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法”调整对象确定的理论逻辑与内容安排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已经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且在有序推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是,该法的调整对象为何。检察公益诉讼涉及众多单行法,其案件范围众多,这决定了确定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但是,检察公益诉讼的出发点和本质为保护公益、维护公共利益,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确定其调整对象的逻辑起点,“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应为公益关系。在这一逻辑前提下,需要对每种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的调整对象进行具体分析。

异化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制度研究

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制度开始被稀释,并逐渐异化为对诉中活动的参与。这一变化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虚化,与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相悖,且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要求背离。这一走势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未来需要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应然地位予以归正,明确其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与内容。

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包括纯民事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两种类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却呈现明显的“刑事化”,这是其制度建设不完备、工作惯性思维以及对胜诉率的追求等现实原因所致。而且“刑事化”倾向会导致存在量刑轻型化、增加检察机关的负担以及不利于公益诉讼部门的成长等隐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应在因应新时代转型发展需要基础上,改变固有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方法,降低其级别管辖标准、强化证据收集手段、增加案件发现线索、明确证明标准以及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等,消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建构特色鲜明和范围明晰的检察工作新领域。

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种类的困境与未来

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作为独立证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存在种种困惑与悖论 ,文章认为在未来证据立法中应取消二者的证据资格 ,鉴定人、勘验人纳入证人范畴 ,鉴定。

扩张与限制:试析两大法系两种不同反诉观——兼论我国反诉制度的未来走势

反诉制度具有合并解决相关纠纷的功能优势。如何充分发挥反诉制度的这一功能优势以最大限度地解决与本诉相关之纠纷,两大法系各有不同态度。英美法系积极扩张反诉制度之功能,解决与此相关的所有纠纷,而大陆法系则持消极态度,原则禁止反诉功能扩张,因此两大法系形成各具特色的反诉制度。本文对两大法系反诉制度所赖以形成的反诉观进行比较性考察,在此基础上检讨我国反诉观念的合理性,并以此为根据对我国未来反诉制度的设计作一初步探讨。

我国证据种类的反思与重构

在借鉴前苏联相关制度基础上建构的我国现行证据种类 ,并不具有科学合理性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欠缺科学合理的证据种类划分标准。如何科学建构证据种类划分标准则是如何建构科学合理证据种类之关键所在。本文在科学建构证据种类划分标准基础上对我国证据种类予以重构。

诉讼和解观与我国诉讼和解制度之重构

诉讼和解具有快速化解纠纷以及有助于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制度优势。两大法系国家或地区对于诉讼和解制度功能的利用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两种态度。英美法系重视诉讼和解制度的运用,大陆法系则不那么重视。形成两种不同诉讼和解观既有哲学观念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层面的原因。诉讼和解制度在我国亦不为重视而处于"边缘化"状态。未来我国应在对诉讼和解制度改革基础上强化对其的重视态度。

诉讼契约概念考析

对于什么是诉讼契约,当前理论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诉讼契约的内涵,只有在洞悉实践中诉讼契约的不同类型、诉讼契约与私法契约之差异以及诉讼契约之特征基础上来把握,才是科学的合理的。

论诉讼契约的性质

就诉讼契约性质而言,以是否为立法或司法解释所规定为基准可分为两类。对于立法或司法解释明文规定者,为诉讼行为;对于未规定者,为私法行为。既不存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并存形态,也不存在既非诉讼行为也非私法行为的例外形态。

多元化:两大法系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当代走向——兼论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未来趋势

在21世纪之前,两大法系诸多国家或地区在建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时一般采用单一化的模式,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后,两大法系众多国家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日渐呈现出多元化建构的强劲趋势。建构多元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多重价值与意义,这对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单一化建构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我国未来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也应走多元化建构的路径。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未明确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提起惩罚性赔偿请求。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对于能否提起惩罚性赔偿金处于混乱状态,既有支持者也有不支持者。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允许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对于这一赔偿损失在计算时应将之前的行政处罚、刑事罚金与之折抵或扣除。惩罚性赔偿金应以3倍为宜,检察机关或法院可以根据案情对过高的赔偿金酌情减少。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数应以生产者或经营者所获非法利益为准。法院判决的赔偿金可交给专门成立的基金会管理,由消费者协会具体使用,由检察机关予以监管。

诉讼契约的历史处遇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导源于古罗马时期的诉讼契约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因不同历史时期主流观点的不同态度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命运。诉讼契约在突破原有理论的桎梏与制约之后在当代获得长足发展,进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诉讼契约制度在当代中国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两大法系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较尚有一定距离。就诉讼契约的未来走向而言,各国民事诉讼契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

诉讼契约的生效与救济

私法性质诉讼契约之生效需具备实体上有关要件,诉讼性质诉讼契约之生效需具备一定的诉讼法上之要件。诉讼契约在达成过程中存在瑕疵时,对于私法性质诉讼契约依据实体上有关规定予以救济,对于诉讼性质诉讼契约依照诉讼行为瑕疵救济的方式予以救济。基于当事人诉讼上的抗辩,对于诉讼性质诉讼契约之违反,法院依照双方约定的有关程序继续进行或者对双方约定的诉讼行为直接予以认可;对于私法性质诉讼契约之违反,法院在审查双方关于实体部分的合意是否合理履行基础上判定该违反行为是否有效。

历史流变中的民事诉讼证据种类

在我国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民事诉讼证据种类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清末修律之时,一次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而两次转变都是在直接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前提下发生的。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种类是在第二次转变中借鉴前苏联有关证据制度的基础上建构的。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演进轨迹进行考察与分析,对当下我国证据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法典体例的反思与重构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的背景下,一个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民事诉讼法的法典体例如何安排如何架构?一部法律的体例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在于:这一设计既要具有相当的时代性与前瞻性,又要切实反映立法法的一般规律与本部门法自身的特质。以此衡量,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法典体例存在重大缺陷。对此重构的基本思路是:民事诉讼法由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构成,对总则中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分则的布局重新设计、同时涉外部分不再独立作为一篇而是将其融入国内民事诉讼相关部分。

证人拒证与证人作证制度的改革

我国法律片面强调民事证人作证义务 ,而对证人权益缺乏应有保护。证人的作证义务与其权益保障失衡是导致证人拒证的根本原因 ,为此应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成熟的立法例和司法实践经验 ,以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 ,使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一定的权利与义务。

古代中国起诉制度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古代中国在起诉制度上往往都设置诸多限制与障碍,最大限度地阻碍当事人之诉讼。这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古代中国崇尚和谐,为追求和谐,营造无讼无争的境界,统治者设置了种种诉讼障碍,防止因诉讼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而探寻古代中国对诉讼设置诸多限制的种种表现及其根源所在,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结果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地域管辖制度之建构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地域管辖是根据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一般性原则建构的。实证观察发现,对于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的三个连接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结果型”。1991年,民事诉讼法将“被告住所地”增加为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并不契合。我国侵权行为诉讼地域管辖连接点在设计时主要基于“两便原则”,没有充分考虑当事人收集、固定证据以及法院勘察证据等的便利性。未来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地域管辖时,在理念上应当置入诉讼标的、证据与法院距离亲密度这一内容;在连接点上可以去除“侵权行为实施地”“被告住所地”,而以纯粹性的“结果发生地”为基准,对跨区域的环境公益诉讼实行集中管辖。

诉讼契约瑕疵救济的路径

对诉讼行为瑕疵是否应当给予救济以及应当如何给予救济相关理论问题的梳理与阐释,已经为诉讼性质的诉讼契约瑕疵救济问题的探讨搭建了理论的平台。正是因为诉讼行为瑕疵可以获得救济,所以,诉讼性质的诉讼契约当然也可以获得应有之救济。对诉讼性质的诉讼契约给予救济的正当性就在于正当程序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如果不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诉讼契约给予救济,就会损害程序的正当性,并因此而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即诉讼虽然应强调程序的实效性,但这一实效性的实现并不能以牺牲实体正义为代价。

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困境与未来

在当代中国,司法所纠纷解决曾一度呈现鼎盛繁荣之势,但仅为昙花一现,旋即开始退化并逐步走向低迷。司法所纠纷解决功能缘何在当代中国的转型时期开始呈现颓废之势?其在当代中国还有无存在的必要性?在未来中国,司法所纠纷解决功能还能否雄风再现?能否在对其重新定位基础上继续发挥固有优势并在转型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些都是司法所纠纷解决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所必须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