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新新中国的经验叙述--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访谈

徐勇（以下简称徐）：作为学术研究，在我们的理解中，其首要的问题应是与时代和社会保持一种必要的距离。而当现实或时代产生新的经验时，学术研究应做如何反应？

张颐武:实现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既让人服又让人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文化安全是前提和必然要求。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完整性并不断传承和发展的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为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取保国家文化利益不受侵害。文化安全问题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遇到的。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张颐武：文化的新变--“90后”与“现场感”

2016年，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迅速且复杂，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和新亮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互联网主导大众文化转型趋势明显，传统文化产业如电影市场在前几年的巨大增长之后迎来了调整的“阵痛期”……各种活跃纷繁的文化现象中有一个群体和一种体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跨界的重制——从《繁花》改编切入

本文从电视剧《繁花》切入,探讨当下“改编”的发展。通过对于“改编”形态的探究,分析“改编”在当下的影视文化发展中的特征。

张颐武的本土符号学研究——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中)

二、口语化/欧化:冲突中的发展白话作为文学书面语地位的确立,使得人们必须认真探讨白话本身的特点及其运作方式。因此,成仿吾在一九二三年提出新文学的三种使命中,就包括“对于国语的使命”他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我们的语言创造些新的丰富的表现!我们不可忘了新文学的使命之一部分即存在这里!为不辱这一部分的使命,我们今后要有意识地多多在表现上努力”。这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意见。新文学除了在和《学衡》、《甲寅》等保守派的刊物论战中讨论了文言/白话的更替问题外,对白话自身的发展和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超出五四初期的水平。

张颐武: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立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固步自封,一定要同大时代有联系。在当下的大时代中,如何对时代的发展有深刻理解,如何回应时代提出的精神命题,其实是文艺创作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植根于中国大地,植根于当下时代,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有其真正的价值。

张颐武的本土符号学研究(上)——二十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

引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实践的格局在急剧地变化着。这一变化的速度和方向每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似乎被语言的洪流带向不可知的未来。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似乎都处于一种极为亢奋和焦虑的情绪之中,被各种新的创造所吸引。我们还来不及判断一个潮流的意义和价值,就又被新的潮流席卷而去。八十年代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驳杂、令人眼花缭乱的遗产,其意义和影响尚有待于我们未来的重新思考。但我们的后来者一定会怀念这一段不可重现的“青春期”般活跃的文学时代。但对我个人来说,八十年代最重要的遗产是中国文学的“语言的自觉”的潮流。

网络时代不可或缺的执政策略

网络舆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 人民论坛：您怎样看待网络舆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张颐武：网络舆论对中国整个政治文化的开放性、多样性都有积极影响,广开言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都有积极意义。网络舆论和其他舆论都是舆论发布的渠道,网络舆论的特点是：

北京的写作:可能与期望

北京的写作：可能与期望张颐武北京的文学写作将会向何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引发讨论的问题。北京既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古城，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的认同与选择；但北京又是一个不断成长，经历着急速的发展冲动的国际大都市，它正处在最为迅速的变...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学者张颐武:文化“走出去”要注重实效

建立对绩效的评估机制,以科学的方式对'走出去'活动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尤其对于政府的投入,应有更为完善的评估机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

回忆阎公

2016年2月12日3时07分,著名词作家,也是传播界的大师阎肃先生驾鹤西归,中国文化界失去了一位长者。为了纪念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感动中国的好人,本刊特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张颐武先生撰写了一篇怀念文章,以飨读者。张颐武先生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他在文章中说阎肃先生"小处多帮人,大处很通透",这的确是非常到位的观察,相信熟悉阎老的朋友估计都会"于我心有戚戚焉"。

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

本文通过对当下的电视本文的读解 ,揭示“新世纪文化”转型的一些新的文化特征 ,指出一种以“中等收入者”为中心的“新大众”的浮现 ,以及底层意识的转换所显现的“新大众”特征的出现是当下文化转型的关键特征 ;同时 ,消费主义的“新美学”的出现也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机制中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对于这些新的文化形态的复杂性的探索是本文的目标。

后现代性与“后新时期”

“后现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幻象,一种真实,还是学院隐士们的新的理论杂耍? 不管我们对“后现代”有什么看法,有关后现代与中国的讨论正在展开,它在我们人文话语中的位置似乎也越来越重要了,这景象本身就值得注意。因为“后现代”这个名词从一九八五年杜克大学的詹明信教授在北京大学讲授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

日常生活平庸性的回应——“新世纪文学”的一个侧面

当前的“新世纪文学”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新文学”实现了超越,一是对文学直接投射“现实”的可能性的反思,并导致了对于文学复杂性的再认识；一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具体性,致使一种日常生活的特色开始呈现出来。这两种文学走向都是对当下历史境遇的投射和反映。但这种反映也凸现了一种持续的困扰和焦虑,即如何面时日常生活本身的平庸性问题。这种时日常生活平庸性的感受,正是当前境遇下文学的典型表征。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及“新少年写作”等文学现象中,显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所带来的新困扰,而对这种平庸性的焦虑与不安仍然是新语境下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

中国电影理论一直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即启蒙论和娱乐论的冲突。这一矛盾始终缠绕着百年的中国电影史,也是中国电影内在的价值冲突。启蒙论和娱乐论都是中国电影的“现代性”的展开。当下中国的新世纪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伴随着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高速成长,中国的“脱第三世界”和“脱贫困”的趋势在迅速发展,中国电影市场和工业的运作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启蒙论/娱乐论之二元对立己无法存在下去。一方面是娱乐论和启蒙论的原有秩序被颠倒,两者的原有定位己无法维持,娱乐论开始压倒启蒙论,但娱乐论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想象的再定位己经超越了原有启蒙论所想象和限定的范围。本文从“身体”的角度切入分析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

本文通过对于20世纪30年代舒湮的《中国电影的本质问题》一文的读解,提出了关于当下中国电影和国家发展联系的命题,并对其在文化软实力展现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文章分析了从好莱坞大片的引进到中国大片发展的过程,点明中国电影最近的发展正是软实力展开的最初阶段,并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

“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张颐武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我再一次问我自己／问我到底爱不爱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今天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