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紧跟:别让网络投票沦为形式主义

当下,网络投票被一些地方单位用于量化考核评比,3日益沦为形式主义。以压力型体制下的层层分解实现任务“摊票”。近几年,网络投票“评先评优”在一些地方盛行,为了让本单位在网络投票中胜出,把投票当成一种“政治任务”,硬性“分包”给基层单位,要求在投票期内每人每天都要投票、转发并截屏,持续时间从十几天至一个月不等,隔三差五还要提醒,有的每天安排专人报进度。

用好考核“指挥棒”考出干部精气神

精准的绩效考核是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工具,但一些地方由于属地管理运用不够规范、政绩观出现偏差,导致出现“考核泛化”现象。“考核泛化”会引发基层形式主义、基层避责行为加剧等负面效应,甚至产生阻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消极后果。遏制基层干部“考核泛化”要从厘清基层工作重点、优化基层考核方式、树立正确政绩观方面着手,切实推进绩效考核见实效。

问责吸纳控制权:乡村产业振兴项目激励失灵的理论解释——以A省F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中,产业项目因其带来的巨大财政资源和增量绩效,理应有效激发基层政府的能动性。然而,一些地区却出现产业项目对基层政府的激励失灵现象。在“问责吸纳控制权”的分析视野中,问责压力的强化改变了纵向政府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凸显基层行动者的权责失衡样态,这是诱致产业项目激励失灵的深层机制。具体而言,问责总领与检查验收权的向上集中使得基层政府追求控制权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督查问责与正向激励的不均衡加剧了控制权内部冲突,消解了基层干部发展产业项目的主体性,进一步催生出目标设定权的价值偏离,诱发避责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扭曲。对此,需要在总体上重构控制权,通过强化县域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培育乡村内生参与力量破解项目化运作的基层激励失灵困境。

重塑乡村公共性: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以湖南省沙洲村为例

村民自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基石。因此,如何激活村民自治、让村民自治有效运转起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湖南省沙洲村通过整合公共利益、强化公共参与、形塑公共规则以及培育公共精神,重塑了乡村公共性进而全面激活村民自治,使重塑乡村公共性成为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路径。沙洲村案例表明:党建引领中内含的利益整合逻辑、组织化参与逻辑、秩序建构逻辑以及公共精神再造逻辑共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塑,进而激活了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通过党建引领重塑乡村公共性来激活村民自治,一方面回应了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形塑了农村基层党建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互构的基层治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沙洲村探索的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创新实践,不仅通过回答党建引领何以激活村民自治而丰富了村民自治的理论内涵,而且为推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发展、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及实现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沙洲村党建引领激活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多层级系统联动和农村社会力量的成长,也是这一机制推广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条件。

整合式赋能: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中农民主体性的激活机制——以山东B县W村为例

如何提升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基于山东B县W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遵循党建引领、资源整合、还权赋能与均衡共赢机制,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村社集体治权、促发权责一致意识形成了对农民的整合式赋能,从而激活农民主体性。整合式赋能之所以能有效运作,在于其政治逻辑、利益逻辑、权利逻辑和制度逻辑促进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与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双向互动。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再造村社集体与农民之间的制度性关联,不仅增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而且重塑农民的公共精神,进而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和产业发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一条内源式发展道路选择。

社会组织党建中的借力逻辑:以广州D社工机构为例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夯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既有的政党中心论视角主要强调了党自上而下推进社会组织党建的政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组织能动性。广州D社工机构这一案例从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揭示了社工机构主动推进党建工作的内在逻辑。通过借力于党建,既夯实了社工机构的政治合法性,又增强了社工机构的资源聚合性。这一发现既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组织党建中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统一性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社会组织党建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和创造力的研究。

论人民代表大会在绩效预算改革中的运作与影响——以广东省A区为例

在当代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是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由于缺乏科学有力、具体可行的制度安排,人大的预算监督在实践中往往被大大弱化。通过参与式观察及无结构访谈的形式搜集广东省A区开展绩效预算改革的实证资料后发现,尽管以财政部门为主导的绩效预算改革模式缓解了人大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有助于加强人大的预算监督,但由于人大在改革中未能发挥主导作用而损害了绩效预算改革的最终效果。因此,发挥人大的内在优势,并以构建强化人大预算监督的制度安排为主要目标,应当是当前地方政府推行绩效预算改革的不二选择,而强化预算体制的公共性则应当是绩效预算改革的基本主轴。

从结构论争到行动分析:海外中国NGO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NGO的发展一直是海外学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由于其复杂性与多样性,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NGO的发展及其日益扩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将海外学者的研究归纳为依托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理论的结构研究与关注NGO行为的行动研究,力图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研究中国NGO的整体图式。本文认为,"结构研究"基于"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离,在一国的政治与权力配置层面上思考问题,侧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行动研究"则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来洞察与把握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交融的机制、策略与路径,倡导关注NGO的行动。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党建引领:地方治理的本土经验与理论贡献

作为“中国之治”核心元素的党建引领,在地方治理研究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相应的地方治理研究未能充分反映党领导的地方治理实践的全面性与核心要义。因而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研究一方面需要反思其研究方法与研究视野,另一方面需要全面引入“党建引领”这一视阈来提炼本土化的中国地方治理。为此,从“事件—过程”维度去梳理地方治理中党建引领何以协调国家机关体系、何以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局、何以整合多元主体以及何以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地方治理研究中全面引入党建引领的视阈,目的在于重构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研究的话语体系,将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本土经验提升为中国地方治理的理论贡献。

从行政性治理到多元共治:当代中国环境治理的转型思考

近年来,环境污染正在成为中国政府治理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实践证明,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性治理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能遏止日趋恶化的环境形势。而从有限的几起环保事件来看,非行政性力量的积极参与与多元合作共治,使得中国的环境治理有了走出困境的可能。从行政性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转型,不仅具有理论必要性,也不乏实践合法性与可能性。因此,应该尽快通过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以实现中国环境治理的转型。

从维权抗争到协商对话:当代中国民主建设新思路

民主建设应该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理性交流过程,但当代中国的国家权力运行却面临着公民权利的激情挑战。从三起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成功案例来看,国家权力在遭遇公民权利的激情碰撞时,直面民众呼声、开启互动平台,最终将公民的维权激情导入理性的协商程序,不仅消弭了危及社会稳定的隐患,而且增进了政府与民众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如果这种协商对话平台能够逐步规范化进而成为一种反思性制度安排,那么它就是建立在公民有序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因此,从维权抗争到协商对话,应该开启当代中国民主建设的新思路。一方面,对于国家权力而言,既应尽快落实对法治与民主的承诺,也应建立健全规范化的与民众进行交流对话的制度化平台;另一方面,必须发展有序的公民参与,即让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通过畅通的制度化渠道和规范化的机制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

党建何以引领社工机构发展——以A市F机构为例

党建引领社工机构发展,既有其现实背景和内在动力,又是实践"党领导一切"这一政治原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关键举措。通过对A市F机构的个案研究发现,党建引领社工机构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引领社工机构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党建引领,执政党利用制度铺垫和组织渗透将"党支部建设到社工机构之中",夯实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社工机构通过党的思想和政治引领、资源整合与平台建设等,提升了专业化服务能力。因此,党建引领A市F机构的实践表明:党的根本宗旨与社工机构的专业化理念之间存在着契合性,党建引领的政治目标与社工机构专业化自主运作的治理目标能够相互促进。显然,与既有主流研究主张的"脱嵌"殊异的是,党建引领应该成为社工机构自主性成长和专业化发展的新思路。与此同时,缓解党建引领社工机构发展中政治话语与专业话语之间的内在张力、规避党进社退的发展风险等,也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基本命题。

组织间网络理论:公共行政学的新视野

科层制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市场治理机制的替代,但科层制治理机制在实践中也不断暴露出种种弊端;组织间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机制,是对市场与科层制的超越;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表明,组织间网络理论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

府际治理：当代中国府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向

改革以来,随着府际关系实践的改革,府际关系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先后围绕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是,既有以政府为基本行动者的府际关系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应该拓宽既有府际关系研究的视野,走向府际治理。

从区域行政到区域治理：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向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发展中,为了解决诸多区域治理难题,逐步实现了从行政区行政向区域行政的转型。但是,通过对近年来两个三角洲区域行政的评估,表明其在解决一部分问题的同时,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并未破解区域合作的迷局。由于两个三角洲的区域合作是一种缺乏治理的地方政府间协调与合作,所以无法有效治理区域发展中诸多公共性问题。因此,要提升两个三角洲区域整体竞争力,应该适时从区域行政向区域治理转型。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与反思

当前,国内有关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种研究视角,即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和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视角。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也提出了两种改革路径,即促进地方政府间合作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尽管这些研究文献在理论论证上是自洽的,但却模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背后的逻辑。而且,因为其讨论仅仅停留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治理制度层面,也无法真正理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因此,要理顺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必须立足于变革制度环境、健全治理机制和规范行为主体三个层面的综合发展。

新区域主义：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新思路

20世纪以来,大都市区治理一直是美国公共政策争论的主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改革传统与公共选择视角间的争论一直主导着当代美国的大都市区治理,但由于两者都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只能为大都市区治理提供有限的指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与改革传统和公共选择视角立足于结构性改革不同的是,新区域主义更强调治理过程,主张通过在相关主体间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提高区域性竞争力。尽管新区域主义面临诸多挑战,但它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都市区治理思路,对促进当代中国城市群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既有的"国家中心论"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依然面临着非均等化的挑战。因此,应该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包括:强化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理顺政府间关系、实现协同治理、建立健全公民参与与问责机制、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治化。

治理视阈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

既有的"政府中心论"理论研究与实践运作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应从治理视阈更全面地反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参与机制和有效协作的治理机制,尽管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但依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从治理视阈看,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应该包括:一方面,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意愿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精准对接公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在完善基本财力保障的基础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协作治理机制,有效实现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