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川彭州竹瓦街出土“列罍”问题的再研究

20世纪50年代后,四川彭县竹瓦街的两处窖藏出土过两批青铜罍。第一批在1959年,一号窖藏出土五件青铜罍;第二批在1980年,二号窖藏出土四件青铜罍。冯汉骥认为一号窖藏出土的五件青铜罍可视之为列罍,而后赵殿增赞同冯汉骥的观点,并认为二号窖藏原来应为五件,由于某种原因有一件未埋入坑中。本文认为竹瓦街的青铜罍不符合所谓“列罍”标准。从理论上来说,窖藏铜器的性质不同于墓葬铜器,组合关系不可信,利用窖藏资料来研究青铜器的组合关系,是有风险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竹瓦街一号窖藏出土五件罍,二号窖藏出土四件罍,已经显示出两处出土罍的数量不同,而且其中有成双成对的三组罍,也明显不符合“列器”的规则。况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竹瓦街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有出土所谓“列罍”的考古实例。

西周南淮夷称名与军事考

南淮夷之称,仅见于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由《生盨》、《敔簋》、《虢仲盨》《禹鼎》、《兮甲盘》、《驹父盨盖》等器铭可知,南淮夷军事实力强盛,作为周王朝的一支劲敌,多次侵入内地,打到今陕西商县一带,震动朝野。基于这一点,凡欲研究西周晚期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周边民族关系史,无不注目于南淮夷。本文拟运用青铜器铭文,整理排列,对照文献,从南淮夷与东夷、淮夷、南夷的复杂关系中探求南淮夷的来龙去脉及其军事地位和作用。

新出杞伯簋浅谈

本文介绍一件形制特殊的豆形杞伯簋,通过与其它相关陶器、青铜器的对比研究,并结合杞国的历史地理情况,指出这件豆形杞伯簋是杞人的一种创造,对认识青铜簋的演变以及杞国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

1993年,作者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说"的论点。1989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出土一件应侯鼎,鼎铭显示周武王的庙号为"日丁",似与"周人不用日名说"相抵牾。本文则认为:十多年来,能证明"周人不用日名说"的青铜器很多,达159件,而"周人用日名"的铜器只有应侯鼎一件,是为特例。况且偶尔使用日名的周人仅限于极少数姬周上层贵族,主要在成康时期,是西周初期殷周文化交流的反映,因此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不足以动摇"周人不用日名说"这一论点。

关于中国青铜器大型图录书的订正意见

20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青铜器的大型图录书籍,诸如<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以下简称<精华>)、<中国青铜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以下简称<河青>)、<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以下简称<陕青>),对于宣传、研究中国青铜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影响巨大.或许是书出于多人之手,协调不够,书中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大多属于常识,问题并不深奥,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术界对于青铜器的阐释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和充分的协商讨论.为促进青铜器的规范化研究,本文对上述图书试作一点订正工作,不妥之处还请海内外专家指正.……

新见金文与穆王铜器断代

本文首先分析了新见到的3件铜器:鼎、26年倗叔壶与28年簋,论证它们都是穆王时期的铜器。并以此为基点,讨论了两件年代有争议的铜器:24年簋和30年吴盉,推定这两件铜器也是穆王时期的铜器,而且是标准器。然后将这几件标准器与以往所知的穆王时期标准器联系在一起,共得穆王标准器13件。据此第一次提出一个王世有"标准器群"的概念,认为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重新认识穆王时期铜器的面貌,对于西周册命制度的研究,对于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也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在中国调查三角缘神兽镜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三论洛阳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

关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由来问题,一直是日本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很多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来自中国。因此,希望在中国境内发现三角缘神兽镜。本文认为要实现这一夙愿,在进行调查时,要具有与先前不同的思路和方法,采取调查公家馆藏展品、古玩市场展品、私家收藏品三结合的原则。作者在十多年间,在对鄂州、绍兴、洛阳等地的铜镜进行广泛深入地调查之后,认定在洛阳地区寻找最为合适,而且也确实在洛阳发现了多枚三角缘神兽镜,为解决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由来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关于周公庙墓地性质的另类思考

关于陕西岐山县周公庙墓地的性质，学术界已经形成两种比较有影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两周王陵，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周公家族墓地。只有两种意见未免显得寂寥。今应《文博》约稿，不便再重复他说，试提出另类想法，增添点气氛。

关于青铜器定名的几点思考——从伯湄父簋的定名谈起

本文从分析一件定名有争议的青铜器——伯湄父簋入手,认为青铜器的定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件器物,必须了解这一类器物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以及它与其它器物(同出的陶器和其它铜器)的关联与区别,才能把握住它的性质,给它以正确定名。利用这些定名原则与方法,本文总结出包括伯湄父簋在内的豆形簋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豆的区别,认为伯湄父器是簋而不是豆,并据此分析了其它几件定名上有争议的青铜器。

宝鸡出土周初青铜器的历史地位

西周初期宝鸡地区的青铜器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从器形特点而言,青铜禁、方座簋、四耳簋、编钟、剑都是宝鸡青铜器群中颇具特色的器物;从纹饰而言,向外飞射的棱角、尖刺乳钉纹、蜗纹是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独特装饰风格;从器形组合而言,鼎、簋组合,觚、爵、斝减少,铭尊、卣组合的出现是宝鸡出土周初的青铜器的特点。宝鸡出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以上特征,是由于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从宝鸡出土族徽铜器可发现商周大部族国,与远方部族国、高度发达青铜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交流。

皿屖方座簋和皿天全方罍

本文旨在对陕西陇县出土的皿屖方座簋、旬邑出土的皿戟与湖南桃源出土的皿天全方罍做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一个家族的器物。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论证皿天全方罍的年代未必如以往所认为的在商代晚期,很有可能已进入西周初年,并在此时从陕西来到湖南。皿方罍出土在湖南有两种可能:一是随分封到湖南的诸侯来到湖南,一是随南征将领来到湖南。说明在西周早期,处在陕西关中的周王室与湖南的国族就有密切的往来。

青铜簠兴起于宝鸡说

本文依据陕西宝鸡石鼓山2013年岁末发掘出土的两件青铜簠资料,并结合传世的西周早期青铜簠,指出宝鸡出土的青铜簠具有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体量最大且形成组合的特点,可以认为青铜簠最先兴起于宝鸡地区。这与宝鸡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有关,也与宝鸡地区重食的文化氛围与传统有关。

幽王铜器新探

自古帝王多风流.然而,风流到只爱美人不爱江山,这样的帝王却不多见.西周的幽王就是其中之一,为博褒姒一笑,竟断送三百年王朝基业."烽火戏诸侯"遂成为中国百姓熟知的故事.幽王虽无作为,却也因此而名噪天下.

逨盘与西周王年

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逨盘,其铭文记载周文王至宣王的世次以及相对应的单逨家族的世次,将其与相关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估算出西周总积年和诸王在位时间的长短,于西周王年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部令人惊异的好书——读《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彙编》

今年五月,我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邀作短期访问.事后,朋友们问我:阿里山去否?回答:没有;再问:日月潭去否?回答还是没有.问者感叹:那你做什么去了?我说买书啊!此次台湾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买到了一套刚刚出版的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编辑的《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彙编》(下简称《新收》),我非常满意,因为这是一部我心仪已久的书籍.……

西周周王铜器论列

目前已出土的西周时期周王为宗庙、祖先及其他人所作铜器大致有19件,从它们的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的特点,可推测出陕西岐山周王庙西周贵族墓葬群的发现,将对西周铜器的组合形成与分期断代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并揭示西周社会历史的诸多奥秘。

刘五四的刻瓷艺术

作为工艺美术的一个分支,中国刻瓷艺术源远流长。它源于宋,发展于明,兴盛于清末民国初,被誉为东方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与其它艺术不同的是,以精湛的刀法,将书法的韵致与绘画的意境镌刻在瓷器上,融书、画、刻于一体,使瓷器具有更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因而倍受世人的青睐。唯因其工艺过程复杂,费时费力,成功率低,

我是怎样走上青铜器研究之路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比较单一。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工作、学习之余,主要的消遣是买书、借书、读书,我也不例外。星期天不是在小人书摊上,就是在新华书店。初中我就读于西安中学,班里有很多高干子弟,他们能弄来世界名著,什么《无头骑士》《红与黑》《静静的顿河》,更不用说莫泊桑、雨果、蒲宁的小说了。

金文所见西周世族政治

西周一代的政治,实质上是世族的政治。研究西周世族政治,可以对西周社会发展的脉络以及中期开始的土地制度演变的原因等问题,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本文拟以金文资料为主,对西周世族政治的特点、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与影响作一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