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补贴政策对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文将Huggett(1993)的异质性禀赋模型拓展为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采用数值算法对模型进行了迭代求解,分析了失业补贴政策对我国居民平均财富提升和财富分布优化的作用效果和机制,并在进一步分析中将之与信贷政策进行了对比。第一,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合理的失业补贴不仅不会降低经济效率,还能促进财富分布的长期平衡。第二,失业补贴政策优化财富分布的作用机制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权衡,对于贫困家庭收入效应占主导,储蓄增加使得财富积累,富裕家庭则与之相反。第三,虽然放松信贷约束能够缓解贫困家庭和失业家庭的资金压力,促进共同富裕,但总信贷需求上升导致的利率上升会损害负资产家庭的利益。第四,与宽松的信贷政策相比,适当的增加失业补贴是提高居民财富均值、优化财富分布的更有效手段。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从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空间分布双重视角分别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区域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区位效应。研究表明:(1)区域的房地产投资活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与其他投入要素相比,房地产投资具有更强的跨区域空间相关性;(2)受地理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双重影响,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结构性差异,在经济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间,其发挥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地理上邻近但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占效应。因此,在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制定中应更多地依赖于经济邻近的区域归类方式而非地理上邻近的区域归类方式;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是形成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根本。

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导论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通过分配机制来获得。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与责任的对称,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论东北经济中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博弈

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振兴东北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 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权力的替代甚至扭曲。计划经济的本质是行政权力替代了企业权力、社会权力和个人权力。中国的改革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和分解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是各权力主体保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态博弈。在计划经济重灾区的东北, 权力的下放没有把市场主体培育起来, 却使有些政府部门和个人变成利益主体。所以, 东北要振兴, 必须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及整个市场放权, 才能实现市场的各种权力对等, 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与潜在经济增长率

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动两方面考虑了实际GDP的变化情况,研究了导致中国近几年来的实际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通过建立的模型对未来五年做出趋势预测。首先建立了资本形成率与人口抚养比、城市化率以及第二产业比重的回归关系,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人口结构转变因素的对资本形成率的联动影响。其次从标准生产函数核算框架出发,附加人力资本变量,考虑经济结构变动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进行潜在增长情景模拟。

中国房屋销售价格、土地价格和租赁价格的关系研究

在房屋销售市场、土地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这三个市场背后存在着"隐含有效房价"这样一个共同因子,且三个市场的价格均被该共同因子内在长期驱动。在长期,采用了Gonzalo和Granger永久—瞬时模型和Hasbrouck信息共享模型来测度三个市场各自对"隐含有效房价"的贡献度,并得到三个市场间的价格引领关系。在短期,利用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对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期而言,房屋销售价格在决定"隐含有效房价"中起主导作用;在短期,房屋销售价格和土地价格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房屋租赁市场在房价的形成机制中相对独立、影响甚微。

“三农”问题与农民权利研究

“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我国社会向现代化过渡和稳步发展不可逾越的重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突破点在于赋予农民准土地所有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对基层干部的选举权、社会保障权和建立行业协会权等方面的权利。

矿产资源市场权力不对称的影响分析

建立矿业权制度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的一项重大改进,目的是通过矿产资源开发的市场化来明确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各种权益,提高资源探采效率,通过市场优化资源的配置,保证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但资源的特殊属性决定了矿业权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在资源开发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只有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及市场权力的合理分配才是解决资源开发问题的关键所在。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探索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利益一定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而权力结构是由经济主体所掌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可替代性决定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在同一层级内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和责任对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制度变迁下交易费用变化的权力视角分析——对诺斯第二悖论的再认识

国内学者曾对"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与分析存在一定的争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争论其根本在于对新制度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视交易费用为制度成本,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将降低交易费用,然而经验分析表明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宏观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于是掀起学者们对"诺斯第二悖论"的探讨。制度是社会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那么交易费用的产生就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有当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时,交易费用才会发生改变,也才有制度变迁的空间。笔者从单笔交易费用和总量交易费用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权力、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交易费用的改变来评判制度变迁的效率性是不合适的,而所谓的"诺斯第二悖论"能够通过权力结构的分析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浮动利率结构下的远期定价与风险管理

在无风险利率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扩张,引入浮动利率结构模型。结合实际情况,假设存在利率相对稳定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研究远期的定价,并与无风险利率市场中远期的定价进行比较。同时由于利率的不确定性使购买远期时面临风险,对于这种风险,提出切实可行的风险管理方法。

影子价格的经济含义及应用

一、影子价格的经济含义影子价格在西方常被称为“效率价格”,在苏联和东欧则被视为“最优计划价格”。它是经济学家在研究资源最优规划的同时,意外得到的一个与价格有关的信息。

泰尔(Theil)指数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兼论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

本文把衡量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引入消费模型,运用中国1992～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分配的变化会严重影响总消费规模和总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异会严重影响有效需求。收入分配差异和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反向的因果关系。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由现行收入分配制度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则是阻碍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因素。

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机制研究——基于国际经验视角

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逐步加深,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明显减弱,构建以利率为核心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本文先全面分析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转型实践,而后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推导出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最后基于国际数据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进行实证研究,并将其与我国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第一,我国货币政策的平滑性较弱,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较大,具有较强的相机抉择特点,存在利率的短期波动,不利于引导市场形成稳定的预期;第二,我国货币政策展现出过度盯住经济增长目标而对通货膨胀率目标反应不足的特征,影响政策实施的公信力;第三,后危机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则性和前瞻性有所提高,为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在未来的政策转型实践中,应更加关注利率的短期波动性,弱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盯住力度,提高央行政策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强化政策的前瞻性。

从汇率谜团到汇率决定的社会福利平价

汇率及汇率制度之争的根本在于真实汇率的确定,而众多的汇率理论及实证模型得出的结论难以统一,有的甚至背道而驰。汇率及汇率制度理论发展至今,仍然存在诸多谜团。总结汇率理论及理论、实证汇率模型的根本假设在于购买力平价、利率平价和生产力差异。从汇率形成原理和人类经济发展角度以及东西方文明的最高诉求而言,以其作为汇率及汇率制度理论的基本假设,都不甚合理。社会福利平价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有关汇率及汇率制度的新的基本假设,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好地揭示汇率及汇率制度选择的本质,特别是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确定及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问题。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结构、金融资产配置与消费

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收入与金融资产结构,认为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储蓄率高以及财产性收入较低。实证结果发现: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家庭,非财产性收入均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原因是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低。为提高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并扩大消费需求,认为要在增加居民财富积累的同时,让居民拥有多元化的投资与金融理财工具,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供给结构,规范金融市场发展,从而为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提供稳定收益率。

政府与市场在解决我国住房问题中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房价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社会根源与贫富差距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相关的社会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靠政府,其核心也不在于控制房价,保证家家"有住房",而在于调节利益分配,让人人"有房住"。因此,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积极主导并实施自身力量与市场力量的有效协调与融合,用制度创新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来均衡社会财富的分配、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成本和交易费用、化解各种矛盾,进而避免市场的扭曲和"诺思悖论"的出现,以实现住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美国货币政策与中国物价水平关系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VAR模型研究了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如何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的物价水平。结果显示,美国货币政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中国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美联储目标利率和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总资产和中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