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国民政府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

1942年,蒋介石对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访华的态度,经历从拒绝到谨慎邀请再到积极欢迎的变化过程,这与居里第二次访华后,美国政府对华决策的变化几乎同步。出于对美国军事援华与印度独立的重视,国民政府迎接威尔基访华即是对居里访华未竟问题的延续。但经孔祥熙、王世杰为核心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多次会商,形成的《对威尔基谈话时应注意之问题与要点的拟议》并未涉及上述问题。威尔基在会谈中主动抛出军援与印度问题,反令蒋介石措手不及。威尔基访华并未达成实质性成果,这既有“总统特使”与美国驻华使馆之间摩擦的因素,又与国民政府高层准备不力相关。

新中国初期对北京教会中学的接收与改造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新政权就着手对各教会中学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新旧势力的矛盾也逐渐显露。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新政权集聚进步师生的力量,为教会中学的接收与改造打下了政治基础。在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浪潮之下,新政权出台一系列法令,使各教会中学断绝了与教会在经济上的联系,并通过董事会的改组实现了对教会中学的接收与改造,教会中学得以回归人民的怀抱。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国共货币斗争

自1940年冬起,为应对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发行货币,并在各根据地推行禁用法币的政策。国民党政府通过制定应对措施、制造军事磨擦等方式遏制中共边币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各根据地发行多种边币,有力地排挤了法币。而国民党政府未能对政策适时加以改进,其对中共边币的遏制最终破产。及至1942年,坚持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这场货币斗争的胜利。

基于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冶炼生态修复技术分析及应用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也日益成为环境学家研究的热点。土壤中的重金属直接影响了作物的质量,并且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植物冶炼是利用超富集植物修复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并将超富集植物体内富集的重金属加以回收利用的技术。通过介绍植物冶炼金属的超富集机制以及影响因素,概述了植物冶炼不同金属的研究现状。除此之外,还分析了植物冶炼的经济效益、优缺点及其发展前景。目前,植物冶炼的相关研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植物冶炼相关研究的同时,还为植物冶炼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金冲及先生治学答问

自194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从上海到北京,从大学到研究机构,从当年满怀激情、初出茅庐的青年历史工作者到成长为如今著作等身、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金冲及先生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在细致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以创新精神作为推动历史研究不断前进的源动力,才能使历史研究更好地肩负起增强人民爱国主义情感、维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责任。对学问扎实深入,对外界不等不怨,对未来充满希望,金冲及先生的话语中流淌着对新一代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深情关怀与殷切期望。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共晋察冀边币的应对与处理

过往的研究者对于中共根据地边币的考察往往局限在以中共角度切入,忽视了国民政府的反应与对策。仅就晋察冀边币来看,国民政府在1939年5月至1940年7月间,不仅对其一直持续关注,而且在军委会系统、行政院系统及地方军政部门之间的频繁互动之中,先后推出了3套解决方案。但由于国民政府对中共边币研究不足,了解不够,导致其所制订的对策多停留在纸面而难以在形势错综复杂的抗战前线付诸实施,加之其工作效率亦极为拖沓,造成了以上解决方案在残酷的货币斗争中一一破产。

蒋介石与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建

在外敌压境的情形下,如何整合党政军各机构,建构国民党的战时顶层设计,以应对战争考验,是困扰蒋介石的一道难题。1937年8月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和1939年2月建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成为蒋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事实上,由于国防最高会议与身负战时指挥职责的大本营同时创设,作为国防最高会议后继者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只继承了其前身战时决策机构的身份,并不负责军事指挥,且始终未能摆脱烦冗的日常政务。蒋介石通过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重整各专门委员会,继续壮大自己的智囊团队和幕僚组织。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创设,客观上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1939年3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以蒋介石为会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统领大后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作为总动员会的实际操办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领导下的秘书厅统筹指导全国各地,尤其是陪都重庆,举办“国民月会”,使运动得以启动并取得一定成效。蒋介石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抱有多重期待,既希望以此激发长期抗战的精神动力,又企图树立其个人绝对权威,达到“君师合一”之目的,但张群及其掌管下秘书厅并不能让蒋介石满意。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无法充分动员大后方民众,这是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与下层民众相脱离,群众基础薄弱的根本缺陷所致。

王宠惠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国际问题讨论会”

1941年7月,新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奉蒋介石之命,于国防最高委员会下组建"国际问题讨论会",研究战时和战后的外交问题。依照外交部与秘书厅联动的构成方式,王宠惠先后为"国际问题讨论会"延揽了22名具备留学背景与外交工作经验的组员。自1941年10月召开第一次会议起至抗战胜利止,"国际问题讨论会"共召开57次会议,各位组员不但参与会议讨论,还依据外交形势的变化,主动设计题目加以研究。"国际问题讨论会"为国民政府重大外交决策提供依据,亦为其临时交办的外交任务提供对策,取得了一定成果。

打造公益开放的学术型数据库: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以“公益开放”为理念的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以其海量的文献资源及免费的服务,在商业化数据库林立的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抗战文献数据平台构建了学校与学校间、研究者与历史爱好者间及国内与国外间的学术公平环境,这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打造方便好用的数据库的同时,抗战文献数据平台通过挖掘民间收藏的历史文献及开展中学生历史教学活动等方式,不断探索公益开放的学术型数据库服务社会的新模式。依托国家的强大支持,逐步打破信息技术与历史文献之间、数据库与历史研究者之间及各文献数据库之间的壁垒,通过培养兼具历史学功底与计算机基础的复合型人才、借助全文检索带动技术助力、打通底层逻辑实现数据共享等方式,消除商业化数据库所造成的“知识垄断”,更好服务社会,这将成为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为代表的公益开放的学术型数据库所追求的目标。

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蒋介石对汪精卫叛逃的制度因应

抗日战争伊始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存在的制度性缺陷,致使副主席汪精卫在法理上和实际运作中都具有和主席蒋介石近乎等同的权力。汪精卫离渝叛逃后,蒋介石立即创建国防最高委员会,并授意秘书长张群组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张群为蒋介石延揽一批拥有留学背景、曾在大学任教、从政经验丰富的幕僚人员。秘书厅在战时政治运作中,肩负起协调战时党政军各机构的重任,充分响应蒋介石的制度安排与集权需求。

回到真实的历史场域——金冲及史学研究成就述评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金冲及先生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思考历史、分析历史、书写历史,在史学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复旦大学,金冲及先生不但在三尺讲台上挥洒激情,还为我国近现代史的学科与教学体系打下厚重基础。在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金冲及先生主编并撰写了一批权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传记。离休后,金冲及先生积极响应号召,继续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为广大读者奉献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