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律令关系试探

秦汉是律令法系形成的初期阶段,与律令法系堪称最发达的唐代相比,此时的律令关系颇为复杂,而这种复杂源于早期律令所具有的特殊性。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简牍,从"律令转化"、"律主令辅"、"律令分途"三个方面入手,探析律令法系形成初期的律令关系问题,能够推动中国古代律令法系特质之研究。

《居延新简》所见“购偿科别”册书复原及相关问题之研究——以《额济纳汉简》“购赏科条”为切入点

《居延新简》"购偿科别"册书的内容,为解读《额济纳汉简》"购赏科条"提供了有益参照。在复原"购偿科别"册书的前提下,不仅可以考证出册书颁行的年代,而且也为探讨东汉初河西地区的政治局势,提供第一手直接的、具体的宝贵历史资料。

汉科研究:以购赏科为中心

汉代的科是律令的诠释、细化,也有弥补律令规定不周之用意;科通常由官吏奏请、皇帝批准并颁行,经由官府逐级下达而布告基层民众,专制一方的统治者亦可制定、颁行科。作为法律载体,科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孳殖性,故在汉末三国特殊的政治格局下,为各方统治集团所利用,成为法规汇编或编纂的代称,实现从如律令到如科令之历史转变。

里耶秦简10-15补论--兼论睡虎地77号汉墓功次文书

本文围绕里耶秦简所见10-15展开补充讨论。先对残牍释文进行疏证,并结合汉简所见资料,考察功劳制的源与流,指出积功劳而升迁的仕宦之途可能具有普遍意义;接着,考察功劳制中的岁、月、日之特定所指,从而再审视汉帝刑罚改革中的刑期问题;最后,阐发睡虎地77号汉墓功次文书的潜在价值,亦即,是证实“一功可抵四岁劳”论断的新证据。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

《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附于‘春秋家’",直至东汉中期,"史"仍为书写、记事之人,在观念上不符合后世所说之"史"。从今所见传世及出土文献看,故事、传记类文体尽管较常见,附属性质强烈,难将之视同为史书;从魏晋以来史部独立发展反观之,西汉时史书部类不多,似亦难独立发展。刘向父子校雠群书时,将史书附丽于"春秋家",诚得其宜。《汉书·艺文志》中"律令不载于汉《志》",从刘向父子校雠群书的重心看,即以篇目固定取代往日之单篇别行,或可对律令不载于汉《志》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是由单篇律与令共同构成律令法系,不存在由政府统一编纂的律令,理官厘定律令并无实质进展,刘向父子恐亦难为之,故不载录。通过探求董仲舒治狱佚文的表现形式,亦即虚拟甲乙之事或讲述历史故事,考察为何融经义入律令,如何融经义入律令,窥见经义与律令之互动关系,或可丰富对经义折狱的认识。

《汉律辑存》稿本跋

清末以来,汉律辑佚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成果丰硕,著者如《汉律摭遗》《九朝律考》之《汉律考》,使亡佚千余年之久的汉律,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有些书未必如是知名,如杜贵墀《汉律辑证》、张鹏一《汉律类纂》,然尚有刻本传世,可藉此窥见汉律之一斑,也算是聊胜于无。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汉律辑存》校订

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有内藤乾吉所藏薛允升遗作《汉律辑存》稿本一册。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汉律辑存》初稿本比较可知,内藤文库所藏稿本充分吸收了傅图稿本的修改意见,殆为修订本。结合《唐明律合编》稿本所见藏书印,初步考察了这一稿本的递藏关系,或可为考察《汉律辑存》的递藏提供旁证。

“三不欺”:古代从政风格臆解

“三不欺”体现了古代三种不同的管理之术和从政风格。历代的循吏、能吏往往在不同的层面上实践和发展着“三不欺”的吏治精神。“不能欺”之政的实践者,以精明强干、注重效率为特色,这是官场“吏道”的精华。“不忍欺”之政的推行者,通常是服膺儒家德教学说的官僚。“不敢欺”之政的精髓,明显与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有渊源关系。“三不欺”本来是指“官”与“民”的关系、“长官”与“属吏”的关系,曹魏的大臣把它升格为君臣关系。他们把“不忍欺”之政,提到了理想“君德”的高度,是在呼吁最高统治者改弦易辙,摒弃以权术和严刑御臣治民的时弊,恢复仁厚宽恕的吏治政风。思想家、政论家论政,不应该过分注重“切于时用”,而应该以“理想化”的理论设计为出发点,借此可以发挥矫正时弊的作用。

拉萨地块松多高压变质带不同类型榴辉岩的变质演化过程及其限定方法探讨

拉萨地块中东部松多高压变质带是揭示拉萨地体形成与演化过程的重要研究对象。松多变质带记录了古特提斯洋的俯冲和闭合过程。前人对松多地区出露的榴辉岩及围岩开展了大量的岩石学工作,但变质峰期温压条件没有得到很好的限定,温压分布范围较广,且变质演化过程仍存争议。笔者等总结了松多变质带不同地区榴辉岩的岩石学和矿物学特征,汇总了不同计算方法得到的温压条件。通过对比发现,松多高压变质带内榴辉岩的峰期温压条件处于465~880℃,2.5~3.9 GPa的范围,其宽泛的峰期温压条件是由于不同计算方法和折返机制造成的。与传统矿物对温压计相比,变质相平衡模拟方法更适合低温榴辉岩的峰期温压条件及变质过程的限定。

清人《说文解字》引汉律令考辑校二种

晚清以来，汉律令辑佚蔚然成风，成果丰硕，但仍有不少论著罕为人知，其价值自然也无法正确估量。本文以胡玉缙、王仁俊两位先贤所撰《说文解字》引汉律令考辑较为重心，先述其价值，再校点其文，完整呈献先贤之成果，以便学界之用。

汉初王国行用汉法考论——基于张家山M336律令简的研究

汉初分封的同姓王国,具有一定的人事权、司法权,职官制度与汉廷相近,有时也会比附汉律令进行定罪量刑,但并不意味着王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对此种种自治权,不宜过分夸大:无论是从名还是从实的角度看,皇权政治一直存在并占据上风,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也确定无疑。从朝廷颁行的律令看,汉法通行于天下,王国并非是法外之地,更非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汉文帝即位以来,朝廷对王国的控制与防范也在不断强化。秦汉之际,封邦建国屡屡再现,是封建观念意识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尝试重建旧制的新实践。

汉律体系新论——以益阳兔子山遗址所出汉律律名木牍为中心

以是否具备刑罚性为标准,汉律区分为狱律与旁律,具备刑罚性的多被视为狱律,旁律则包含行政性、制度性(含军法类)、礼制性律篇。汉初,九章诸篇均已存在,或分属狱律,或分属旁律。九章诸篇之所以能从众多的汉律律篇中脱颖而出,既与汉律体系的开放性有关,也与对律篇价值的估定有关,极可能是律令学发展的产物。正律、旁章记载虽晚出,却有一定依据可循,不能一概斥之为伪造。汉律通行于郡及王国。汉初,王国虽有较大自治权,但无制定律令的权力,也没有独立的王国法存在。

新见汉律律名疏证

有关汉律考古新资料的成批出现,为汉代法律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所见律名的种类远远超出此前所知的范围。本文就首次出现或有待解说的律名进行简单疏证,并尝试指出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疏证或是侧重于既有研究现状及今后应关注的问题,如告律、行书律;或是结合文献记载揣测律篇可能包含的内容,如臘律、祠律、治水律等。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记载的可能含义,从而解答汉律究竟出自何人之手的根本问题。

《二年律令》年代问题研究

《二年律令》的"二年"具有标识意义,但不宜将之理解为律令颁行或制作年代。其所载诸律年代问题,《钱律》的制定在吕后八铢钱前,其年代似应在吕后二年之前。《秩律》与《爵律》是汉制比较成熟完善时的产物,制定的时间应早于律令颁行的时间。《行书律》中的具体例证表明,高帝五年应是汉律制定或施行的时间界限。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⑦:3木牍考释——兼论“徐偃矫制”

西汉初年采用郡国并行制,并未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学界对此曾有探讨,多基于传世文献立论,带有正统色彩。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J7出土的J7(7)∶3木牍,是一份申请获取通行凭证的文书,或为重新考察郡国并行体制的特性提供新的角度。J7(7)∶3木牍长约23.4、宽约3厘米,长度约合汉代一尺。正背两面书写,现将简文迻录如下(图一、二)。

墓葬出土律令文献的性质及其他

出土文献的学术价值一直备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肯定,这主要是因为其内容可大大弥补传世文献记载的缺憾。但是,学界很少考虑出土文献的性质:即以出土文献作为随葬品的用意所在。秦汉之际,今湖北江陵地区发掘的墓葬中,以律令为随葬品的现象不止一次地被发现。它们能否被称为"明器",从"名"与"实"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均可存疑。结合楚地的丧葬习俗及众多的考古发现,我们充分留意到随葬器物的空间布局,并尝试探寻"文化符号的器物的功能",重申并拓展冨谷至提出的假说,认为以律令文献为随葬品具有镇墓辟邪的作用。

汉代律章句学探源

律章句学是以自然章句为基础,确定某些律条的分合独立,从而构成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单位——"章",与之同时,是进行文字方面的断句,然后是为疏通律文所作的注说。律章句的出现与律令文本的特质相关。特殊字例及符号标识,对理解律令文本的分章断句及含义有重要意义。结合文献中对汉律章句的记载及出土简牍中的律令条文来认识汉律章句的特点,可以看出某些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

浅议井窖出土简牍的二重属性

李学勤在《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序》中写道,走马楼三国吴简与走马楼西汉简时间跨度都不大,“故其码放入井,似为故意安排,很难说成是废弃行为”,与益阳兔子山遗址所出的废弃简牍明显有别;他还写道,“简材与简牍共存,属保存还是废弃行为就更难判断了。凡此种种,都有待我们深入探究”^(①)。有鉴于此,小文拟就井窖出土简牍的性质问题,展开粗浅论述,希冀能有些许推进;论断是否妥当,也请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