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生产初探—众包软件的迷思——以手机APP“微差事”为例

互联网不仅对中国的新闻传播、媒介生态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对传统社会化大生产也逐渐产生了解构效应。出现了以互联网为基础,以移动终端为生产工具的众包生产模式,打破了以往劳资双方需要建立固定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履行社会保障合约的用工方式。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出发,考察众包生产模式究竟是否如其所言,开发网民智慧,改良生产关系,提高企业活力。还是打着"集思广益"的旗号,利用免费劳动力,规避用工成本,无偿占用闲暇时间为其从事生产活动的新型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使广大用户沦为"网络劳工"。研究发现,相比传统媒介"注意力经济"依靠观众眼球谋利的模式,新媒体众包模式不仅更主动的利用受众闲暇时间为其创造财富,更以极为低廉的成本套取用户个人信息,以便实现更为精确的商业营销目的,对受众形成多重剥削。

外媒微博的中国议题建构研究——以朝日新闻中文网微博栏目为例

随着微博的普及,大量境外媒体纷纷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其中,以路透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朝日新闻中文网等为代表的一批外媒微博,在提供大量本国新闻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中国事务报道,试图在中国议题上发挥独特的影响。一出于迥异的新闻操作理念和手法。

传播研究与学术公共性:“大数据”热潮的冷思考

自涂子沛《大数据》一书出版以来,"大数据"一词风靡各行各业,乐观情绪成为主流态度。不仅主流媒体对"大数据"大加赞扬,预言"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新闻传播学界亦不乏学者对"大数据"溢于言表的拥抱态度,认为其不仅给新闻传播实务界,同时也给传播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福音。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任何一种技术并不是完全中立和去价值观的。对于传播研究领域来说,与商业营销逻辑过于亲密的"大数据"概念与方法,如果只能徒然增加功能主义经验研究的工具性效益,与反思传播权力不平等、关注个体传播权益,以及重建中国媒体公共性无任何裨益的话,只能成为学科发展的又一桎梏。

调解类电视节目公共性研究——以SMG新娱乐频道《新老娘舅》栏目为例

本文使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新老娘舅》各节目元素予以量化与描述性分析,关注传播伦理、媒介权力和公共性等问题,试图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媒介伦理的角度对电视调解类栏目提出公共性质疑,反思该类节目是否与"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起点背道而驰。

我国传媒热点现象的文化研究进路

自传播学引入中国,本土传播研究领域在方法论维度上就出现了渐进但清晰的分野,从新闻学质化的、定性分析逐渐走向传播学经验的、定量分析的潮流,后者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直为后起的学术群体趋之若鹜。近年来,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两种取向的学术实践表现出极高的理论阐释力,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对人的关怀。对当下热点、焦点的传媒现象,诸如抗战剧泛滥、歌唱选秀铺天盖地、纸媒衰落等,都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展开学术考察。

智能社会语境下的数据治理如何助力性别平等

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下,性别歧视开始溢出传统范畴并向线上空间蔓延,广泛存在于人脸识别、搜索推荐、智能招聘、金融授信等场景中。现有治理思路偏重算法规制,靠近技术生命周期末端,事后监管色彩较浓,而数据采集、分类和输入过程中的源头质量问题和隐蔽的权力关系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弥合“性别数据鸿沟/缺口”或可解决部分问题,但性别数据治理是一个场景颗粒度非常高的综合性工程,有的问题(特别是生理/生物性别领域)可依靠增加女性数据供应来解决,而有的问题(往往是社会性别领域)则恰恰需要降低算法的性别敏感度,取消数据的性别分类,让机器“安能辨我是雄雌”。克服算法性别歧视并让人工智能为女性赋能,治理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数据治理目标,在“差异平等主义”之下灵活识别哪些领域应该训练机器对性别充分敏感,给出技术的“女性可供性”,哪些领域可以通过强制性的技术力量来矫正人为制造和主观上的不平等因素。

剧本改写与价值观的时代变迁——浅析《赵氏孤儿》

陈凯歌导演的作品《赵氏孤儿》改编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复仇》。与传统元杂剧本相比,电影《赵氏孤儿》的剧情存在诸多矛盾与漏洞,影片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与电影的整体形象不符。程婴的英雄形象被矮化,屠岸贾的阴险形象被拔高,程勃的孩子的形象被复杂化。《赵氏孤儿》从"义士伟大的英雄性"的神坛上走下,走向了"平凡真实的凡人性"。而将英雄史诗改变成为凡人传奇,掺杂着诸多无奈的社会因素。

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人工智能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

人工智能替代还是创造就业?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速率沿着各自的轨道同时进行的,"旧去新来"的时间差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技术并非唯一作用因素,还应结合人机关系、劳动力结构、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来综合考察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种类劳动者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最终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机器控制机器"的"强人工智能"阶段到来之时,为防止大规模失业和"弃民"问题的出现,维系人类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世界,批判传播学或可从"数据收入"的角度提供一种后工作的方案。

智慧城市:网络技术、数据监控与未来走向

随着作为智慧城市IT基础设施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系统在智慧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智慧城市建设和治理也离不开运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来进行数据监控,而为了实现对城市居民全天候、全方位的数据监控,政府机构和下一代互联网企业展开密切的合作,呈现“政企联姻”的特点。因此,技术主导和科技企业强势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理念面临挑战和质疑。“人类治理”理念不仅是构筑美好城市生活的“基点”,而且是“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中国“智慧”城市的应有之义。

数据要素红利全民共享机制——基于一、二次分配相结合的探索

当前,主流产学研通过把用户-数据间关系锁定在人格范畴上,事实上否认了用户数据财产权的存在,并将数据要素的红利分配问题完全等同于市场主体获得合理收益;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则鲜明主张广大互联网用户应获得回馈,但这层经济关系却被刻意遮蔽。“数据二十条”出台后,建立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和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之上的“数据财政”初现雏形,使数据红利的二次分配成为可能;用户数据贡献的计算难题也将有望在Web3.0时代获得突破,不应继续回避一次分配。将抽象的批判理论落到具体实践中,可构想一种兼顾一、二次分配的新型数据社保模式,充实社保基金并实现全民反哺。

阐释危机与本土化难题——反思国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瓶颈

传播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半个世纪,经过数代学人的引介和开拓,其边缘地位已大为改观。不过,在一片繁荣之下亦藏隐忧。不少研究的分析过程不谈政治,也很少处理真的经济问题。一些“公式化”的原始概念尚未完成理论旅行和本土化结合,就被拿来解释中国现象,重复生产和论证常识的现象突出,似乎陷入某种阐释危机和知识生产瓶颈。这在数字劳动、监视资本主义和平台经济研究中尤为明显。作为批判学派的一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紧迫任务可能是重建与母体学科政治经济学的血脉关联,避免用道德情怀简化论证过程,特别是接通与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对话,切实研究新技术条件下的本土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型传播政治经济学。

迈向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

作为"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全程见证了它从姚建华博士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到一篇篇精挑细选的论文、字斟句酌的导读,再到一套齐齐整整、色彩绚烂的成书摆在了我的案头。当丛书最后一本《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付梓之际,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如释重负。当然,丛书的主题可能没有这么色彩斑斓、河清海晏,也许还有些许的沉重。

中介化的现实：全球挑战--第23届“北欧媒介研究双年会”学术综述

"北欧媒介研究双年会"是北欧五国(芬兰、丹麦、挪威、瑞典、冰岛)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规格最高的联合会议,每两年由北欧媒介研究学会(Nordic Media Research Associations)、瑞典哥德堡大学北欧媒介与传播研究信息中心(Nordic Information Centr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University of Gothenburg)与其中一国共同发起。自1973年首次在挪威奥斯陆举办以来,已走过了45个春秋。2017年8月16—19日,第23届"北欧媒介研究双年会"在芬兰坦佩雷市召开,由芬兰媒介与传播学会(Finnish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芬兰坦佩雷大学(University of Tampere)传播科学系承办。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北欧五国、美国、英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350多位研究者与会,笔者作为正会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本届会议的主题为"中介化的现实——全球挑战"(Mediated Realities-Global Challenges)

数字劳工与下一代互联网

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分析了下一代互联网的关键要素: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文章认为,下一代互联网中的从业者并不都从事光鲜亮丽的劳动,还包括非洲开采稀有金属的工人、在中国工厂生产i Phone的工人,以及网站商业内容管理员和零工经济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条件恶劣、收入低廉、缺乏保障,甚至被引导自我剥削。本文还讨论了自动化对工作的影响,包括零售业的萧条及大规模失业,创造性和信息化劳动岗位也朝不保夕,随着下一代互联网的发展,自动化引发的失业预测可能最终实现。最后,文章提供了可能的应对方案,包括重新工会化和各国正在实验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重返意义:社会科学要说点什么吗

美国作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于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极具个人风格的小说《斯通纳》(Stoner)在数十年后再版,并以席卷全世界的态势重新进入21世纪人们的视野。书中塑造的人物——斯通纳,正同威廉姆斯自己一样供职于美国某所大学,他将个人对其时高等教育的感受糅杂于人物身处的工作环境,而那种“偏离纯粹学术研究本质,讲求功利和效率的”[1]教育模式注定了斯通纳格格不入的一生。这本小说令当代学术圈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将自己一生奉献于学术的主人公却只生产出博士论文一篇作品,他寂寂无闻的人生最终以仅有的光辉之作而结束。

这年，我大一

从我出生到现在，是十八年。从我懂事到现在，是十三年。而高考结束到现在，是三个月。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

在劳动研究的学术地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地位独树一帜。传统劳动研究忽视了人类协作和沟通的劳动意义及其价值,而传播政治经济学富有开拓性地将传播与劳动联系起来考察,较为集中地、系统性地分析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劳动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从而开辟出了数字劳动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是数字劳动"这一问题,而后撷英拾萃,介绍数字劳动领域最新的进展与成果,最后从劳动者主体性、社会公共性与研究方法层面展望了数字劳动未来研究的可能路径,以期为学术同道们提供参考。

脸书是一个国家吗?——“Facebookistan”与社交媒体的国家化想象

2018年以来,著名社交网站脸书(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事件引发舆论轩然大波。本文发现,既有学术文献与媒体评论关于社交媒体治理的分析依然是建立在国家–社交媒体企业这个隐含的二元划分之上的,且仅将其视为一个平台或传播工具,这个框架虽然适用于分析其他工业时代跨国公司的权力结构与外部关系,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想象力,无法准确把握实际上已经具有某种"国家能力"的脸书公司的本质。本文从"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一词入手,尝试引入西方学界关于社交媒体国家化的分析视角,探讨脸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者不是一个国家,其内部运作机制是什么及其与现有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

随着传播研究的理论、对象、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一些曾被遮蔽的重要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传播劳动研究。在传播新科技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最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笔者梳理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即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从中国语境出发,呈现本土学者对该议题的思考与贡献。最后,批判性地检视了上述研究存在的局限和盲点,这同时也是数字劳工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可能的源泉。

“看不见”的国际传播:跨境数据流动与中国应对

本文聚焦当前国际间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本地化趋势之间的张力,结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启示,提出三个建议:积极研究国际规制,确保自身合规;努力拓宽合法传输渠道;构建数据保护"中国标准",成为国际认可的数据可流向国,提升数据治理的国际话语权。