的农地组织化流转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且多种检验均表明研究结果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促进了流转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表现为地块规模的扩大和转入期限的延长,并分别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地权稳定效应实现农业提质增效;(3)进一步分析表明,农地组织化流转有效降低了化肥施用强度,能够实现农业增效与增绿的协同发展。研究结论:在继续坚持并创新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应稳妥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组织协调职能,实现农地高效流转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衔接。

收入增长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化的影响分析——基于拓展LA/AIDS模型

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因素引入到LA/AIDS模型中,实证检验了消费结构受收入增长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并进一步对比消费支出弹性系数和收入增长差异,考察居民收入增长对其消费结构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并探索如何采取相应措施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差距来缩小消费的差距。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各地区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和消费形式上趋于一致;其次,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助于降低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医疗保健和其他类商品的消费差距,而保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助于降低食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差距;最后,收入增长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化的影响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吉林市居民液态牛奶消费的特征分析

牛奶因含有丰富的人体生长发育和保持健康的营养素，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牛奶消费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牛奶产量持续增加、品牌也逐渐增多，但只要抓住消费者真正的需求，市场空间发展潜力仍然很大。

中国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

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反映农业生产中水利用和粮食产出的相对变化,关系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以粮食生产水足迹作为水资源投入指标,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全要素粮食生产用水效率进行科学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展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1-2019年31省份粮食生产水足迹平均增长4.5%,其中玉米、水稻生产水足迹呈上升态势,增幅主要来自中部地区;②区域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呈东、西、中逐步降低的分布格局,西南地区与南部沿海较高,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较低,省域水资源利用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向“高耗水—低效率”和“低耗水—高效率”水平跃迁的态势;③节水技术、水土匹配度、城镇化水平和化肥价格对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供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则显著为负,这些因素的区域异质性是造成用水效率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④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可通过技术溢出、要素流动、生产集聚和价格传导产生空间相互关联和溢出。据此,提出深挖用水效率提升潜力,充分发挥区域互馈效应,实现粮食生产用水效率协同提升的政策启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参与机制、困境及对策--来自贵州省剑河县调研的证据

电子商务作为新兴商业模式,是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的新动能,特别是对脱贫人口较多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较重的地区,有效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电商经营过程中联农带农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产品电商的机制原因、痛点难点及政策需求,采用案例分析法,对贵州省剑河县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访谈。研究表明,一是在参与电商的影响因素中,企业家精神、互联网经验积累、社会关系网络、特色产业基础、网络和物流设施建设、市场需求变化及政府政策扶持是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电商的重要因素;二是在农产品电商的作用机制上,通过拓展销售渠道、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经营收入、提高社会声誉,使农产品电商成为惠及脱贫地区的有效手段;三是农产品电商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如专业技术不足、资金积累薄弱、人才资源稀缺等个性问题,以及质量安全认证费用高、产品销售渠道窄、基础设施条件差、带动小农户难等共性问题,做好产品认证、促进产销衔接、优化营商环境是其迫切需求。为促进电商在农村的发展,应强化政策保障,优化服务体系;遵循经济规律,促进科学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生产托管。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粮食安全路径与展望

粮食安全是国家经济社会稳定运转的牢固基石,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中国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探索实现粮食安全新路径和保障对策,成为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关键问题,本文认为:2020年,粮食生产获得“十七连丰”,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为构建“双循环”格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形势下,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全面迈进的历史关口,中国应以科技创新激发粮食供给潜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需良性互动,以高效流通体系打通循环堵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通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优化供给体系与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展望未来,要进一步着眼于粮食可持续增长和农业竞争力提升,统筹好抓生产与保生态的关系,解决好社会性与经济性的关系,处理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关系,协调好粮食安全与国家综合安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