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生态经济地理:一个有利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融合的构想

回应当前学界关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能否走向融合的讨论,文章构建了一个有利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融合的生态经济地理分析框架,提出关注“人”作为本身级联产业、技术、制度系统复杂关联的地域巨系统的能动性变化,及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双向反馈关系,通过探讨环境变化和技术变革背景下人地系统耦合机制和调控途径,在综合权衡中寻找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答案。选用“桑-基鱼塘生态经济系统百年演变”“数据中心的‘数-能-水’系统级联”“生态修复规划的人文视角”3个案例来阐明生态经济地理的研究视角与思路。最后,围绕“格局―过程―关联―路径”的分析框架,提出了生态经济地理需重点关注的4个研究议题: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要素耦合格局、不同系统间要素流动过程及影响、生态经济耦合系统的区域复杂关联、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以上述议题为牵引,加强自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相互协作,促进地理学科的融合发展,提升地理学解决综合性问题的能力。

中国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

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国家战略层面密集部署,成为培育新兴产业和构筑新兴产业链的重要支撑。鉴于现有研究对城市空间尺度“新基建”影响新兴产业链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关注有限,该文分析2011—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新基建”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特征,揭示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取得快速发展,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形成空间集聚;②城市“新基建”综合发展水平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应用层、中游技术层和上游基础层,推动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③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效应在空间上主要凸显于东部沿海地区和核心城市群,影响程度在城市群发展梯队之间的空间异质性超过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空间异质性,第一梯队城市群正成为城市“新基建”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研究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广州、深圳,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珠海、佛山,是区域联系的副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策。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及其空间特征

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是城市规划中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对准确预测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合理确定城镇体系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年来首位度、回归斜率、城市规模基尼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变化以及城市规模成长空间特征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城市群城市规模成长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以及研究中的困扰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佛山市高明区生态安全格局和建设用地扩展预案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已上升到生态安全的层面。以人类生存安全和理想人居环境为目标,基于空间数据和统计资料,利用景观安全格局原理和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构建了包含基本保障格局-缓冲格局-最优格局3个级别的水安全格局、地质灾害安全格局、大气安全格局、生物保护安全格局和农田安全格局,叠加得到高明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明区建设用地扩展最优方案和生态功能分区。结果显示,并非生态安全格局水平越高,城乡发展模式越优,缓冲生态安全格局下的高明区建设用地扩展模式,最可能实现生态安全保护与城镇扩展的和谐发展。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明确了区域的生态环境敏感区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区,为区域生态功能分区提供了新的思路。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时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数目不断增加,单以非农人口比重这一标准衡量城镇化水平并不能全面反映城镇化的内涵,因此,如何理性评价当前的城镇化状态值得思考。城镇化包含人口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的过程,同样也包括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在归纳总结城镇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衡量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并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状态。通过时间序列演算,发现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且从2002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空间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具有水平总体偏低、阶段差距大、区域分异明显等特点。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2)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3)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中外城镇群体空间研究进展与评述

工业革命以来,不断涌现的城镇群体化现象促使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不得不由个体走向群体,从而开拓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新领域——城镇群体空间研究。在对西方及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研究阶段、观点及成果进行系统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国内学者10多年来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上的进展,同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我国未来城镇群体研究的方向。

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区域层面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解析是有效实现碳减排的重要研究议题。以经典的IPAT模型为基础,采用扩展的STIRPAT环境压力评价模型,对1990—2014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驱动因素对于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各个影响因素对广东省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各不相同,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对碳排放增长作用显著,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

新疆,中国西部的欠发达区域,如何在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碳排放的减速增长是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命题,对于实现国家的减排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经典的Kaya恒等式进行扩展,并采用基于LMDI的完全分解模型,解析了1952年—2010年新疆的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依据1952年以来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碳排放总量演变特征,并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等,将新疆的一次能源消费的碳排放划分为6个演变阶段,定量分析了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替代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贡献作用,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1)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是新疆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2)能源强度效应在1978年之前对碳排放的增长表现为正效应,主要原因是极低的能源利用效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改革开放之后,能源强度效应成为遏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贡献因子。(3)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替代效应也是遏制新疆碳排放增长的主要贡献因子,但是其贡献作用还比较小,主要是因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还比较低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广东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民系特征

为了解传统村落在广东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与国内其他省份空间分布情况差异以及其与民系特征的关系,以广东省126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空间自相关和民系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省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与国内其他省份传统村落的分布类型相似;从地市尺度来看,广东省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梅州、清远、广州、湛江和肇庆等地市;总体上呈不均衡分布,区域尺度上主要分布于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空间分布密度差异显著,全省分布密度为0.59个/千km^2,梅州市最高,达到2.14个/千km^2;全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存在梅州―潮汕区、广佛―东莞区、湛江雷州区以及清远连州区等4个比较明显的集聚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规模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的特性,整体上呈现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分布格局;广东省传统村落主要分布在广府、客家民系中,分布密度最高的民系为少数民族区,达1.31个/千km^2,其次为韶州土话民系区,为1.00个/千km^2,尽管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区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但由于这两大民系在广东省分布面较广,密度分别只有0.59和0.48个/千km^2。

城市群落学:城市群现象的生态学解读

以现代城市是具有生态智慧的特殊生命体为理论前提,认为应当用生态学的方法和理论对城市群现象进行重新解读。首先,阐述不同历史时期城市之间的作用形式,指出新经济时期城市群的生物群落特性,并对城市群落和城市群落学进行概念界定。进而,解析城市群落的组成和空间结构,将城市群落的成员划分为优势城市和从属城市以及关键城市和冗余城市,将城市群落空间结构划分为“城市生态金字塔”垂直结构和“缀块、廊道、基底”水平结构。最后,阐述城市个体间的竞争、捕食、寄生和共生等生态行为以及城市群落的自然选择、协同进化和演替等生态功能。

“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

强调与自然生态融合的"生态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是目前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热点。本文以"生态"为基本线索,将国内外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历史划分为"生态自发"、"生态失落"、"生态回归"、"生态革命"四个阶段,并回顾了各个阶段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经典理论与方法。旨在理清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中的"生态脉络",从而为把握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一些线索与参考。

港口体系演化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分析

区域港口体系的结构和层次是不断变化的,根据各港口功能和作用的大小不同的变化,港口体系演化变现为集中化发展和分散化发展两种趋势。影响港口体系演化的因素很多,具体可归纳为技术进步因素、区位因素、航运市场因素、政策和政治因素四类。在集装箱革命之前,区位因素是影响港口体系结构的主要因素,而集装箱化之后,新技术的应用、航运市场在港口体系层次变化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策和政治因素是港口体系发展的背景因素,其影响力一直较大。最后通过构建港口体系动力模型,详细阐述了各个因素对港口体系演化的影响过程和驱动机制,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于港口体系集中化和分散化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城市竞争策略研究

将城市视为具有生态智慧的特殊生命体,认为城市之间存在着与生物界相似的“生态关系”。首先,在对物种生态位和城市生态位的概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竞争生态位的概念并阐述其内涵。进而,论述城市竞争生态位的多维性以及城市竞争生态位重叠和分离现象的发生机理。最后,将城市竞争生态位理论应用到城市竞争策略的研究中去,从生态智慧的角度对城市竞争策略进行重新解读,指出现代城市应当通过错位竞争策略、选择性变异策略和互惠共生策略来实现城市间的共存共荣。

汕尾市雾霾天气的能见度多时间尺度特征分析

根据汕尾气象台1961～2003年共43a的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对汕尾市雾霾天气的能见度多时间尺度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汕尾市雾霾天气能见度的时次变化都是在08时次出现最多，在08～14时次逐渐减少，在14时次出现最少；霾天气逐月变化不明显，轻雾和雾主要出现在冬春季节，以春季为多；霾在80年代后出现次数明显增多，而雾则在70年代以后出现次数多，但雾天气年代变化不明显，主要原因可能是城市污染的逐年加重，引起雾霾天气次数明显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